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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鲁孙
我是1973年2月退休的，时光弹指老马伏枥，一眨眼已经退了十年多啦。
在没有退休之前，有几位退休的朋友跟我聊天，他们告诉我，刚一退休时光，每天早晨看见交通车一到，同事们一个个衣冠楚楚夹着公事包挤交通车，而自己乍还初服海阔天空，真有说不出的自由自在劲儿，甭提心里有多么舒坦啦。可是再过年把，人家没退休的同仁，加薪的加薪，晋级的晋级，薪俸袋里的大钞，越来越厚，可是再摸摸自己的口袋，越来越瘪，退休福利存款更是日渐萎缩，当年豪气一扫而光，反而天天要研究怎样收紧裤腰带才能应付这开门七大事矣。
生老病死是人人难免的，到了七老八十，红份子虽然未见减少，可是白份子则日渐增多，自然每月跑殡仪馆的次数，就更勤快啦。在殡仪馆吊客中，当然有若干是退休的老朋友，有的数十年未见，虽然在庞眉皓发，可是冲襟宏度不减当年，也有些半年不见，形材腲腇，暗钝愚騃，仿佛变了一个人一样。我看了这样情形之后，深自警悟，一种人是有生之涯有所寄托，一种人是浑浑噩噩，忧闷不快，精神未获纾泄。
我在退休前两年想过，整天忙东忙西的人，骤然闲下来必定感觉手足无措，如何自我排遣，倒要好好考虑一番呢！写字画画是修心养性的好水路，可惜担任公职期间，因工作关系，右拇指主舟筋受伤，握管着力即痛楚不堪。想养点花草培植几座盆栽，蜗居坐南朝北，楼栏除了盛暑偶露晴光外，一年之内难得有几个小时得到日照，这个计划又难实现。
思来想去早年也曾舞文弄墨，只有走爬格子一途，可以不受时空限制。抗战期间，又曾脱离过公职，闷来时也是写点文稿来打发岁月，不过一恢复公职，我就立刻停止写作，一方面公务人员，不可以随便月旦人物时事，同时整天忙碌，抽不出空余时间，也就鼓不起闲情逸致来写作了。
自从重操笔墨生涯，自己制定一个原则，就是只谈饮食游乐，不及其他，以宦海浮沉了半个世纪，如果臧否时事人物，惹些不必要的罗唆，岂不自找麻烦。
寡人有疾，自命好啖，别人也称我馋人。所以，把以往吃过的旨海名馔，写点出来，也就足够自娱娱人的了。
先是在南北各大报章写稿，承蒙各大主编不弃，很少打回标，稿费所入，足敷买薪之资。知友盖仙夏元瑜道长，有一天灵机一动，忽然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开辟了一个九老专栏，特请古物专家庄严、画家白中铮、发俗收藏家孙家骥、京剧名家丁秉遂、历史专家苏同炳、民俗文艺专家郭立诚、动物学家盖仙夏元瑜，还有笔者幸附骥尾，也在里头穷搅和，每周各写一篇，日积月累我居然爬了近二十万字。
当时《人间》主编高信疆，他的夫人柯元馨正主持景象出版社，撺掇我整理之后，把那些小品分类出版。在1976年，我的处女作《中国吃》《南北看》终于出乖露丑跟读者见面啦。紧接着皇冠出版了《天下味》，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了《故园情》。人家写文章都是找资料，看参考书，还要看灵感在家不在家；我写稿是兴到为主，有时一口气写上五六千字，有时东摸摸西看看十天半月不着一字。可是文章积少成多，1980年11月出版《老古董》，1981年8月出版了《大杂烩》《酸甜苦辣咸》，1982年出版了《什锦拼盘》，1983年出版了《说东道西》，以上几部书都是委托大地出版社发行，想不到从1976年到1983年8月之间，居然东拉西扯写了都百万余言，自己也想不到脑子里曾经装了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拙作百分之七十是谈吃，百分之三十是掌故，打算出到第十本就暂时搁笔。朋友们接近热爱退休年龄的日渐增多，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写点不伤脾胃的小品文，倒也是打发岁月的好途径呢！凡我同志，盍兴乎来。
何以遣有生之涯
梨园识小续录——吴铁庵会搬运法
须生吴铁庵，可以说是北平梨园行的鬼才，他在十三四岁时唱一出《铁莲花》，不但做工老到，而且嗓子一点儿雌音也没有，当时人管他叫小怪物；等到过了呛口，老伶工贵俊卿听过吴铁庵几段戏，背后跟人说，铁庵的戏，如果能规规矩矩地唱，过个三五年，除了谭老板，可能就是这孩子的天下了。谁知过不了多久，铁庵得了鼠疮脖子，根本不能唱戏，只要一卯上，就鼠疮蹦裂，终其生唯有给人说说戏，操操琴。
铁庵有一年在潭柘寺陪杨宝忠之父杨小朵消夏，庙里有位和尚，跟铁庵投缘，背着人教了他一套大搬运法，知道的人虽然不多，可是既然有人知道，自然而然就传开了。某年在已凉天气未寒时，有几位朋友在什刹海会堂小聚，其中就有吴铁庵。酒酣耳热之余，大家一再磨烦铁庵露一手给大家看看。铁庵在情不可却之下，于是说：“我敬在座每位一对正阳楼的清蒸蟹盖吧！”（正阳楼在北平，是以卖胜芳大蟹烤牛羊肉出名的）说完，吴铁庵就离席外出，大约十几分钟，跑堂儿的捧着热气腾腾的一大冰盘的蟹盖进来，说这是吴老板的敬菜，跟着铁庵也进来坐下吃螃蟹。在座的有人到厨房看看，果然有正阳楼的包装纸，问问厨子，的确是吴老板亲自送进厨房让蒸的，再打电话问正阳楼，果然是吴老板在柜上买了二十只蟹盖走的。以会贤堂与正阳楼的距离，一在后门，一在前门，就是坐汽车，也要半小时以有才能到达，一个来回，自然在一点钟了；而吴铁庵能在十来分钟从后门到前门跑个来回，真可算神乎其技了。
梨园识小续录——吴铁庵会搬运法
帽子杂谈
古人规定，男子二十而冠，男孩子到了二十岁，一戴上帽子，就算是成人啦！毛头小伙子，显然是没有戴帽子，这个典故，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台湾冬天不算冷，没有冻耳削脸的寒气，加上近年男土流行留
长头发，掩耳垂鬓，当然冬季更用不着戴帽子了。
前些天在光华商场古玩铺，随便闲逛，同去的崔兄跟我说：“你看，这个直古笼统的花瓶，还布满了几个窟窿。”我一看告诉他那是帽筒，清代朝冠有顶有翎，所以升冠之后，把大帽子架在帽筒子上，以免碰了顶子，窝了翎子。目前已无所用，真正成为古董了。
现在一般专门外销手工艺品商店，都陈列有六瓣黑缎子边、红绿花缎子心的瓜皮小帽出售，实际这种瓜皮帽，只是一种耍货，并没有人戴的。当年博仪未成年住在紫禁城未出宫前，他戴的便帽是六瓣天蓝色缎子、镶金色嵌黑丝线压边，顶上钉有乒乓球大小红丝绒结，瓣穗长有二尺，厚盈一握，一磕头瓣穗纷披，非常好玩。
清代对于冠戴衣着，都有一定制度，每年三月换戴凉帽，八月换戴暖帽，由礼部奏奉核定日期，大约总是三月、八月二十日前后，换戴凉帽时，妇女皆换王富，换戴暖帽时，妇女皆换金簪，一切都有规定，不能随便乱来的。
早年戴便帽，所谓瓜皮帽，讲究头顶一品斋，一品斋的便帽是最出名的。他家所用的缎子，都到杭州绸缎庄订织的三三缎子，乌黑发亮，绝不起毛。虽然村红布里，可有软硬之分，硬胎的挺刮光致不能折微软胎的可以折起来，揣在怀里非常方便。夏天换季，就戴官纱或实地纱便帽了。纱便帽也有软硬之分，硬胎内衬细竹皮编织的帽里，斐然有光，让人有凝重之感。江南一带早年也兴戴瓜皮帽，以软胎居多，素缎暗花，也甚雅致，只是顶部过分尖削，南式北派一望而知。关于帽顶，北方人如果椿萱在堂一定是红帽顶，不是素服穿孝，不准用黑帽顶；南方对此则不甚在意，尤其商界人士帽结嘟是易红为黑了。
北地冬寒凛冽，还有一种黑缎便帽，续有棉花的棉瓜皮帽那当然只有硬胎一种，商店跑外的，还有外加黑缎子什纳观音兜以御寒者，由头至颈都可不受风雪吹袭。现在内地的冬季，瓜皮帽早归淘汰，至于加带帽罩更是历史上名词了。
关外冬季特长，像长春、哈尔滨严冬气温，经常摄氏三十度以下，如果不带帽子，可能把耳朵冻掉了。抗战胜利那年的腊月，我因公到长春出差，有位姓吕的科长随行，他是广东三水人，一下火车，坐敞篷马车到治事的地方（当时只有马车），车行近一小时，一进到屋子里，看见墙上有一顶带耳罩的毡帽，他赶不及地摘下来，就急忙戴在头上了。在东北凡是风雪中奔驰太久，不能马上进人有炉火温暖的屋子里去取暖，冻僵了一经化冻的耳朵、手指、脚趾，立刻发痒，如果一搓一揉用力再稍大一点，能够立刻应手而脱，所以在东北工作的劳工朋友，有很多是手指、脚趾残缺不全的，就是这个缘故。吕科长戴上毡帽，在没有生火的屋子坐了半小时以上，我才让他进人有火房间里烤火取暖，从此他把带耳罩的毡帽视为恩物。后来他来台，还把一顶破毡帽带到台湾来当古董呢！
民国二十年前后，在平津有一家盛锡福帽店，大为走红，早年政界人士讲究戴巴拿马草帽，草越细价钱越高。盛锡福从巴拿马进日了半打极细的巴拿马草帽，往橱窗里一陈列，标价二百块银元一顶，原没打算立刻可以卖出去，旨在价高唬人，以广招徕。谁知北洋江苏督军李纯（秀山）的公子，跟湖北督军王占元子春的公子联决打盛锡福门口经过，李、王都是大津英租界有名的阔公子，这种细巴拿马草帽，卷来成一圆筒，有帽套套住，摘下来可以揣在怀里，非常方便，所以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