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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就得着了，你放心不是做坏事得来的。（我总爱乱说，元任总是正经。）如是我
就给前因后果说出来，他又好笑，又伤心，觉得他一时的错误累我着急过这种日子，
他问我是些什么人买的，我说不知道，只有一个闹太太买了七十多元的（因此这位
太太我们以后总叫他阔太太）。第二天早上元任就去问房东太太，她就一一地告诉
元任，元任第一道歉做机器闹了他们一夜没好睡，我就在旁边叫元任对她说，我不
知道他们的地板不隔音的。元任说了，她大笑，抱着我叫我“亲爱的太太”你给美
国人的生活估计太高了，住家的这些老房子很少有隔音的。（现在很多房子有了。）
不要紧，我们因此得着了一大些好玩的事出来，不然我也不知道你们有这些好看的
东西，我见识了不少，我的客人都问我，我要问你太太，可惜她说不出来，将来我
们说话都懂了，更可以有好多朋友都会来问你们的各种事情，还会请你太太去演说
呢。（我现在实在觉得懊悔认识的人太多了。）她又问元任皮桶子（未做成衣服的
皮子）那个价钱卖不卖，我赶快对元任说中国话卖好了，不好意思懊悔的，并且她
帮了我们这一大些忙，元任做出一点不在意的样子来，就很快地说自然卖，并且这
些皮都是老家的，我们也不知原价，我想我们愿意卖了，过后有几家来问还有没有
了。我们知道了美国皮子很贵，所以我们就回说没有多余的了，剩的自己留着要穿，
其实也不过剩了三件。
过了两天商务印书馆的钱也来了，哲学系主任又陪元任到妇女俱乐部去演讲，
是二百元一次，因此我们的钱就多起来了。但是那种演讲有一个习惯是元任最不喜
欢的，就是要穿晚礼服，女人都是长衣服，元任虽知道，可是特意地穿了便服去，
主席看见为难得不得了，问要不要另租了换，元任说一定要换我就不讲也可以。主
席只得将就过去。可是不久又到纽约哥伦比亚去演讲，就非穿不可，只得在招待室
等，元任的好朋友董时临时出外租了一套来才换了再上讲堂去演讲。（对于晚礼服
的事，元任一直反对的，在一九四六年代表联教组织到法国去开会，为国体的缘故
没法子只得穿，可是能不穿时总是不穿，自己从来不买。战后再到美国来更没有办
这些了，离开檀香山时，陈观胜送了一套，大约在八年前适之在加大来给半年演讲，
有一次校长请客，人人都穿礼服，元任没穿，以后适之送了一套很好的也没穿过，
现在常常给别人来借，并且西岸没有纽英伦那样在乎，多数不穿晚礼服，连太太们
也是短衣服的多。）
在 McDougall教授家住了两个多月，房子虽大而不便当。想到有了小孩更不便
当了，还有一样三楼没有热气，须每一个房子买煤气炉子，元任又是最怕冷的人
（剑桥比北京还冷），买了两个炉子只能暖和两间屋子。房东看我们这种情形也觉
得不合式，但是两面都因合同的缘故不肯先开口，结果还是我来放炮。我叫元任对
他们说，若是我们找到合意的房子，这面我们认他们半年的房租，或由我们找单人
的朋友来住。因为房子离学校很近，在第二学期内也容易找人住，所以我们就是出
他们的，也不过三个月的房钱（好在这时我们手边有钱了），两面一说好，我们就
进行找房子了。可是难问题还是在我们这方面，因为学校附近的房子，到开学以后
就不容易再有空的，从这个学期的半中间去找，真是难上加难。不料真是万幸，只
两天就找到 Sacramento Place 的一所二楼全层，两睡房，一客厅，一饭厅，另有
澡房厨房，房东是个黑人，住在三层楼上，但是还要自己烧煤炉，炉子亦要归自己
装，须花二百多元，而烧炉子要从地下室去烧，由管子通上来（所以一楼的人从中
沾光），每天须跑上下四次，每星期一还得搬一大桶煤灰给市政府收去。好在房钱
很便宜，只要三十六元，二年的合同，这算是我们第一个家了。（三十八年后，现
在的杨联陞家就住在同一条街的对面。）McDougall 教授的房子也找到两个学生住
了，所以我们也没花钱，我就送了他太太一个金镶翡翠的戒指，他喜欢得不得了。
他说我们这些穷教授若不是人家送这个，我们一辈子也买不起。其实我们也买不起，
那是元任的母亲我婆婆的遗物，所以我们也不知价就是了。
打算搬家了，这些东西又得装箱，除了原有的东西以外，元任还给存在绮色佳
的钢琴等等运来（从窗口吊进来），又买了一个旧饭桌，几把椅子、书架、床、藏
冰的冰箱（那时还没电气冰箱呢）一大些旧家具，一共花了一百多元就样样都有了。
想到那时的生活真便宜，每星期的吃食只十几元就过得快活得很了。（现在我们两
个人只吃食连请客，就得四百元一个月。）
这个房子虽然是黑人的房东，可是也好得很，除了打扫我们的前后门外，有时
还给我们的厨房也洗洗，我们吃剩下来的东西给他们，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黑人
和犹太人特别爱吃），可是元任交代我可别学他们说的英文，因为他们有一种特别
声音和带阶级性的文法，而我虽然对语言也不专心也无兴趣，可是到了一个生地方
学话非常地快，不管到何处，两三天就可以说本地话，但是只那一点的浅近话，总
不深研，也无心想再深研下去，所以在美国三十多年，还是说不全，只可以说得很
热哄就是了。记得孟真在美时，听见我和美国人说话，说得那么流利的那么错，他
说赵太太真胆大，我回他，我哪样事不胆大？（敢在《传记文学》上写文章也是胆
大。）世界上事若不胆大去做，哪能成功呢？只要不妄为就是了，并且说话也只要
他们能懂就好了，我是这样说不通的话，就改一样说法，说到他们懂为止，也不苛
求文法上的时间还是现在、过去、还是将来，随便说一阵只要辞达而已矣。并且外
国人在中国几十年的还不会说一句中国话呢。孟真也只得笑笑说赵太太总是强词夺
理地辩，但是元任从不以我的话为耻，常在学术演讲时拿来举例玩。所以元任以后
在一九六八年出的《中国话的文法》前面说：“致献给我太太，因为她一不留神就
说出些中国话的文法的绝好的例子。”可是他自己则不然，一字一句都不能有错的。
不但是英文，对任何语言都是如此。我就偏偏总不对，他也无法改正我，有时追着
改我，我就发急大吵起来，只得作罢。所以他批评我不但外国话没有说全的，连中
国各种方言也无一处说完全的，我总回他，不要紧，我又不是方言家。所以很多人
非常希奇为何赵先生改不了赵太太的说话，就是这些道理，我觉得我说的话才是代
表全国的国语呢。
我虽然中国方言说得不全，但是也喜欢试试这个试试那个。有一阵子我和元任
定了每一个礼拜说一种不同的方言，南京话北京话湖北话等等。最古怪的是我以前
在上海中西念了那些日子书，从来不说一句上海话，跟同学们还是说我的带安徽底
子的南方官话。但是这次元任对我说上海话，不知不觉地我的上海话很顺地就说来
了，因为那些年早就听了潜伏在里头了。
说了一大些傍枝，再来归到正传吧。在剑桥的家是住定了，两个人各行自己的
事，元任当然是很忙的，上文说过他是一个能学多少就学多少的人，我呢做点什么
呢？元任说你来译点书。有一个山格夫人（ Margaret Sanger），她是专研究生产
限制的，她写了一本What Every Woman Should Know，我译叫《女子应有的知识》，
我有好多英文字不认识就问元任，元任说你去查字典以后就记得了。我不肯，我说
要我花那么多时间我就不做，摆着一个活字典在这儿一问就是了。我就给生字写下
来，等他回来一问就完了。（因此也是我英文总学不好的一个理由，和外国人说话
时也是如此，一直到现在还是回头一问就是了，可是问完也就忘了。）有一天翻译
到一个妇女一生大约有两千个卵（ova ）我就译成有多少鸡蛋（我查字典ovum，ova
是 eggs ）。元任看见简直笑疯了，以后常常开我的这个玩笑——一个女人有两千
个鸡蛋。这本小册子，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我还有一个忙的事，就是带了那些零碎的绣货，常有人来问要买这个那个的，
我们嫌烦了。霍金太太出了个主意叫交给哈佛合作社去卖，他们给地下室摆了一个
大桌子特别卖，可是有些我须做成一个东西，圣诞节前又要元任自己每天去半天解
说给他们听，一个月下来倒是卖了三千多元，剩下来的三分之一我也不高兴做了，
元任也不高兴卖了，留了些给合作社卖，又给了一个专门做这种生意的人去卖，不
赚钱，可是省多少事。在那时中国学生中李济之、劳榦、陈岱荪、叶企孙、萧蘧、
张歆海、钱端升、李旭初等人常和我们往来，济之来的最多，胡正详差不多就是我
们一家人一样。每星期六下午我去中国城买菜，他总在地道车入口等我拿了东西一
道回家煮了吃。有时他从实验室里带个兔子回来醃了，下次来吃。
到年假了，以上常来的朋友们都来我们家过年。到了两学期当间有两个星期停
课，倘若你的学生考完了，你就可以走开几天。我们不是有很多钱了吗，（也不过
三四千元现的。）元任就提议在生小孩以前到纽约去玩一趟，带到哥伦比亚做片子
公司去看看灌音好不好？若有不对的也可以有机会再灌一下。我生平只要有人提议
玩无有不赞成的。正月十六日我们就坐火车到纽约，董时给我们找了一个旅馆靠近
哥伦比亚大学，因为那时没有私人汽车，住的地方总要靠地道车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