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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
作者：王蒙
坐在火车上，我静听机轮“咣当”“咣当”地响，这声音将把我送到北京，送到春
节的欢悦里。
车厢里烟气弥漫，有人玩扑克牌，有人嗑瓜子，有人打盹；他们上车时候的高兴心
情，都被这旅途的倦怠磨灭了。只有我，为自己的秘密所激动，幸福地望着灯火阑珊的
远方。
车过丰台了，再快一点儿啊！
一年半前，我考到太原工学院。头年春节，由于表现自己的刚强吧，也许还有别的
傻气的念头，我明明没事也不肯回家。错过了一个春节，再等第二个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同学们真有意思，我回北京呆不上两星期，他们还成群结队地送我，我的好朋友—
—也是全班顶好的学生——金东勤，狠命地和我握手。上车十分钟，就想开他们了，再
加上考试成绩不太体面（连一个五分都没有），起初在车上像有点心事似的……
不过，考试，同学，这已经成为“过去时”的了，现在，家，就要到啦。
一进门，全家轰动起来。妈妈正在包饺子，小弟弟拿面杖敲着案板，大喊：“好哇，
真好哇，哥哥回来啦！”谁都说我胖了，我一顿饭能吃七个馒头么；只有妈说我瘦了，
而且眼圈还红了红。
我往过去自己睡的铺上一靠，马上弟弟把全家的“物资”运送过来：
“哥哥，快吃，这是南丰橘，这是国光苹果，这是榛子——可有好些空的，这，这
是咱们家的剩馒头……”
而妈妈在一边嚷：“一肚子心火先别吃那些，擦把脸，烫烫脚，吃点挂面睡一觉
吧。”
就这样，旧历二十九，我回到了家。
大年三十儿，我排了一下午队，好容易买了两张戏票。往家走的时候，爆竹声已经
密起来。
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与女附中的同年级班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们常一起开晚会、
过班日、远足旅行。我也认识了她们班主席沈如红，我和她都爱看苏联小说，聊起天来
词儿特别多。她的脸形，穿的衣服，都特别像小孩子。如果打上领巾，和人说话的时候
眼睛一眨一眨，那么就没有人会相信她已经是高三的学生了。我们两班在一起时，她总
爱嘲笑男同学，而我总是第一个起来反攻，互有胜败。毕业以后，她响应教育局的号召，
留下做教师，调到郊区新成立的中学，没有升大学。一年半以来，我在太原，仍然常与
她通信。她的信不多，但是充满热情和关心。从上了大学，我好像忽然懂得了，在我们
的友谊中，有一种那么纯真、美好，值得珍惜的东西。真奇怪，中学时代竟没有觉得，
等到离得远了，她却万分亲近起来，她从北京写给我的每一封信，都被我读了又读，想
了又想，于是不论上课、打球、散步，我都感到她就在自己的身旁。这次春节回北京，
我已经下了决心，要去看她，去和她谈，也许幸福就落在我们身上。我和金东勤说过，
他赞成，而且祝福我。
大年初一，我拿着两张戏票出城找沈如红去了。
来到校门口，简直难以相信待会儿就要见着她。她胖了么？眼睛是不是还一眨一眨？
对我来，惊奇？欢迎？还是冷淡？我请她看戏，她高兴去吗？虽然我并不迷信，却恨不
得对着什么祈祷一回。
沈如红跑出来，没等我“观察”她的神色，就拉着我到她屋里去。她说：“我想，
你今天一定会来。”我说：“我在太原，怎么今天一定会来？”她说：“过春节了你还
不想妈么？想妈，还能不来北京么？来北京，还能不找我来玩么？”从她谈话的口气，
我猜，她一定是教几何的，这样懂得逻辑推理。
我按照早在太原就准备好了的，和她神聊起来。我谈山西的酒和醋，学山西话，描
绘工学院教授们的形形色色，谈第一遭出远门的感想，我谈的都是有趣的、逗笑的、生
动的。我希望自己的每一句话都使她快活。
她听着，慢慢地点头，眼睛不眨，也没有笑。
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一见面就是我自说自笑。于是我说到半截打住了。
她这才笑了，说：“你呀，还跟从前一样淘气。”
淘气，淘气，我难道是小孩子？我没回答，打量她住的屋子。一间小西房，简单而
干净。小书架上堆满书。全屋只有一件“贵重物品”：桌上放着一个留声机。
“好阔气呀！”我摸着留声机，问她，“多少钱买的？”
她脸微红着告诉我，一星期以前，学校评奖优秀教师，她做初一的班主任有成绩，
得了这个奖品。
“你真好！”我去握她的手，“把你的优秀事迹告诉我吧。”
“哪有优秀事迹？”她分辩说，把手从我的手里抽出来，扣好上衣的一个扣子，
“我喜欢我们班的孩子，他们也喜欢我。就是这么回事……”
她有点变了，不是头发的样式，不是长相，不是说话的声音，变了的不在这里。在
她说我淘气的时候，在说到“我们班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面前真的是一个大人，
一个老师了。这种感觉使我不由对她尊敬起来。
“刚做教师的时候，我还为自己的前途惋惜呢，特别是接到同学们的来信，情绪就
更波动。你记得我们班的学究、近视眼的黄书萱吗？她现在在莫斯科大学学物理。同学
们有的留苏，有的上大学，我却留下教书，可是，孩子们教育了我，为了这样的孩子，
难道不应该献出一切吗？我就这样扎下了根，在这儿生长起来了。”
我想：她的心灵是多么高尚呀。
“大学生同志，你可过得好？”她问我。
“就算不坏吧。”我马马虎虎地说。
我又想起来，问她：“黄书萱在莫斯科哪儿？”
她说：“她们可棒了，她学了一年俄语，去年九月到的苏联。就在我们唱的那个
‘列宁山’上，她说，在那儿上课，俄语跟不上，开头跟驾云呀似的，啊，我这儿还有
她的信呢。”
她拿出莫斯科寄来的信。我好奇地、羡慕地看着信封上的苏联邮戳，我原来也被保
送去考留苏预备生，因为功课不好没考上，黄书萱的信使我想起这段伤心的事，脸也红
了。
“邮票呢？”我问她。
“送给孩子了。”
这时听见一片喧闹，有人敲门，沈如红的眼睛亮了，她骄傲地告诉我：“我的学生
们来了。”
“老师过年好！”“老师您好！”六个矮矮的男女学生围上沈如红问好，沈如红一
一地回答了他们。
他们瞧见了我，小声问她：“这是谁呀？”
沈如红说：“他姓王，我过去的同学。”
“王老师您好！”大家向我行礼。
“我可不是老师！”不知怎的，这些学生来，使我不太高兴，他们使我不能单独与
她在一起。
“老师，您看！”一个孩子掏出一个泥捏的小娃娃，送给沈如红。又一个孩子拿出
自己做的书签，书签上画着滑稽人。第三个孩子拿出一艘用粉笔刻成的精致小船。……
最后一个孩子拿出一个面刺猬，他说：“老师，您要是看腻了就可以把它吃喽。”大家
都笑了。
沈如红拉开抽屉拿出一叠小本子，送给他们每人一本。他们要求沈老师为他们写几
句话，于是她仔细地一本一本地写起来。孩子们围着她、挤着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我羡慕地看着他们。孩子们挨沈如红是那么近，沈如红扶着他们的肩膀，摸着他们
的头发。我听着他们的话声和笑声，老师和学生的声音混在一起。相形之下，我悲苦地
觉得，对于沈老师，我这个“淘气的”大学生又算什么，还不如这些孩子，更亲近，更
可爱呢。
沈如红组织他们开起联欢会来了。一个孩子唱歌，一个孩子说笑话，一个孩子学口
技，喔喔喔，咕咕咕，公鸡母鸡都来了。沈如红又给他们讲了一段童话，安徒生的《海
的女儿》……怎么没个完啊？我气恼了，气沈如红：你忘了我吗？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
小鬼打发走？也气这些孩子：真讨厌，你们就瞧不见沈老师这里有一位“远方的客人”
吗？最气的，还是自己：你满腔热情地从太原来到北京，买了戏票，大年初一不陪妈妈、
弟弟玩，倒跑到这里“罚坐”！
“请王老师来一个吧！”送刺猬的小孩提议。
他们鼓掌。
“我什么都不会。”说完我就走到一边，看着窗子。玻璃上映出沈如红的影子，她
抬起头来，望着我。我回头一看，遇到她那样深重的责难眼光，我不知所措……
沈如红说：“来，我们听张唱片吧。”看也不看我，就去打开留声机，上紧弦，开
始放唱片。
穿过朝霞太阳照在列宁山，
迎接着黎明多么心欢……
温柔的男高音唱起来了。在我的中学时代，我们曾经多少次地唱这支苏联歌曲呀。
我们班和她们班，我和她，曾经多么亲切地共同唱这支明朗的歌儿啊。
后来孩子们走了，已经快到十二点。我应该说点什么了，否则一切希望就要破灭。
我口吃地说：“我喜欢‘列宁山’这个歌。”
她点头。
我说：“我们一块唱过。”
她说：“大概是的。”
沉默了一会，我憋红了脸，急急地说出来（因为稍一停顿我就说不下去了）：
“下午你有空吗？一齐去听京戏吧。我买了票，听完戏，咱们聊聊……”
她说：“你一提下午我想起来啦，你记得周大个儿吗？”
“周大个儿是我们班的同学，当然记得。”
她高兴地告诉我：“周大个儿可不简单呀，他上了体育学院，当上排球选手啦。你
知道他是用左手杀球的，总是出人意外地取胜。去年保加利亚排球队来的时候，他还上
场了呢。今天下午，他们有一场排球表演赛，送了我一张票。对了，你去不去？你要去，
我给他打个电话再要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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