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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表明了“好人”的极不可靠。
第三，民主问题。不错，美国是西方民主社会的大本营，在自己国内有不少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与体系。但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当美国狂热地试图用武力强权向其他国家推销民主的时候，它已严重违背和侵犯了民主的基本原则和宗旨：宽容、非暴力及理性。
由此可见，正是美国的“自我膨胀”导致了“美国悖论”的恶化，也在一步步扭曲葬送这个新兴国家的远大前程。美国的文化与战略盲目正使这个不可一世的巨人变成“近视眼”，使其正一步步接近历史错误与落败的转折点。
美国需要从其歇斯底里中尽快醒悟过来！
第二部分 跨越心灵 拿捏对手第3章 目标：强势文明
美国和西方文明的一大特性，就是追求先进，上风和强势。避免示弱，或至少是要防止在宏观和战略问题上示弱。久而久之，强势形成了其习惯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也就是说，其自我意识中已经认为自己的强盛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的好处是一旦发现自己的弱点，整个文明体系就会大肆报警，要求实施尽快的改进或弥补。但隐忧是会产生盲目自大，忘记了所谓强势实际上只是个相对概念。
如果把地球看成一个村庄，不同“居民”分别拥有不同的地域供自身的生存发展，那么文明竞争的起点应还是相对公平的。所以差别应主要产生在运筹、操作和管理等方面。
譬如通过对自己的栖身之地——房屋的建设，就能一见高低。有些“居民”一直可以住在窝棚甚至山洞里；有些“居民”比较粗糙地搭起一个房子，便很是满足地过下去；也有些“居民”不仅盖起了房子，还对房子的结构、材料、空间、用具、造型、室外环境及社区配套等等不断追求改进。久而久之，同一个“村”里的居民，居住生活条件却产生了强弱之分。
于是，对生活质量与标准提高的追求与否，是强弱差别的一个主要动因。一个比较误导的传统提法是：“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应低标准。”试问，工作和生活怎么是能割裂的两个概念呢？换一个角度说，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工作不能与生活紧密挂钩，高标准的工作不能创造高标准的生活，那么所谓的“工作”必定大多是无用功。
不能一提生活就纯粹指感官享受，思维停止，不懂让生活与工作产生激励式的互动，长此以往，二者自然都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导致了文明的落伍。
而高标准与丰富的想象力确实分不开，因为在一个新的更高标准出现之前，“向后看”与“知足常乐”的惯性往往容易模糊人们对未来的冲动与关照。另外，即使不乏想象力，但仍有个指向问题，也就是常说的注意焦点。
有的“居民”的想象力停留在野外的舞蹈和运动上；有的“居民”想象力主要在吟诗弄墨，餐饮烹饪上；有的“居民”却把想象力用到了科学技术，探险经商上。不难发现，何种想象力更接近未来的召唤，何种文明就具备更多先进的标准和强大的实力。
积极的想象力不能灌输也不能强迫，于是意识形态不能代替想象力，单靠金钱财富买不来想象力。而注意焦点更是一种高度的理性选择与自觉，即能在生命和社会的各种诱惑、假象、念头和欲望中，仍能睿智坚毅地作出发展式的选择，把精力投入到最佳的生活取向中去。
人在单纯条件下作出的选择，没有多大意义。只有在复杂情况下依然追求发展和进步，才能形成强势文明的丰厚根基。如果一旦失去往日意识形态的钳制，自己便按捺不住地要选择腐败堕落，这样的人群与社会那就真是没有多大出息和作为，必定长期处于弱势文化和遭人蔑视。
总之，想象力、注意焦点、标准、及由此三者整合成的演化系统，决定着文明的强势还是弱势。只要在这三大方向上不懈努力，强势就不再会只是西方文明在近现代的专利。同时再洞察强势弱势的相对性和相互转换机制，不断调整和超越自我，就可持续地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部分 跨越心灵 拿捏对手第4章 惟有利益永恒
毛泽东早就说过，他更“喜欢”右派。因为公开的对手，总比隐匿的对手要相对容易应对一些。而且，左派与右派打交道，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是明摆的，大家反而能暂且放下此个议题，而更多去关心双方利益的共同点。
在万一形成对抗的情况下，右派也一般是搞硬对抗，更多在明处，可以名正言顺地应对之。
这一情况在中美关系上也有较充分的体现。一般认为，美国右派的政治代表是共和党，而民主党则相对左倾一点。按美国的政治概念，中国是共产党执政，是当然的左派掌权。
历史的经验表明，共和党时期，如果美国政府极右，频繁向中国施加压力甚至武力要胁，中国对此并无畏惧；如果共和党政府走中间与平衡路线，国会及院外集团中的极右派因为同党利益关系一般会减少在对华事务中的无事生非。
于是中方只需稳住美国政府，就可争取到中美政治关系的相对平稳，并借机发展贸易、科技等其他层面的交往。不难发现，在共和党治下，从尼克松、里根，到今天的小布什，中美关系总是呈先紧张后缓和模式。先紧张是因为美国右派遭遇中国，自然要斗争起来；后缓和是斗了一番后发现谁都没捞到好处，于是稍作调整，以争取战略平衡。
但如果是民主党执政就不同了。在政府层面上，美国似乎与中国“近乎”了点，卡特时期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克林顿时期还达成了更为动听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还破天荒地对“老大难”台湾问题承诺了“三不”。但麻烦是，美国在国会、民间和军队的右派便开始肆无忌惮地为中美关系“挑刺儿”，以达成其对外反共制华，对内掣肘削弱民主党势力的双重目的。
中国方面便发现中美关系中的明枪减少，但暗箭增多。刚与美国政府签订了建交文件，其国会就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对台湾关系法”；为“战略伙伴关系”干杯庆贺的酒正酣，美国国会就忙着调查中国政治捐款，出版“抓中国间谍”的考克斯报告，军方的鹰派们也不失时机地摧毁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结论是，美国的左派执政时反而常令中美关系起伏不定，令中国方面无所适从，还不如右派执政来得好应对一些。譬如美国当今的布什政府，在行政官员中启用了不少华裔。这些华裔的真正水平和胆识如何姑且不论，但可以肯定如此多的华人参政在民主党执政期间是不可想见的，共和党右派早就会跳出来调查参政华裔的祖宗三代了。
尽管如此，民主党方面多年苦心经营，还是积累栽培了一个“华裔利器”，即现任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今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如果请骆氏出山助选，当不属奇怪。骆家辉如能当选自然是好事，但民主党上台，中美关系恐怕又要面对新一轮的“右派攻讦”了。
未来真正的解决，恐怕还是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增长，使美国被迫放下其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架子（至少在亚太地区），中美关系才会真正出现新的战略平衡点。
第二部分 跨越心灵 拿捏对手第5章 从上“制”下
美国人打仗重视和依赖空中优势是有了名的。从朝鲜和越南战争的“焦土”战略，到海湾战争和科索沃冲突依靠空中轰炸取胜，再到目前伊拉克战争的“震慑”与“斩首”行动，简直不能想象美国离了空军是否还能打仗。
人到了美国，才发现地上跑的车多，而天上飞的各类飞机更是一点不少。这是一个热衷于技术与设备的文明，并从来毫不犹豫地把先进技术与设备应用于战争，无论是在地面、海洋、天空还是太空。
空中打击的几大好处显而易见：首先，空中打击是非接触式作战，即不需要像大批地面部队那样去肉搏拼刺刀，于是可以减少自己的兵员损失；再者，扔炸弹的杀伤效力自然比射子弹高得多，给对手军心和民意产生的震撼力也大；空中打击属于第三维空间运作，不受地面甚至某些气候和时间因素的限制；空中打击可以做到突然、迅猛、直接打击对手的战略目标和力量；空中优势还可以带来信息优势。这些能力都是取胜一场现代化战争所必需的。
美国人无疑是现代航空事业和产业的最大开发者和受益者。自上世纪初期莱特兄弟成功地发明了飞机，美国的民用和军用航空业就一发不可收拾，笔者曾有机会访问位于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的空军博物馆，目睹了一架参展的B—52型战略轰炸机。该机的硕大无比确实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力。据介绍有关方面是先把该架B—52停放妥当，而后再在其周围搭建起博物馆的展棚，否则什么样的门在这个大家伙面前都还嫌太小。
像B—52这样的超大超重型飞机，其制造过程要求先进过硬的航空动力学、发动机技术、材料加工和工艺水平、操作人才、及飞机的维护和保养能力等等，这代表着美国航空业和制造业的综合实力。当世界上某些国家的精力还耗费在训诂诠释、升官中举及小农经济的蜗行中时，美国已在现代化、大产业和高技术的空间飞翔。发展差首先必定源于认识差，再由于注意力的指向差和设计制造的标准差等等。
一直到二次大战前期，空军都还在充当地面战争的辅助角色，大家认为只要地面力量占优势，再有些战术式的局部制空能力就可以了。到二战中后期，美国空军首先提出了全面战略制空和空中优势概念，并在实践上主动寻求德国和日本空军的主力决战，以期在地面全面打败对手之前，就抢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