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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搏和壮丽情怀。若放在美国，这部片子一定是“奥斯卡奖”的当然得主。
另外，反映朝鲜战争中著名的“五圣山战役”的《上甘岭》，相比于好莱坞同时期摄制的反映“诺曼底登陆战役”的故事片《最长的一天》，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常言道：战争是检验折射一个民族之精神与意志的明镜，而中国电影在战争片方面曾经为自身，为民族，为国家，铸就过一段灿烂的辉煌，并随时间推移而愈显卓越。
它所表现出的蔑视和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为民族解放与尊严而奋斗的正气凛然，及中华文化作为世界主流文化的当仁不让和骄傲，已经永远深入融合到新一代中国人的血脉和精神里。
记得一部名为《海鹰》的电影，以国共海军上个世纪50年代末在台海的“八·二四”海战为真实背景；波涛奔涌；大海作证；著名影星王心刚扮演的海军中队长英俊洒脱；一往无前；驾鱼雷快艇闪电般杀向敌阵；为台湾海军护航的美国军舰见势不妙；临阵脱逃；“第七舰队”真是威风扫地。
如今的中国比原来之综合国力强了许多，但勇气、意志、信心等基础指标却大不如前。当代战争片、惊险片等也再拍不多，拍不好。对比好莱坞对这类影片的一贯执着与追求，中国的当代电影人真应该猛醒了：“琼瑶兮兮”，帝王将相，小痞子小市民，只会把中国电影毁了。
一个缺乏当代英雄的民族和艺术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要“以法治国”、“以德治国”，还应“以勇治国”。
第三部分 想法领先 行动果敢第16章 中国美声
有言道：音乐的水平；乃代表着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意识水准与整合能力。
偶然的机会，笔者聆听到中国音乐界新近出版发行的两套歌唱专辑，一套名为《六十年代生人》，另一套叫做《红》。
两套专辑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主唱者刘欢、韩红、宋祖英都是中国大陆的“当红”中青年艺术家，而且都选择了对一些过往著名曲目进行重新诠释。
虽然是“老歌新唱”；但目标已由早先简单的逆反异化，升华向艺术的磨励与发掘；风格上的流行改造及花哨炫耀，已较理性地转为对控制力与综合技巧的把握追求。最为可喜的是，中国歌唱艺术真正走向世界的桥梁，似乎也已在这些不懈的努力中初现端倪。
中国歌唱艺术的历史两难，在于彻底走西方美声和歌剧唱法的路，很难摆脱“追随”的被动；而中国的京剧和传统民歌，由于表现内容和形式过于本土化，或由于曲调大都局限在五声音阶的单薄简浅，尽管旋律不乏优美，但动感、变奏、合声、配器等方面的表现力多有不足。连港台众多的所谓“流行歌曲”，其实也没跳出“小情小调”的巢臼。
如今，从上述两套新专辑中，我们开始听到了魅力独具的“中国美声”——即在现代演奏、编曲和制作手段精美辅助下，充满中国气质、中国情怀和中国美丽的音乐之声。大曲式的回旋转换，收放自如的变化及声与乐完美的结合达到了音乐艺术的巅峰。
刘欢与宋祖英共同演绎，叶小刚编曲的《一朵鲜花》，华贵优美，婉转起伏，余音袅袅，堪与普契尼《波西米亚人》第一幕中的爱情重唱咏叹调媲美。
韩红的一曲《我的祖国》，考究的气息与吐字控制；满载传统民歌的亲切与美声唱法的昂扬；管弦乐队如行云流水，真让人悠然神游回故乡。
刘欢以现代式的直抒胸臆，半摇滚般地发出对《台湾同胞》的深切呼唤，让人这才赫然发现，原先的一首准“战歌”中，竟然还蕴藏着如此动人心魄的跌宕行板，似天外来风，如夜海荡漾。
韩红也为牺牲精神与热血青春献上了绽放的《绒花》，音质高洁，韵律挺秀，结尾小提琴“抹出”的一道绚丽彩虹，更是为之“花上添花“。
希望中国音乐界的人才们能再接再厉，向世界推出更多高专业水准，高精尖策划制作的“中国美声”，能像驰名全球的欧洲三大男高音一样；为自己的文化艺术赢得更多的知音与喝彩。
第三部分 想法领先 行动果敢第17章 理智的愤怒
这一命题可能让不少读者感到困惑，因为理智与愤怒似乎是相悖的两个概念：常说人一发怒就会丧失理智，换个角度讲，理智的源泉应是沉着冷静而非暴跳如雷。
但有意思的是，不同的文化，对愤怒与理智的把握程度也不同：即你已觉得对方愤怒了，对方却感到仍然理智；或者，你自认非常理智，对方却把你当成了怯懦。
来到西方的中国人，大部分面对“愤怒不足”缺憾，即该愤怒时愤怒不起来，担心事情弄大了反倒不好收拾。其实对西方人，经常给其来点硬活，尤其是有控制的愤怒，反倒能增加其敬意，软弱了反而难办事。
一位男性中国留美学生在开车时不慎碰擦到另一车辆，被碰擦车上的两个美国女人便立即跳下来破口大骂“混蛋日本人”！“到底会不会开车”？
中国学生则很“理智”地告诉“愤怒”的美国女人：撞车了我们可以叫警察和保险公司解决，但没有必要在此骂大街嘛。另外，我是中国人。
有人事后问该名中国学生：那两个女人骂你，你为什么不反击？该学生竟回答：我怕她们有枪。哦，原来所谓“理智”的背后，确有“怯懦”的成份。对方怎么没想这么多？
中国篮球最近请来了美国教练。其实美国NBA篮球就是两大特点：一是战术重点简要突出；二是风格上的生猛凶狠。或者说，美国人眼里的“正常表现”，在中国人这里却被当成了“生猛凶狠”。于是美国教练所要传授的，就是把生猛凶狠变成中国篮球的正常表现。
这样的转变马上就收到了成效。但大文化环境对此仍不太适应，如有中国体育记者见到外籍教练在场边指导比赛时吹胡子瞪眼，就认为该教练“失控”或“失态”了，有失大将风范。
其实，真正的“大将”是在殊死战斗与激烈竞争中成长壮大，能没脾气吗？而且，教练在场边“发难”，还经常是影响裁判判罚与场上比赛局面的一种巧妙且有效的手段呢。
愤怒是一种能力，是可以培养训练的。目标是既要防止小儿斗鸡式的肤浅，又要具备雷霆万钧式的爆发力。尤其是世上的好人们，千万不可“好”到不会或不敢愤怒的地步，那就等于是纵容坏人。
中国文化对愤怒的把握，总的来说比较极端，要么笑脸相迎，要么你死我活，缺乏中间阶段的那种升级式愤怒。而这世界上的绝大部分愤怒，实际上都属于中间档次。即如果你愤而不怒，则对方容易得寸进尺；你勃然大怒，那又可能是过度反应。
于是应加强对升级式愤怒的培养运用，这不仅能丰富智慧，也会为自己与同胞带来更多的主动与尊严。对愤怒程度的把握不可教条僵化。而应因事制宜，机动运用，让人容易感受知道你的和善，也真正懂得你的厉害。
所谓“理智的愤怒”，就是指理智层面上的凶猛打击力。二战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以理智的愤怒，命令向日寇投出两颗原子弹；朝鲜战争时的中国领袖毛泽东，以理智的愤怒毅然向朝鲜出兵，痛击“美国野心狼”。
无数事实证明，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民族，必须拥有“理智的愤怒”，才能收放自如，刚柔并济，震慑对手，去不断争取成功和胜利。
第三部分 想法领先 行动果敢第18章 大海不怕牺牲
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上苍似乎就是这样安排的：在这世界上；成功和进化；总是与风险的大小成正比。想生存得有出息、有尊严、有质量吗？没问题，只要你不怕风险，并敢于去挑战风险。
譬如在过去的三、四百年里，东方有一群人，自轰轰烈烈地下过一次西洋之后，就从此把自己局限在大陆上。不错，陆地上的日子是比海洋上相对而言“稳定”多了，只要会走路就行了，不像在海上还要学会游泳和行船。
一年四季守着自家三分田，只求风调雨顺，地主和县官不要压榨太重，家庭在方圆几十里内繁衍下去，子孙满堂，这就行了。
可是世界偏偏要对这种稳妥的“小康”日子说不，偏偏要把文明发展的主动和尊严给予一群“不安分守己”的西方人，偏偏“允许”这些西方人不远万里，穿洋跨海，来用武力和贸易敲开东方的大门，甚至还跑到中国首都的圆明园公然杀人放火。
这把大火也一举烧毁了一个民族灵魂深处的“小农梦幻”。
看看西方人的文学史，许多史诗、音乐、小说、戏剧和诗歌，都是以海洋或海洋生活为背景或题材的，似乎在海洋里，他们才找到了自己的梦想、野心、希望和归宿。
对海洋的探险和征服，必然要求对世界及宇宙规律的更多思考和认识，要求更多实用性的实验和制造，要求即时充分的信息流动，要求更坚强的身体和意志。一句话，把大海的另一端或不可预测的目的地，设立成自己的追求目标，这样一个民族和文明就能激发出无比的活力、想象力和创造性。
反过来，把自己“画地为牢”的民族和文明，其表面上的“平稳”实际上导致的是生命、精神和思维的退化与枯竭。把自己关在一个“大观园”中整日游手好闲、阴谋内耗或哥哥妹妹地厮混，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大观园”的破败倒闭，及列强外侮的乘虚而入。
一如没有连着大江大海的河流，最后只能沦为一潭死水。
不错，风险便意味着动荡、挑战，甚至牺牲。2003年，中国海军的一艘潜艇在海中失事，全船70名官兵全部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