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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干了。” Ｌｉｎａ很简单地说。
回头望望歌厅，依然感慨万千，我工作了７个月的地方，我曾想要从这里实现梦想的地方，然而我就这样带着一身伤痛离开了它，但或许明天的阳光会更加美好。
蓦然回首我不知道什么叫疼痛（5）
我找到了一家叫“夜渡心河”的歌舞厅，面试后，很快经理就与我签了合约，试用期３个月，每周唱３个晚上，一晚上的报酬是１００元。
谈妥了后，我又去找了两家试了试。经过面试，一家不知怎么回事，竟没看上我，但另一家却对我非常满意，这家叫做温柔乡的歌舞厅，也与我签订了与夜渡心河歌舞厅类似的合约。这样，我每周有６天时间都能到歌舞厅唱歌，每周收入６００元，月收入２０００多元
。
生存问题解决了，我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还是挺幸运的。事实上，我也的确是幸运的，后来成了歌星后，我曾与几个当年与我有过类似经历的女友谈起最初的“北漂”经历，她们也都说我属于幸运的那类人。
据她们说，她们当年来北京时，惟一的生存之路也是到歌舞厅唱歌，但没有一个像我这样能顺利地同时找到两家歌舞厅。她们不是报酬太低，挣不了几个钱，就是根本找不着要她们的歌舞厅，结果只有吃老本，很快就花光了从家里带来的那点积蓄，租不起房被房东赶出去、饿得走不动路那是常有的事。
我每天去歌舞厅唱歌，都要骑车经过梅地亚中心。梅地亚中心位于中央电视台东北侧，北临玉渊潭公园，东临军事博物馆，是一座将电视转播技术楼与记者专用宾馆合为一体、拥有现代化技术设备的综合性建筑。
春节联欢晚会前夕，我经过梅地亚中心时，见大门前拥挤着一群胸前挂着相机的人，但因为没有佩戴特别标志的胸章，他们被威严的哨兵挡在了外面，这是一些想采访晚会节目组而没有通行证的记者。
今年春节我没有回家，一个人待在地下室里看春节联欢晚会，想着自己在北京两年来的经历，不禁有些神伤。我一直在歌舞厅唱歌，但总这样唱下去，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才能像阿咪那样上春节联欢晚会呀！
应该说，在这儿几乎是没有出头的机会的。以前曾在报上看到过，谁谁谁在酒吧、歌舞厅里唱歌，被某某唱片公司老总或文化公司的经纪人看上了，经过包装，这个默默无闻的酒吧歌手，一炮走红，成了大歌星。
我当初决定到歌舞厅做歌手，也常幻想自己有这么好的机遇，但现实告诉我，这种几率简直比中５００万大奖还低。来歌舞厅的人，大多是一些暴发户，有了几个臭钱后就带着包养的二奶来这儿显摆，不在这儿闹事就算不错了，他们哪里能给我提供走上歌坛的机会？
等机会不如主动去找机会，经过仔细思量，我决定走这样一条路子，花５０００块钱，找了个落魄文人给我写了一首歌词。
这个落魄文人也是“北漂”分子，原来是写诗的，据说在诗坛还小有名气，但这年头写诗的都快饿死了，无奈他只得干起了写歌词这个营生，一首５０００块钱，比他写诗赚的钱多得多。他给我写的这首歌词叫《生命中××××××》，我看后立即意识到这首词的确很好，如果能找到一个优秀的作曲家配曲，那就更好了。
这位原诗人、现在的词作者恰好认识一个作曲家，于是他热心地向我介绍了他的这位“哥们”。他给我推荐的这位作曲家叫杨名，是位给很多的歌手作过曲的著名作曲家，我与这首歌的词作者打的去见这位作曲家，然后由我请客，３个人去饭店吃了顿饭，就算是认识了。
吃完饭，词作者溜掉了，临走时冲他的这位“哥们”眨了眨眼，又冲我不怀好意地笑了笑，让我与他好好谈一谈，争取合作顺利。包间里只剩下了我和作曲家杨名，爱搞笑的词作者一走，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有些尴尬，我一时不知该找个什么话题让气氛重新活跃起来。
沉默了好长时间，我开始试探他的价格，在来这儿的路上，我就听词作者给我介绍，他的要价一般在３万元左右。果然，他开口的价码就是３万。我觉得有些高，跟他讨价还价，最后把这首曲子的价格压到了１．５万。这是我目前的经济能力可以接受的价格。
几天后，到他交曲子的时间了，我带着１．５万现金，去了他的工作室。他让我听歌，那曲子一听我就喜欢。我觉得这１．５万花得真是太值了，尽管这几乎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果然，杨名笑眯眯地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可以接受你这么低的价格吗？见我没说话，他又说，因为我喜欢你，这首曲子是我作得最好的，要是别的人，１５万也拿不走它。
我知道他说的全是真话，如果有某位著名歌星听了这首曲子，他们会毫不犹豫掏出１５万块钱买下它的。对他们来说，这１５万元简直是九牛一毛，唱红后却可以给他们带来无法估量的财富和更大的名气。而对于我，１５万元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我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身体挨得很近。我转头看他，这个男人长得不错，惟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和他睡觉的女人太多，让他变得满脸的淫邪。我终于下了决心，无奈地说，“好吧，你现在就帮我刻录，我去洗个澡。”他兴奋地进了工作室，去忙着刻录这首歌。
我从他设在工作室的浴室里走出来时，他早已把歌刻录出来，已经躺到了床上等我了。我躺到他身边，他告诉我，他是边想着我的身体，边创作这首曲子的，是我的身体刺激了他的灵感，让他作出了自己迄今为止最满意的曲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得感谢我！不过，我更应该感谢他，因为他可以让我一夜成名。
蓦然回首我不知道什么叫疼痛（6）
现在的女孩子都很聪明，尤其是想往演艺界钻的女孩子，更是聪明绝顶。为了出名，她们什么都愿意干，可以找个大款做男朋友，这样不仅自己衣食无忧，还可以让男朋友花钱给自己的事业铺路；可以傍个导演，不管这导演是大导演还是小导演，能利用就利用一把，只要能帮上自己的忙就行，如果什么时候找到更高的高枝，也许马上就飞走了。
那些学表演的、学唱歌的，光是专业学院的，每年就有一大批，没机会进专业院校，没
经过专业训练的，更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这么多人都奔上同一座独木桥，稍不留神就会被挤到河里淹死，因此谁都得拼着命干，想着法子冲过去。
能冲过独木桥到达成功彼岸的，永远都是少数。至于这些人是怎么冲过去的，圈外人一般不大清楚，但是大家却能眼看着一个只唱过一首歌的小姑娘在各种电视晚会里出现，还是独唱，出镜率高得出奇；一个没演过什么戏的女孩子突然在一部电视剧里挑起了大梁，出任了女一号。而就在几个月前，她想在电视上露个面都很难……
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经常在圈里走，你就会明白，她（他）的背后一定有人在捧他（她）。这种情况，在港台娱乐圈，管这叫“博出位”。
我已经挤到这独木桥上了，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冲过去，一条是被人挤到河里淹死。在这里，没有第三条路，或许大家会说，第三路那就是退回去呗。其实，就像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时候已经无法再退回去了，后面的人往前冲，你还怎么退，想被踩死？那滋味恐怕比被淹死还难受吧。淹死了还算烈士，踩死了算什么，逃兵？
所以，我说在这儿只有冲过去或是被淹死这两条路是有道理的。
摆在我面前的，正是这样一个状况。我已经把在歌舞厅辛辛苦苦做歌手所赚的钱，全投入了那首歌上了，眼下的工作就是把它推出去，否则这首歌就成了一文不值的废品。
为了不让自己精心策划出来的东西成为废品，我找到一家颇有实力的唱片公司。费了一番周折，我终于见到了公司老总毛仁风。毛仁风就像原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仁凤那样，是个神秘人物，想找到他，实在是太难了，简直让我怀疑他是不是毛仁凤逃往台湾时留在大陆的弟弟。
毛仁风之所以像毛仁凤那样难找，原因有三：一是毛仁风常出国谈生意，一出去就是三两个月；二是他在北京有好多套别墅，你不知道他到底住在哪套别墅里，车也有好多部，你无法分得清他坐的是哪部车，另外他也很少来公司，公司的事都交给了一个副总打理着，而这个副总在许多事上又做不了主，比如与歌手签约或是推一张专辑这样的大事，都必须电话请示毛仁风；三是，因为在唱片界名气太大，毛仁风的架子也就跟着大了起来，即使有一天你抓住了他，如果你是个无名小卒，他会对你爱理不理，根本没法和他谈成什么事。
越是难啃的骨头，我越要啃，这样的骨头啃起来才更有味，才啃得更有价值。我发誓无论采取什么办法，都要找到毛仁风，要让他答应推我的这首歌。我采取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打入他的公司内部。正好，他们公司需要一位文员，我就去那儿应聘了。
在省文化厅的时候，因为没什么事，我上班的时候常去打字室玩，不知不觉就学会了打字，并且速度还很快，一分钟打１００多字没问题。因此，我顺利地得到了打字员的工作，成了毛仁风公司的员工。管他工作贵贱，只要能混入毛仁风的公司，就总有一天能见到他，就像一个国民党大员也不一定可以见到毛仁凤，而保密局里看大门的却可以经常见到毛仁凤一样。
有一天，我终于见到了毛仁风。这是我做打字员工作的第二个月，上班整整一个月，我都没见他来过公司，这也是我第一次见他，即使没见过面，看他那副做派，也能猜出他就是毛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