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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节选）
沈从文笔下的北京上海文化，实质上反映了一个乡下人与两个城市的故事。而这个乡下人和两个城市以及故事本身在现代中国和中国文学史中都有很大的典型性。这里有三个区域空间，一个湘西是代表了边地的真正的中国乡土文化，北京是代表了皇城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过程中但是保留了很多乡土性的半现代城市，而上海是最和国际接轨的现代大都市。这三个空间几乎概括了转型期的中国的几种主要文化形态，现在都凝结于沈从文一身，这是历史对沈从文的特殊照顾并选择他来做中国转型期的观察者与了解者。
钱理群教授。浙江杭州人，42岁获文学硕士。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醉心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吴福辉、温儒敏等合作）、《心灵的探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与黄子平、陈平原合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绘图本中国文学史》（与董乃斌、吴晓东等合作）、《漫说文化》（与陈平原、黄子平合作）等。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是《沈从文笔下的北京上海文化》。
为什么选择了沈从文
这个题目是怎么来的？在我看来，沈从文是这样的作家，也许他没有鲁迅那样的分量，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可以不断让我们去开掘的重要的可以称为大家的作家。而且，沈从文还有特殊的意义，就是在20世纪的中国，沈从文显然是有更强烈的本土意识，也可以说，在他的身上更集中地体现了某些20世纪中国的文学经验以及整个社会经验。在他身上有比较丰富的本土经验。从我自己重视本土经验的角度说，当然也就对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予以更多的关注。
因此，我希望我的学生也能够对沈从文有更多的关注，恰好我的一个韩国学生告诉我他喜欢的几个作家中有沈从文，我就说：“好，你给我做沈从文。”这样就确定要做沈从文。我让他摸一下沈从文研究到今为止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从中找到自己的新发现。我要求他对沈从文研究一定要有新东西。
这个学生很紧张，他在考虑有没有新的东西，没有发现新的东西他就不敢来见我。后来我逼他近期要有所发现。然后他就战战兢兢地跟我谈了一些，都被我否定了，这时他偶尔说了一句引起了我的兴趣，他说：“大家都说沈从文是乡土作家，这恐怕是研究沈从文的一个定论，他给我们文学的贡献就是提供了一个湘西世界，这是文学界研究的一个定论。但是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他写的是湘西，但他是在北京、上海写的，是在昆明、青岛写的，他不是在湘西写的，他是在北京、上海、昆明和青岛写的。而且我发现，同样是他写的，在北京写的和在上海写的不一样。”
我一听，当时真跳了起来，我说：“好！你抓住一个问题了。”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不是产生在乡土、本土，而是产生在都市。我当时对他说：这不仅是沈从文一个人的问题，整个乡土文学都有这个特点。这时我就和他两个人讨论，产生了思想的一个跳跃，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是他的都市体验和他的乡土回忆的一个融合产物。这个想法使我们两个当时非常激动。但开始定的题目比较大，是谈沈从文和四个城市（北京、上海、青岛、昆明）的关系。后来觉得实在太大了，我们决定把另外两个丢掉，就做沈从文和北京、上海城市文化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一个乡下人和两个城市的相遇和相撞———湘西的乡土文化和北京、上海的城市文化的相遇和相撞，这才产生了乡土文学。也就是说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是他的都市体验和乡土记忆相融合的产物。
然后我们讨论了3个问题：一个是沈从文和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关系；第二个是讨论沈从文对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以及这两个城市的人和文化，他作为一个湘西的乡下人，在他的观察中有一些什么新的发现，他怎么看待北京、上海的城市文化、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及城市中的人；第三个就是，在这样一种在北京、上海的都市体验怎么样反过来激发了他的乡土记忆和想象，这样才能呈现出今天所看到的这样一种沈从文笔下的乡土文学形态。在大体界定了他的研究和写作要回答和讨论这样3个问题后，我说：“你的论文就是讲一个故事，讲一个乡下人和两个城市的故事。”
讲一个乡下人与两个城市的故事
为什么是讲故事？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这就是说，文学史的研究是对研究对象的历史重现，是今人讲当年的故事，这是我这些年来学术上、文学史研究和文艺史写作上的一个追求。就是把文学史的写作、文学研究的叙述变成讲故事，今人讲当年的故事。这样意味着什么呢？这首先意味着研究者身份的认定。
过去，我们的历史叙述者、历史研究者，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历史审判者，对作家、作品进行我们的历史判定，判定他的价值等等，或者我们称为历史规律的阐发者。我想改变一下自己的身份，我不是历史的审判者，我也不是历史规律的阐发者，我把自己认定为一个历史叙述者。强调讲故事，这是认定方面的变化。
强调讲故事，就比较强调回到历史现场，强调回到历史的情景中去。讲故事是回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中来叙述那一段历史，而且这一叙述要特别注意一些历史细节的呈现。
讲故事是以描述为主的，所以要特别注意历史细节的呈现，这样才能造成历史的现场感。
但是也要有分析。大家知道，鲁迅曾经有过一个写文学史的计划，你看他写魏晋，是药酒文人。写六朝文学，就是佛女。他就是抓住那个时代一些典型的文学史现象形态，像药、酒、佛某种文学现象的东西，但他这种文学现象又不是一般的文学现象，这什么意思，就是他的这种文学现象背后反映了一些基本的东西。这是我们文学史写作所面临的一个矛盾，某种程度上说是文学研究所面临的矛盾。
什么矛盾呢？就是文学是具有感性形态的，是具有模糊性的，是具有多异性的，是混沌的，这是文学的特征；而我写论文，论文比较抽象，必须概括。因此就产生一个矛盾：要么全是感性的东西，你没有概括；要么你有概括，但这些丰富的、多异的东西全没了。这是现在我们文学史研究、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难题。王瑶先生提出一个处理矛盾的办法，就是典型现象，就是它是现实形态，它保持现实形态所应该有的一些感性特征，但同时是典型的，就是它背后隐藏着一些本质性、普遍性的东西。这样，你就可以既保持现象本身的形象性，同时又说一些普遍性的东西。所谓讲故事就是讲这些典型现象。所以，我对这个学生要求：你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你必须对历史细节、一些现象要有一种高度的敏感；另外，你要有思想穿透力，你能从现象背后看到一些普遍性的东西。而你的论文就是要从历史细节出发，又带有普遍性的东西。
现在就看看这个学生是怎么讲这个故事的。他说：“本人实际上是讲述了一个乡下人与两个城市的故事。而这个乡下人和两个城市以及故事本身在现代中国和中国文学史中都有很大的典型性。典型性在哪里呢？这个乡下人来自湘西，湘西是中国的边地，因此相对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乡土中国的文化。
北京是个什么城市呢？第一，那里有作为中国文化起源之一的北京山顶洞人文化，明清以来它作为皇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在近代它艰难而慢慢地经历向现代城市的过渡过程。传统的本质文化在衰落的同时又顽强地存在着，因此使得变化中的北京保留了某种乡土性。但它不同于湘西文化，它是皇城文化，它是处于皇城乡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换过程中，所以它有某种皇城的乡土性，这是北京的特点。而上海却是一个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它几乎是十分自然、毫不困难地就和国际接轨，成为“东方巴黎”，一个现代国际大都会，典型的现代大都市，几乎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象征。
这样就构成三个区域空间，一个湘西是代表了边地的真正的中国乡土文化，北京是代表了皇城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过程中但是保留了很多乡土性的半现代城市，而上海是最和国际接轨的现代大都市。这三个空间几乎概括了转型期的中国的几种主要文化形态，现在都凝结于沈从文一身，这是历史对沈从文的特殊照顾并选择他来做中国转型期的观察者与了解者。”这样就确定了研究对象的典型性。
沈从文与北京的故事
1922年，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从此开始了他独特的生命历程和他的文学生涯。沈从文在《2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的这篇文章中回忆说：“我是1922年夏天到北京的，开始住在会馆里。我从会馆出门向西15分钟就到达中国古代文化集中之地，就是琉璃厂。那里除了有两条十字形的街，然后还有十几家大小古董店，小胡同里还有许多不标店名分门别类的、包罗万象的古董店，完全是一个中国文化博物馆的模样。然后再往东20分钟来到前门大街，那里是一个北京繁华的街市，还保留了明清六百年的市容和规模。在那里看见许多大铺子，各具特色，金碧辉煌，斑驳陆离，令人眩目，这使我这个来自六千里以外小小山城里的乡巴佬无一处不深感兴趣。然后跑到罗马大街就看到某某镖局的大招牌，还有骆驼在其中走来走去，我就想这镖局背后有没有当年的十三妹在那里，有没有燕子李三在那儿，因此这些印象让我觉得它像明清两代六百年的文化博物馆……”
这是北京给沈从文的第一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