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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和风险，否则，我们只能单独承受。特别的联合国，它能为美国的意图和行动提供合法性。尽管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国际法并不重要，但在国际事务中却意义非凡。联合国和北约都需要改进，尤其是联合国，但是，这些改革只有通过美国的建设性领导才能实现，因为我们是唯一超级大国，拥有改革的资源和动机。
最后，必须按照正确的构想，把武装力量纳入到我们的总体战略之中。应当保证我们的武装力量能够对任何潜在敌人保持优势。必须继续保持军队的现代化，以便应付可预见的突发事件，包括可能先发制人地打击任何对美国的威胁。但是，武力必须仅仅作为最后手段来使用，而且如有可能，还应采取多边方式进行。
根据上述三条原则，我们应该修补跨大西洋的关系。当美国和欧洲站在一起时，他们拥有全世界大约一半的GDP，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占三个席位。它们是政治和文化上最能与美国结成联盟的国家。在每个国家中，我们都是主要的投资者。我们应当抛弃19世纪英国人的观点，即认为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利益。在西方，我们必须拥有永久的朋友和盟国，然后努力确保我们利益达成一致。
如果把跨大西洋联盟作为基础，那么，我们就应努力解决自身安全面临的挑战北朝鲜和伊朗的核计划，还有基地组织和其它恐怖集团的不断威胁。我们应当同盟国一道，帮助解决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以及中东内部的争议，它们足以引发致命的冲突。我们还应通过联合国施压并且提供援助，以缓解非洲正在发生的冲突。
在提出援助计划之后，美国需要动员众多的资源，承担核心任务。美国需要一个内阁级别或者准内阁级别的机构，负责发展计划、程序和人员构成，以协助海外政治、经济领域的发展。我们可称之为“国际发展部”。通过单一的、负有重要责任的部门，我们把人道主义和促进发展的各项努力集中起来，这将有助于我们对缓解剥削、痛苦、种族冲突和贫穷保持同样的关注，我们能够籍此来解决战争问题。我们需要进行认真研究和开展实验性工作，提供科技、战略、组织，培训人员并派往不成熟的国家，同我们的盟国和朋友一起工作，促进这些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减少产生恐怖主义和各种冲突的根源。
目前，我们大多数的国际机构是合格的，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它们也从更高的透明度和对每个国家详情的更密切关注中受益。但是，我们必须发挥领导作用，帮助联合国自身的改革，使它变得更为有效。我们必须把承诺坚持到底。长期以来，美国致力于减少商品和服务市场流动的障碍。但是，我们必须保证贸易是自由和公平的，帮助其它国家建立人道的劳工标准和合理的环境标准。
同样，在国内，我们国家也需要新的战略。反恐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面对由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所引发的正在展开的经济挑战一个逐渐开放的国际贸易和商业体系，它包括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和平大国、逐步一体化的欧盟，也许还有其它正全力追赶美国的新兴经济体。现在，已经出现了几个国家，如德国和瑞士，它们的平均生活水平和工资率已超过了我们。这是一些特例：以德国为例，它的繁荣来自出口导向的增长，而出口主要面向美国市场。但是，除了一体化欧盟之外，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在美国历史上首次留下印记，我们已经面临一个比我们更大的统一市场的竞争。即使现在美国的经济规模十倍于中国，几乎四十倍于印度，但是，这两个国家拥有越来越多受过教育、拥有技能的劳动力，它们不仅正从美国吸纳技术性的制造业工作机会，而且，还包括原来一直被认为“安全”的白领和服务业职位。加上我们消费远大于储蓄的偏好，我们长期的经济前景面临危险。
超越帝国：新的美利坚我们的扩张跨越了整个美洲大陆
19世纪，我们的扩张跨越了整个美洲大陆。在20世纪早期，由于权力的更好分配和财富的急剧上升，使美国获得主要国家地位，它扩大了我们民主制度的基础；通过政府和工会来制衡巨额财富导致的私人权力的扩张。但是，在20世纪后1/3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一种反作用对公众和私人权力与义务的重新安排；减少联邦政府的干预；通过减税和文化战争将最富裕阶层的利益与对中美洲的同情联系起来，这些方面的努力持续不断。现在是认清我们在国内外所处位置的时候了。除了战略和实现战略的手段外，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我们的国家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重申我们对自由与公正、权利与义务、机会和公共物品平等原则的承诺，所有这些曾使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在美国，我们需要付出新的努力以保持私人首创精神和公共责任的平衡，目的是为所有人提供机会，增强美国的竞争力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前瞻一百年，可以通过物质环境和制度环境来对美国进行详细的阐述。美国要继续成为全世界最令人向往的国家，用世界上最好的物质条件和制度环境吸引人才与投资。但是，要实现我们的目标就必须从现在着手。环境上，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好地保护自然资源，通过合理的政策开发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系统的美丽与多样性我们的海岸、山脉、湿地、雨林、高山牧场、原始林地和广阔的大草原，使我们能够无限地扩展它们的经济价值。我们必须谨慎地保持平衡，使商业开发的短期需要与所拥有自然资源的更长时期的价值协调起来。同时，我们也必须像19世纪所采取的宅地法案那样，促进城乡人口的市场趋向的转移。
制度上，美国宪法依然是自由与繁荣的源泉。我们想要保持多元化的民主制度，通过制度检查和制衡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同时，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我们将尽可能使私人获取收益的机会最大化，同时，使之与公众利益保持一致。我们希望有一个透明和负责任的市民文化，在这一文化中，我们设定一个评价好的政府的世界标准。媒体能够向人民传递信息，使他们有效地参与市民生活。当在知识产权、生物伦理以及其它民事领域出现新的焦虑时，除了接触充满活力和竞争的媒体外，我们还需要保证，能够经常接近法庭以及政府分支机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只要我们不想在自由与权利方面做出妥协的话，就必须应对当前的挑战，不管它们是恐怖主义还是其它东西。而自由和权利正是我们正在保护的美国人的本质特征。
如果想要保持竞争力，我们就必须在发展“人的潜能”上做更多的事情。更通俗地讲，我们应该帮助每个美国人“充分地实现自我”。对某些人来说，这意味着提供平等的机会；对另一些人则意味着要在诸如教育、医疗和退休保障等方面给予直接援助。从幼儿园起，对年轻人进行教育，直至他们能最好地实现自身价值；帮助成年人转换工作岗位和职业角色；通过公共医疗措施、先进的诊疗、预防保健以及不断的医疗保障，提高机体活力、保持健康，把我们的寿命和能力扩展到自然的极限；加强退休保障制度，这些是三十年来所一直面临的挑战。我们应该承担这些工作，因为这是一种社会公正，它必须保证毕生奉献的所有成员都能享受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使美国劳动者和家庭能自由地集中精力面对当前的挑战。这些长期挑战需要以新的紧迫感立即进行应对。
在现有的许多方针和纲领中，我们拥有了应对这些挑战的坚实基础。除了在给予它们必要的次序和资源方面存在争论外，不必在此将其一一列举出来。尽管必须为所有美国人在这些领域的改善而努力，然而我们从来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享受完全同等的教育、医疗和退休保障。但是，当我们保证每个美国人都将具备基本教育技能，并在一生中都能得到教育上的发展；当我们保证，除了在退休后一些基本财政保障外，每个美国人都将得到诊疗、预防、医疗救护和健康生活所需药品，那么，所有美国人生活状况都得到改善。
为做到这些，我们将必须正确地理解资源和责任。首先，这意味着要在公共与私人团体之间适当地分配责任。政府和 “市场”都不是万能的工具，无论在安全、教育、健康或退休方面，都应合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第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私人与公共部门的收入和支出。我们需要更严格的财政纪律以平衡联邦预算、减少长期公共债务，使之与当的经济环境、需求和事情的轻重缓急相匹配，从而为商业投资腾出更多的资本，这是创造新的高薪工作所必须的。我们必须保证，当我们运用赤字政策时，资金的花费能够给美元以最大的支撑，而不是为那些竞选捐款者带来最大利益。减税是个不错的办法，但是我们必须确信能够为国防和其它紧急需要提供充足的资金。最后，我们必须在公共和私人部门间、在联邦、各州及地方实体之间适当地分配责任。这意味着，联邦政府有制定标准的权力，出于对特定需求和挑战的敏锐洞察，州和地方政府在不断增加融资，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除此以外，还要保留满足公共需要所必须的政府管制。
在考虑教育、医疗和退休保障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努力改善美国的商业环境。这不是简单地降低利率和刺激需求。仅仅为吸纳新增劳动力，美国经济每年必须创造出100万以上个工作机会。要把失业率降到克林顿政府时期水平，我们还要加倍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运用传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的问题。但是，当我们改善了交通和通讯，更多的国际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