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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网络。我们应该让北约组织来分担我们的领导责任，应利用联合国为我们的行动提供额外的国际权威。我们要开放而不是封闭，要同叙利亚、伊朗这样的国家广泛交流，使用各种方法并谋求盟国支持，以促使其改变政策和行为。在近期，我们必须加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动，增加那里的部队，建立更为安全的环境，利用更多的国际资源来促进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只能把武力作为最后的选择，要抵制让我们有限地面部队力量承担更多责任的诱惑，更加灵活地处理本地区历史上同我们敌对的国家，逐步使用法规准则而不是战争来打击恐怖主义。
而且，战略上需要我们更关注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根源，极端的瓦哈比教派的意识形态和沙特的资金援助；贫困和阶级压迫使巴基斯坦社会形势恶化，出现“圣战学校”，他们同巴勒斯坦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六月份恐怖分子袭击之后，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沙特政府对恐怖分子的筹资和招募活动实施了更为严密的调查，但是，恐怖主义产生有更重要的原因，这来自于对社会不公、无助深厚的情绪深，以及鼓励他们的意识形态。这样看来，要赢得反恐战争，除了要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寻求一个公正、广泛的解决方案外，还需要在中东的重要国家进行意义深远的改革。对美国来说，在这些国家要实现变革必须采取更为彻底的行动，这要以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为支撑，考虑到迄今为止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影响，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通过国际和区域性机构寻求帮助。
但是，在领导美国人民应对9。11灾难时，布什总统在联合军队指战员、动用美国武力之剑上赢得了广泛的声望。正如克林顿总统指出的，“当人民感到危险与不安时，他们宁愿信任那些强硬但出错的人，也不愿相信软弱而正确的人”。事实远非如此。在表述“他们恨我们是因为我们是美国人”这句话时，布什总统似乎用简短的措辞表现一个被误解和伤害民族的自豪。
三十年多来，在各种各样的抨击中，许多美国人已经认识到他们的价值观，这些抨击来自于平等权利法案，来自于高涨的女权运动和性解放，来自于对诸如增加学校公车等问题、犯罪的纵容以及普通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似乎越来越无能为力的政府。尽管双职工家庭大规模增加，美国家庭生活水平仅仅勉强维持原状。例如，国会预算委员会2001年收集的数据显示，处于中间50％的美国家庭税后实际收入从1979年的31；700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33；200美元。（而在同期，最上层1％的美国家庭收入却由256；400美元上升到644；300美元）。
许多美国人已开始投入长期的“文化战争”以进行反击。这一运动开始于对暴力的反对，抗议扰乱了1968年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大会。它从共鸣中获得了力量，支持1971年greeted副总统斯皮罗·安德鲁对“持怀疑主义的喋喋不休的富人”的抨击。在1972年它表现为“沉默的大多数”，随后是“里根的民主”。从再生的基督教信仰力量的增强、生存权运动、家庭学校、全国枪支协会的兴起中可见一斑。诸如堕胎权、枪支控制、同性恋婚姻和家庭暴力等社会问题，成为压力下的中产阶级寻求自我保护的试金石。
文化冲突也扩散到外交事务中，并且由于越南撤退的耻辱，对巴拿马运河条约的争论以及伊朗人质危机中对美国无能而激化。国内文化的斗争与对海外有形战场胜利的强烈怀旧乡情绪交织在一起。
美国政治体系把握和反映了公众的观点。罗纳德。里根称之为“美国的早晨”，一种新的希望。但它却是以一种鲁莽独断的对外政策和傲慢的爱国语言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如1983年通过战略防御计划（星球大战），向苏联“邪恶帝国”发起挑战；入侵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1986年发动空袭，铲除利比亚支持恐怖主义的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还有要求前苏联领导人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推倒柏林墙”。布什从里根手里接过这些政策，随后，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同样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由于严重的经济衰退，第三党的总统候选人以及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年轻民主党人使他付出了总统连任的代价。
通过海外行动转移国内失败已成为民主政治中保持权威屡试不爽的套路。古罗马、尼德兰和不列颠都曾这样做过。但是，由于大多数情况下这会分散政府的注意力，它使人们盲目乐观，随后带来指灾难性后果。在古罗马，共和国变成了帝国，自豪的市民却发现自己沦为无地的平民。在尼德兰和不列颠，“情绪的宣泄”导致穷兵黩武的对外政策并引发战争，但战争带来的却是沉重的财政负担，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保持繁荣的基础。
超越帝国：新的美利坚放弃了其“更温和”的外交政策
9。11之后，布什政府放弃了其“更温和”的外交政策。如同其前任，布什选择了同样的力量源泉来筹划教训式的军事行动，这些行动包含着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美利坚帝国的构想，只不过现在，真实的恐惧和决心强化了这一做法。无论这种单边主义是否会妨碍反恐努力，它使三代人努力所建立起来的解决国家间冲突的国际体系轰然倒塌，也削弱了帮助欧洲保持近50年和平的联盟（北约组织）。单边主义在对伊拉克的战争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露，它充其量是一种代价昂贵、不合时宜的做法，扰乱了对更为重要的安全威胁问题的处理，在虚假的托词下，它作为极其必要政策得以推行。
正如布什总统经常说的，如果这是“关于领导”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所见证的是必然的失败。出于政治上的方便，布什抛弃了软、硬力量相结合的传统做法，误导了反恐战略，没有挖掘恐怖主义的更深层原因，寻找更广泛的解决办法，而是把责任堆积到军队身上。这决不可能建立一个帝国，而只破坏帝国的好办法。
政府作法也削弱了美国的“硬力量”，因为同国内情况相比，我们在海外也不可能更强大。政府实行的两类重要的减税政策，每一项将价值几千亿美元，它极不相称地使美国最富裕的家庭受益由于债务膨胀，政府曾在十多年中努力重建财政纪律，但上述作法使这一方向发生了改变。在2001年初，计划的十年预算盈余超过5万亿美元。但在减税、经济萧条和未预料的军事支出增长的冲击下，2003年的十年预算计划却是近5万亿美元的赤字，几乎是9万亿美元的变动，这还没有把继续占领伊拉克每月40亿美元的成本计算在内。自越南战争以来，没有一届美国政府做出同时追求“大炮加黄油”的错误决策，也没有哪届政府在危机时期这样不征求美国人的意见。
尽管创纪录的低利率刺激了建筑业和居民住房信贷的繁荣，但普通美国人能够感觉到这个问题。自克林顿政府的繁荣时期以来，失业率持续稳步攀升。自2001年1月起，失去了260万个工作岗位，2003年7月，总体失业率达到6。4％，由于公司努力降低支出以保持利润，失业以冲击到美国的白领和中产阶级。某些领域的失业率甚至更高：少数民族的20岁以下的年轻人为13。0％；年轻成年人为10。3％；非洲裔美国男性为11。1％。若把那些已经完全退出劳动大军，或者若有工作机会愿意工作的人计算在内，实际失业率可能已经达到10％或者更高。特别是州与地方政府倍受打击，因为经济衰退使其收入减少，甚至联邦政府也在考虑削减很多项目相应的份额。由于全国各州和城市都面临着平衡收支的问题，人们越来越明白，削减预算要么导致服务减少、失业增加，要么用增加州和地方税收来弥补。
反恐战争极大地增加了我们所面对的危险。从短期来看，国土安全部资金不足，在防止和回击恐怖主义方面，没有配备必要的资源以确定轻重缓急、化解国内巨大的危险。而且，每一项完全由联邦资助的国内项目也受到影响，除了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完善外，还包括教育、医疗、退休保障等，这些对未来保持美国的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
要减少我们安全和繁荣所面临的这些危险，需要的不是夸夸其谈，而是更清晰的思想。我们需要清晰地审视自我和我们周围的世界，把这种视野贯穿到我们的政策中。简而论之，对于21世纪，美国需要一个新的战略，一个更广泛、更全面、更少单边主义倾向的对外政策，并且与对健康的国内经济和财政纪律的更多关注结合起来。
在《2002年度国家安全战略》中，布什政府提出的先发制人战略不过是一个为入侵伊拉克提供借口的战略。在国内，供给方面的古老原则为富人减税以形成涓滴效应的经济学…曾经是一种常规政策。现在，美国应回归到那些能够确保空前繁荣与稳定的基本概念，而且，应按照能更好地服务于当前需要的新战略进行调整。
在这些基本基本原则中，首先应该是“包容性”，美国代表着人类尊严的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发展，这一思想已稳固地扩展至欧洲，并传播到世界大部分地区。我们正改变着他人的信仰，推行我们的价值观，向海外提供援助，鼓励新任领导人访问美国并把他们的体验带回去。在冷战时期，我们谨慎的穿透铁幕，影响那里的人民。当冷战结束后，我们努力支持世界各地民主制度的扩展。我们应当在全球寻找盟国与朋友。
第二，我们应当着手强化和利用国际机构，首先从联合国和北约开始。这些机构能为美国外交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可以与其它国家共同承担重担和风险，否则，我们只能单独承受。特别的联合国，它能为美国的意图和行动提供合法性。尽管对大多数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