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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不仅仅体依靠军事安全和经济上的“强大实力”，它也取决于信心和共同的价值观。这种信心反映了对美国主要内、外政策的综合判断。在二战后短短几年中，美国创立了一系列的国际组织，通过它们交换意图和传递长期战略。美国依靠实际行动，通过这些组织并在其框架内，展示了美国的价值，保持了信心。
除了解决一些与超级大国竞争不太直接相关的国际问题外，联合国的功能是作为一个交流的论坛。它的建立和总体设计是迫不得已的。联合国是美国设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失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试图修正这一错误。几乎与此同时，冷战的出现打破了联合国作为维护集体安全手段的希望。但是，确实有有些组织，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欠发达国家民众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联合国成为国际法的源头那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法律地位。实际上，这一法规没有真正的最高权力来强制执行但是在许多国家，它的合法性渗透到国内政治中。
超越帝国：新的美利坚国际体系的热心的支持者
美国一向是这一国际体系的热心的支持者。除了规范开发海洋、管理所有商业行为的法规外，美国参与制订了控制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条约。而且，许多条约都有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和组织，如国际原子能机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等等。美国在联合国所有机构中都有代表，大使、代表和特派员定期开展工作。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他们为维护美国的利益而努力工作。
但是，美国的方式不是靠强迫和高压，而是通过说服求得一致。史无前例，作为二战的战胜国，美国曾经是温和仁慈、宽宏大度。它通过联合国体系分摊了国际权力，专心帮助德国、日本和韩国的经济重建，接纳外国学生、促进学生交流计划，谴责旧的殖民帝国，接受移民因此，美国成为一种理想，一个世界其它国家的楷模。在权利法案中阐述的美国信念鼓舞了全世界的人们。可以感觉出来，我们对于传统帝国不感兴趣我们的动机与全世界几十个为自由而奋斗的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对于发达世界中美国潜在的竞争对手来说，其经济实力和美国的理念是别国难以抗衡的。因此，在大约2/3的世纪里，美国一直被视为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美国的力量是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学院政治学系主任约瑟夫。尼耶所说的那种“软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说服他人，它建立在美国价值观的基础上。它对我们的影响远远超过传统的国际均势政治学。它更多依靠榜样的引导、政策的透明和超常的能力，而不是像以往的殖民主义那样，依靠完全占领别国、强迫推行法律和制度，或者使用我们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冷战期间，面对苏联的威胁，美国在海外遵循的崇高原则受到了挑战。美国犯下了许多错误，逐渐失去了一些道义的优势，出现了一些反对者和怀疑者。由于担心苏联对中东地区潜在的侵犯，美国废黜伊朗领导人并代之以一位不受欢迎的国王。参与反对偏向苏联的印度，美国使自己与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疏远了。由于担心马克思主义者接管智利，美国支持智利反政府军事行动，推翻了民选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在中美洲，美国利用当地政府，还有中央情报局和特种部队人员，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权和游击队员展开了近十年战斗，战斗取得了胜利，但是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并造成了额外的人道灾难和非法的反政府行动。在我们要反对的极权政府，以及仅仅是独裁、但却可以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政权之间，我们常常要做语义上的区分，但这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区分，它从来没有被美国的政治体系所接受。
冷战结束消除了这些使得美国政策自相矛盾的根源。美国不仅自由地阐述自己的原则立场，而且还可以更直接地鼓励那些国家接受我们的价值观。然而，恰恰相反，美国却更少的谴责那些经常侵犯人权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在扫除阻碍民主政府的海地军事派别的行动，以及美军在巴尔干、拉美、非洲和亚洲所进行的维和行动中，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新理想主义倾向得到增强。
但是，2001年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一次有争议的选举中执掌政权后，布什政府毫不含糊地给美国对外政策打上了更明显的单边主义、国际均势的印记。美国停止了解决全球变暖的国际努力，抛弃了京都议定书。政府不顾美苏反弹道导弹条约，明确表示要继续实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竭力拒绝南北朝鲜的对话，还有一项新的关于联合国加强对伊拉克制裁的提议也被丢开。甚至在9。11之前就已非常明了，美国对外政策的策略发生了变化。
作为9。11事件的回应，布什政府抛弃其“更温和的外交政策”。一夜之间，美国外交政策发生了变化，不仅仅表现为单边主义，而且含有说教的意味，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和过分的自信，它开始制定针对伊拉克或其它中东国家的军事行动，这都表明，新美利坚帝国在浮出水面。对于安抚9。11冲击下民众的恐慌情绪，这种信息在国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即使总统也一定认识到，他是多么成功地把美国人的注意力从其它问题上转移的，据传，他开玩笑说，借助9。11他可以“获得三连胜”，逃避失业率上升、自己减税政策的扩大以及由此造成预算赤字飙升的责任。不管激进的单边主义是否会妨碍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50年来建立国际体系来减少冲突的努力被完全颠倒过来，削弱了使欧洲保持半个世纪安全的联盟，也使对于维护以美国繁荣为中心的相互依存的网络至关重要的国际关系面临着风险。然而现在，我们的军队深陷在伊拉克，还没有明确战略，要么使胜利达到挽救，要么撤出，但是一些政府要员依然鼓吹把军事行动范围扩大到叙利亚甚至中东其它国家。这是早期民主政治历史性错误的令人不安的反应。
9。11之后，布什政府强调了它的新的政策。它对传统盟友的傲慢态度，决定武装打击伊拉克，否认联合国在战后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一贯做法，都标志着美国海外政策行为的根本转变。
但是这种转变，与其说促进了一个新的美利坚帝国的诞生，倒不如说将我们通过“软力量”所获得的一切以及实际的美利坚帝国推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现任美国政府使得反美情绪在世界各地爆发，达到自越南战争以来的空前程度，这也许远非自发而成的。许多国家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比我们时下反对的恐怖主义相比，美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更大。这些并不是关于美国的价值观或我们如何生活的问题，而是关于美国在海外如何行动的问题。由于这些看法反映了对美国行为的判断，通过宣传及公关技巧并不能轻易给予反驳。它们将影响美国在海外所得到的支持。
个别一些国家政府，特别是必须倾听投票人意见的民主政府，的确发现，顺从美国的意愿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例如，在伊拉克战争中，土耳其拒绝美国部队从其境内通过，但也不得不接受美国的要求，协助组建一支维合部队。由于行动没有置于联合国的控制之下，印度拒绝参加。德国和法国也同样给予拒绝。
这只是一些国家拒绝美国单边主义“领导”，开始转向自身国家利益的最新迹象。国家之间，既包括盟国，也有以前的对手，多少都存在非正式的利益诉求，现在的情况是，对美国政策和目标的阻挠或理解更为微妙，各国逐渐以自身利益来考虑这些政策和目标的分歧。从根本上说，这使得相互依赖的政治经济结构面临拆散的危险，事实证明，这种架构是非常有利于美国的。在更狭窄的意义上讲，出于对美国领导能力的信任，以及固有的理解和经济上的联盟，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中国台湾和日本的中央银行持有美元资产，如果失去信任和理解、抛弃了联盟，那么这些国家会在短时间内抛售美元资产，引起美元价值的大幅贬值，对我们的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在美国预算赤字、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上升，国外对美国怨恨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一个“临界点”，只是现在还未被确定。这点可能会被诸多因素触发，比如在朝鲜半岛或南亚上地缘政治的失败；在几个石油生产国同时出现国内问题而引发严重的石油冲击；或者中国、印度更富吸引力的投资机会的迅速扩大，加上对欧元更大的信心，这些足以使国外资金的不断流入受到阻碍。或者，我们只能忍受美国的影响力被持续不断地侵蚀。
艾森豪威尔提出，领导是“说服同伴想做你想要他们做的事”，按照这一定义，美国的领导无疑是失败的。我们没有去说服其它人与我们的利益保持一致，尽管我们正在强迫和施压。除非我们改变我们的思路，否则，不论我们部署了多少隐形炸弹、占领了多少国家，美国的影响和重要性都会不断下降。如果在美军占领更多国家的意义上，这一思路能够带来一个美利坚帝国，那么，不久它也会带来一个更为贫穷、孤立和更不安全的美国。
尤其在反恐战争中，我们的战略应重新定位，要更多地关注恐怖分子本身而不是支持他们的国家。这意味着，除了情报和采取行动，包括对世界各友好国家提供适当援助，提高他们以法律作为反恐首选方法的能力，我们还要建立严密的国内和国际法网络。我们应该让北约组织来分担我们的领导责任，应利用联合国为我们的行动提供额外的国际权威。我们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