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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是什么新的构想，这是一个旧的视野，从冷战时期沿用至今的。这一构想与其说是实现民主化，倒不如说是帮助对我们友好的统治者保留或扩大其权力。它对保持五角大楼的“介入”，要比推行更广泛的、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方案要更为有效。
对于美利坚帝国的许多争议和某种程度的热衷似乎误解了美国的庞大实力和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位。19世纪末，美国进入了世界强国的时代。人口和财富迅猛增长，在内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里，大规模利用外资，主要是英国资本，到自世纪交替的时候，美国制造业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生产了全世界约30％的制造品，与之相比，英国占19。5％，德国占16。6％。10年后，美国的份额上升至35％ 。美国开始作为一个帝国而进行争夺，他夺取了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属地；为修建跨越地峡的运河，他分裂了哥伦比亚，建立了独立的巴拿马；为获得对群岛的控制权，他在菲律宾进行了艰苦的反游击战争；为了搜捕人民党支持者、墨西哥匪帮头领潘丘。维拉，他跨过边界进入墨西哥，发动了“惩罚性的远征”。
但此时，美国传统帝国计划已完结了，因为在美国精神的深处是民族自决权，当美国勾画其国际的行动方针时，他一再强调这一点。1902年，古巴获得了独立。在20世纪前1/3的时期，美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断进行军事干涉，但是，美国的从未使它们正式成为自己的附属国，或者获得法律上的永久管制权。1946年，菲律宾也宣告正式独立。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也许会指责，美国出于其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去镇压人民，但这些批评完全放错了地方。整体上来说，美国人倾向于作一个“离去者”，而不是殖民者。在国外冒险的兴趣不久就消散了，军事远征规模在减小，并开始撤离，有时，当地武装力量在美国的援助和建议下，接管政权。美国确实拥有实力和影响，其商业在全球展开竞争以获取利润，但是，它对于一个国家法律上的控制和传统的帝国并不感兴趣。
二战后，美国对亚洲殖民主义的复活进行了坚决的反对，他鼓励各地的反殖民主义。当法国试图重新获得印度支那的完全控制时，我们拒绝给予大规模援助，我们向荷兰人施压，使其撤出印度尼西亚。1956年，当英国和法国入侵加马尔。阿卜杜尔。纳赛尔领导的埃及时，我们经过斟酌，提出反对，我们还鼓励结束南非的殖民政权和白人统治，甚至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最终在南非结束了种族隔离政策。
与传统殖民国家不同，美国地域辽阔、资源丰裕。我们的经济发展较少依赖于对外贸易。我们不必为剩余劳动力和资本寻求国外的出路，在19世纪末的铁路大发展时期，美国得益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大规模流入。在20世纪初，在美国重要性上升的早期，暂露头角的巨型公司，例如联合果品公司，很快被国内快速发展的工业基地所超越。我们的产业布局和和经济发展对于美国对外政策强烈的孤立主义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里，先是民主党总统哈利。杜鲁门和国务卿乔治。马歇尔，随后在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内，我们抵制了孤立主义的回潮。在这一时期，我们是资本的净输出国，对外贸易也保持顺差。尽管逐步开始出现了贸易逆差，但从对外投资中获得的收益仍然超过对外国投资的支付。今天，美国在贸易和投资收入方面均保持逆差。另外，世界其它国家拥有的美国资产的价值已经超过美国人所拥有的外国资产价值。也就是说，对于世界其它国家，美国现在处于“净债务国”的境地。
作为最重要的工业化国家，美国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不断演变中被赶上。像黄金、钻石、木材等这些资源消耗型工业的相对重要性在下降，它们曾驱使一些国家进行早期的殖民活动。尽管资源消耗型工业，以及控制它们的跨国公司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市场份额，但贸易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新的财富增长点出现在旅游业、娱乐业、医疗和制药、通讯业以及现代制造业中。一般而言，这些部门的价值不是通过控制原材料供给，而是依靠占有市场、吸引外国资本和人才而实现的。
美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有渴望自由和机会机遇的德国人，从19世纪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再到20世纪初期的东欧国家，除了中东、南亚和东南亚外，还有来自波多黎各、墨西哥、古巴、中美洲的移民潮。在20世纪90年代，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人口增长率最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每年100多万移民的涌入。到2001年，美国已收留了300多万来自中东和亚洲国家的穆斯林。
事实上，美国参与角逐以成为一个传统的殖民国家，输出自己的劳动力，这已经太晚了。19世纪，英国的人口爆炸助长了它的殖民扩张，并且使美国成为自己的疆域。进入20世纪，尽管经历了“婴儿爆炸”，美国人口还是同其它发达国家一样，经历了出生率下降的时期。而在中东、拉美、非洲和亚洲，人口增长使得传统殖民主义的人口流动发生逆转，由欠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
在21世纪初，美国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在1995~2002年，占全球产出约20％，占世界经济增长的40％。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对美国增长动力的依赖已变得不相称了，这是一个奇怪的结果，即美国必须消费比本国产出还要多的产品，相反，其它国家必须生产出超过本国消费的产品。显然，这对其它国家有利，它们必须为自己的产品找寻市场，但是，这对大多数的普通美国人也是有利的。历史上的帝国都没有做得这么完美，既为自身创造财富，由与其它国家分享利益。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由传统的帝国所维系的，而是由国际机构与安排的连锁网络所形成的，这一网络保护和促进了美国的利益，并且与其它国家分摊了成本和风险。
首先是二战后形成的安全安排。为了延缓与遏制苏联的威胁，美国在海外部署了十几万部队，但是大部分花销由所在国家自身承担，特别是在亚洲。而且，这些部队大多数并未分散在欠发达国家，而是集中于那些二战中“曾被毁灭”（但是现在是高度发达的国家）的美国的敌对国家。尽管美国国会一直在抱怨部队的支出，但事实上，海外驻军对这些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们成为美国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伙伴。通过正式联盟将他们联合起来，美国分担了这些国家一部分防务负担，形成超国家的安全体系，但这也为美国在金融、政治甚至文化方面提供了决定性的地位。
第二，美国通过国际机构和安排发挥了杠杆作用。其中有安全条约：与欧洲国家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日本、韩国签署的双边条约。与同盟国协同行动，美国就可以分摊其全球安全利益的财政、军事和政治负担。在欧洲，北约成员声明，一旦战争爆发，它们将提供大部分的地面部队。法国独立的核计划为冷战中的北约的核决策提供了支撑。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都在援助波斯湾。法国和比利时在非洲非常活跃。还有日本，不仅惊人地实现了现代化，而且形成了有效自卫能力；它实际上还支付了驻日美军所有的军事行动的费用。
还有一些安排有助于美国保持经济领导地位，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后来最重要国家定期召开的会议，它最终成为家喻户晓的八国集团（G8）。中央银行行长得以经常会晤，至少彼此交换看法。美国还利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为美国的货物、产品和服务业在竞争对手中开辟新的市场，作为构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领导国，美国进一步规范和扩展了国际商业。由地区性协议来引领或配合一般性协议，如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
美元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20世纪70年代初，当美国要解决国际收支问题时，它可以使国际金融体系从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保持美国消费者需求持续增长，而其它出口导向增长的国家来满足美国市场。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冲击已经被消化和吸收，以相互投资和债务交换为标志，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建立了紧密的金融联系，而20多年后，石油实际价格低于以往的价格。美国整体市场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由于外国投资者和外国政府购买美国债券，美国可以承受巨额联邦预算赤字。外国投资和融资使美国经济得以扩张并且加强军备而不必全部以税收来支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经济问题：美国是安全的投资场所，而且回报非常可观。
总之，套用一个时髦的名词，美利坚帝国是“实实在在”的。美国处于一个互相依存的网络，有时称之为“全球化”的中心。“全球化”建立美国创立并有重要影响也许可以说主宰的国际制度基础上，它反映了自由市场经济和深得人心的美国价值观。由于发达的现代通讯和交通体系，这以网络便于获取海外市场和投资机会，有利于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的流动，鼓励市场力量和民主进程的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扩展。而所有这些的主要受益者是美国自己。这一“全球化”就是新的美利坚帝国。
但是，这不仅仅体依靠军事安全和经济上的“强大实力”，它也取决于信心和共同的价值观。这种信心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