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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希腊有11月17日运动，土耳其有真主党，还有沙特阿拉伯、埃及、印度，当然包括以色列，都经历了恐怖主义。当然，1993年，美国也遭遇恐怖袭击，放置在世贸中心的炸药第一次震惊了曼哈顿。然而，“恐怖主义”这一概念几乎没有浸入美国人的心灵。但是，9·11事件的打击是沉重的，它与任何能理解的政治目标都不相关联。这是一场战争。
9月11日是个“突变点”，它超出了我们的经验范畴，我们需要对此予以回应。它也因而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领导的机会、建设的机会、和解的机会、反击的机会、一个重新安排轻重缓急的机会。一届总统的任期也许会随波逐流，如勉强通过与国民经济所需的规模和范围非常不相称的减税政策；最高行政长官工作之余多投入一点时间就会赢得声望等等，但其政策会随着愤怒、痛苦而转移并最终成型。死亡、创伤和再次袭击的恐惧为美国政策和公共观念的重新形成提供了杠杆。
即使在9·11当天，当奥萨马。本。拉登的名字在美国已经妇孺皆知时，一些团体仍然建议查找“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并且把萨达姆·侯赛因当作恐怖分子背后真正的罪魁祸首。敌视、好战、捣乱，萨达姆仍然在为其宏大的地区改造而奋斗，他是一个未了结的事件，一个拒绝与国际社会合作，多年来毫不掩饰其支持各种反以色列恐怖分子的无赖领导人。与9·11事件肇事者的某些联系看上去有些道理。因此，公众并实际上并不知道，总统及其幕僚已经决定，他们将以9·11事件为借口，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
这似乎非常合适，因为9·11事件是战争行动；看起来，在道义和政策层面就需要以战争来回应，一场具有大规模部队和强烈视觉效果的真正战争。总之，作为理由，克林顿政府从未有效地解决萨达姆或恐怖主义问题，现在看看都发生了什么！但是，布什政府声称，本届政府是有勇气的，现在是证明这一点的时候了。
军队投入在战争时，他们往往没有做好准备。但是，这次有所不同。总计划制定完毕已经有十年了，它有庞大的军事准备做支撑。在此基础上，2002年1月，军事行动总指挥汤米。弗兰克斯将军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首次召开一系列会议，开始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总体上，美国中央司令部的现有计划—OPLAN1003作战计划延续了海湾战争的模式，即动用大规模部队，在开始阶段实施连续的空中打击。在随后的14个月里，决策层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反复斟酌，弗兰克斯和美国陆军官员主张，动用更强大的地面部队，而国防部长则尝试，以小规模地面部队发起更快速的战役。显然，OPLAN1003计划接受了约二十处修改。总统本人至少收到一打有关计划制定的详细汇报。
反复斟酌是十分有意义的。任何类似OPLAN1003这样的现成计划，必须做到既要非常全面，又要回避风险。对于现有计划的某些方面，海、陆、空三军各部的许多人都可能提出异议，这反映了参与计划制定的各军种和指挥部门之间的充分协调，所有这一切均在缺乏特定战略、外交目标和政治意图的情况下进行着。在国防部长和总统的职权范围内，他们对该军事计划提出了质疑，对于每一项质疑，军事计划的许多设想和协调都可能难以接受。计划应该进行调整和修正，以便适应政府当前的意图。
但质疑也达到其它目的。首先，它们有助于训练民间智囊和国防部长本人，使他们对军事行动的实施做好准备。不断地交换意见让那些具有职业经验的军事领导当局备受折磨，也改变着民间质问者的看法。“为什么不能这样做或那样做？”“你能证明需要这么多的兵力吗？或者你能证明需要那一军种吗？”“这一假设的根据是什么？”军事当局不断进行调整和回避，努力展示其知识和技巧，同时，为了加强关系并获得国务卿的支持，他们愿意透露其内部的分歧：他们相互之间可能进行激烈的指责，但最要紧的是，对于民众而言，他们的权力和控制力将得到提升。这是一个正常的程序，作为政府官员，拉姆斯菲尔德对此早已驾轻就熟。
对计划的不断争论让一系列消息泄露给了新闻界，在军事计划实施之前很久，许多设想就被披露了。例如，计划制定者显然将巴格达看作敌军力量的中心，占领它是胜利的关键。为实现这一点，他们需要打败敌人的地面部队，特别是共和国卫队，这又似乎要求摧毁敌人统一的防空体系。如果伊拉克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包括雷达网、观察哨所、指挥中心和司令部都能被摧毁，所有这些目标才能逐步推进。由于指挥控制系统高度集中在萨达姆本人周围，摧毁政权，也就是所谓的政权目标，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计划制定者必须考虑到伊拉克可能采取的对抗行动，并且思考如何加以阻止。这些对抗行动可能是对联军在科威特的集结区域进行导弹袭击；或者在波斯湾沿岸水域布设地雷打击盟国海军；或者用化学武器攻击集结在波斯湾地区的联军；或者对伊拉克油田实施自杀性或者环境灾难性的破坏，让任何占领的企图破灭。
最后形成的是一个包括三个部分的整体计划：强大的空中打击，意在实现政权目标，摧毁伊拉克统一的防卫体系；特种作战部队的打击，除掉伊拉克西部的飞毛腿导弹（SCUD）发射装置，击败乌姆盖斯尔附近的伊拉克海军力量；地面部队尽快向巴格达推进，沿途击败所有的伊拉克残余部队。各部分之间相互补充。特种部队锁定伊拉克军队的自由调动，引导空中打击，并对地面部队实施深度侦察。空中打击将摧毁伊拉克的指挥、控制和防空体系，而后集中力量消灭敌人的地面部队。联军地面部队将逼迫伊拉克军队实施调动，使其暴露在空中打击之下。理论上，三个部分相互协同、快速推进，以至于伊拉克人无法组织起对巴格达有效的纵深防御。
美军采取行动阻挠伊拉克人的战备，有力地支持了上述计划的实施。这些手段有：利用新闻媒体、记者、前伊拉克将军、直接交谈，包括给伊拉克领导人的电子邮件，散布错误信息、展开欺骗和心理战等等。其意图是说服伊拉克人放下武器，即使接到命令也避免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鼓励他们叛逃。这就是所谓的新闻战。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它是军队内部快速扩张的部门；借助现代技术，利用美国所谓的不对称优势，预示着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少的伤亡获得胜利。有趣的是，尽管如此，一些想法和概念，譬如在敌人内部散布恐惧和混乱，却一点也不新奇。
在联合国核查还在进行的时候，其中一些活动就已经开始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属的准军事间谍已渗透到伊拉克，他们与持不同政见的团体进行联络，甚至接触了一些重要的军官和复兴党领导人。在计划展开军事行动前很久，美军就开始播撒传单。美军已做好了准备，动用全部的技术装备，包括接管无线电频道，入侵互联网。
此外，从2002年中期开始，军事计划还利用正在进行的对北部和南部禁飞区的空袭，切断伊拉克防空、通讯、指挥控制、远程火炮和导弹，努力为战场做好准备。
随着战争计划制定的进行，它已成为曾经实施过的、最为详尽和严密的军事计划。1944年初，西西里战役刚刚结束，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才成立新的指挥部，进攻诺曼底的计划仅仅准备了四个月。朝鲜战争是在匆忙之中依照防御计划来实施的，经过不到90天的计划和准备，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发动了仁川登陆战役。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计划制定花费了五个月的时间。1999年在科索沃，直到空中打击已实施了大半个月之后，地面作战计划才被批准。如果当前的计划是出色的，那么，它本来就应该这样，因为与美国历史上几乎任何战争计划相比，它都耗费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总之，该计划最大的缺陷是，只有军事计划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而更广泛的外交和战略问题则未受到重视，后两者对于把现实的军事力量转化为真正的战略胜利至关重要。布什政府在这方面产生了分歧，一些人简单地主张打击，另一些人认为，在开战之前，至少应从联合国获得更大的国际授权。2002年夏末，决策形成了，即到联合国寻求一份新的安理会决议。我们将利用美国的决心和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获得外交手段。
第二次海湾战争问题提交到联合国
2002年9月初，布什政府将伊拉克问题提交到联合国。美国的意图从未明朗过：按总统设计的框架，这是要最后解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但是对于其他人，目的似乎更像是为美国注定要发动的战争获得联合国的授权。挑战已经发出，因为总统要求联合国采取行动，否则美国就会行动。总而言之，美国看起来并不是真的需要联合国的支持，至少在任何军事意义上它是不需要的。这不是在外国入侵者蹂躏自己国家时，埃塞俄比亚无依无靠的海尔。塞拉西总统对国际联盟最后发出的绝望请求。不，这是世界上孤独的超级大国的威胁、要求和挑战：行动，否则我们干。在美国压倒性力量的驱使下，联合国成功地通过了一两年前不可能通过的对伊拉克决议。这似乎也验证了一个经久不衰的外交讽刺：威胁单独动手有时是怂恿共同行动的最好办法。
安理会第1441号决议获得了一致通过，它设定了一系列期限，要求萨达姆·侯赛因必须表明，他愿意遵守联合国决议，愿意提供信息，接受新的更为严格的核查。决议的目的是，制定清晰、明确的标准，伊拉克必须尽快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