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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对形势的严重错判、误入歧途的思维、时间上的拖延和准备不足，使得保卫安全的斗争变得错综复杂，也更为漫长。
19世纪末，现代恐怖主义初露端倪，它采取的形式是直接针对沙俄政府的政治活动，按照其理论，恐怖活动意在迫使政府实行镇压性的保安措施，这样一来，政府就会失去民众的支持。20世纪，恐怖分子又与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恐怖行动就成为他们反对强大宗主国的武器。在共产主义者所鼓动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早期阶段，恐怖暗杀和蓄意破坏，即所谓暗中的、初始的叛乱，经常被用来清除像市长之类的地方长官，还有教师，由此传播恐怖气氛，暗地颠覆政府当局，企图激起政府的镇压行动。在中东，恐怖主义也成为一种斗争手段，在巴勒斯坦组织中，亚瑟尔·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把恐怖活动作为弱小者的武器来打击以色列。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随着以色列常规军事力量的增强，恐怖主义使弱小的阿拉伯国家能实施反击，不会承担在常规战争中失败的风险，因此他们援助、有时甚至秘密指导反以色列的恐怖主义活动。
在不同时期，我们的西欧盟国们也遭受过恐怖主义威胁。在德国和意大利有红军旅，在意大利有红色旅，在英国有爱尔兰共和军。可以确信，每个组织背后至少有一些来自东方阵营情报机构的直接或间接支持。除此之外，法国、希腊、土耳其和西班牙也存在恐怖分子的活动。1981年，企图暗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恐怖行动，就被认为是保加利亚情报机构和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KGB）共同预谋的，这可能是恐怖威胁最惊人的表现形式了。但是，我们的西欧盟国通过制定法律，在国内展开反击，军队也协助了国内的反恐行动。
美国的看法主要是在与苏联的冷战对抗，以及在中东，特别是与以色列之间的战略结盟中形成的。像以色列人一样，美国首先寻找支持恐怖活动的国家，因为，假使它们全部由一国提供，如果我们能破坏恐怖分子的基地、财政来源和武器，那么，即便不能破获其组织或查明其所有成员，我们也可以将它们铲除掉。当然，以色列人走得更远，他们在恐怖组织内部和本地区建立了复杂的情报机构。我们试图在国家层面展开行动，与那些能帮助我们遏制苏维埃影响和扩张主义的国家结成联盟，我们采用别人的情报，动用秘密作战能力以切断恐怖分子的支持。
特别是在1973年10月赎罪日战争中，当时，叙利亚…埃及联合行动，对戈兰高地发起攻击并跨过苏伊士运河，以色列措手不及，从那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安全合作更加紧密了。美国成为以色列最大的供应商，出售飞机和其它一流设备，在重要的行动和策略上彼此交换意见，并且提供了特别的军事和财政援助。20世纪80年代，在国防和国家安全方面，以色列军队的做法为许多国家提供了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以色列使用比较陈旧的美国装备，发动了惊人的、并卓有成效的军事行动，如1976年在乌干达恩德培对以色列人质的解救。1981年，使用美国设计的F…15战斗机，以色列成功地实施了长距离定点袭击，摧毁了伊拉克的核设施，随后的1982年，以色列横扫黎巴嫩和叙利亚领空，在一系列空战中，击落了叙利亚82架由苏联提供的飞机，而自己毫发未损。这是一次具有重要冷战意味的典型战例，当时，美国已在越南战败，1980年悲惨而激烈的解救伊朗人质行动也失败了，美国正试图走出这些阴影。与此相对，1983年，恐怖分子袭击了贝鲁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造成200多名海军陆战队战士死亡，这又一次凸显美国的准备不足。
1980年，伊朗人质解救行动的失败刺激了美国特种作战能力的发展，它以英国和以色列这些盟国的行动为最佳范例。基于二战以来强大的实力、在欧洲和亚洲的特别军事行动以及越南的经历，美国迅速创建了一支有战斗力的联合特种作战部队，它以各种形式的海外直接行动和解救人质为重点。但是，这些作战能力，包括大部分的情报机构，很大程度上归属于给美国武装部队。逻辑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原本可以指挥秘密行动，但现在，由于越南战争的影响，包括战后一段时期政府对情报系统实施的调查和限制，中情局踯躅不前。中情局已经习惯于依赖高科技能力和友好国家的情报服务。这或许是美国的主要弱点之一。
1991年，冷战结束，这也宣告了超级大国势力在中东对抗的终结。同时，恐怖行动，特别是类似劫机事件的减少，使得一些在反恐系统工作的人担心自己的未来。没有超级大国的对抗，奥斯陆进程允诺结束中东长期悬而未决的冲突，现在，还存在着恐怖威胁吗？实际上，突然之间，似乎美国所有的国家安全政策都变得漂浮不定，失去了焦点。在美国政府内外，美国防卫专家难以设计和确定新的战略以代替冷战期的遏制政策。
真正的战争：恐怖主义美国人心头蒙上阴影
而后，20世纪90年代早期，来自中东和国际组织的谣言惑众，给美国人心头蒙上阴影，并且形成了威胁。这些威胁不是由超级大国的对抗所推动的，也不是由铁幕背后的共产党人所支持的。显然，他们也不是由某个特定国家所支持的。他们不同于美国所熟悉的模式。他们企图传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教条，而不是受阶级斗争、反殖民主义甚至反犹太复国主义的鼓动。
其中一个恐怖组织就是基地组织，其领导人是位名叫奥萨马·本·拉登的沙特富商。基地组织以在阿富汗反抗苏联的斗争为掩护，起初由美国组织，沙特阿拉伯给予资助，巴基斯坦进行支持，这个组织取得了反抗共产主义侵略者的胜利，随后，他们在前苏联周边地区进行新的活动，而后又打入中东和其它地区。该组织一度以苏丹为基地，后来，本·拉登跑到更为安全的阿富汗，与那里的塔利班政权结成联盟，他们以金钱和政治联姻巩固其合作关系，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恐怖主义网络中心。自然，基地组织很早就进入了美国的视野，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密探一直与他在一起工作，但是，拉登和他的组织所具有的恐怖威胁的严重性是逐渐显现出来的。1993年，与基地组织有关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袭击了纽约世贸中心。美国人认为，在越来越敌视美国的组织中，基地组织就是其中之一。1996年，在沙特阿拉伯的霍巴塔营地的爆炸事件中，19名美国人死亡，从那时起，我们似乎开始明显地以针对我们的特定威胁为关注重点。
面对这些威胁，我们似乎正在开辟新的道路。中东传统的权力政治不再那么有效了。当然，伊朗仍然对美国充满敌意，叙利亚还在大力支持反以色列的恐怖活动，但是，基地组织是“超国家的”，它从许多渠道争取支持。历史上，基地组织的基地在沿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帮助他们建立了这些基地，他们在这一地区活动，得到了当地居民的支持，有时还有许多国家，包括像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这样的美国传统盟国政府或政府机构的支持。目前，我们可以断定，基地组织并未得到冷战期间我们的主要对手，如叙利亚或利比亚的支持，至少不是直接的支持。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我们需要重新定位我们的情报、调整我们的手段，因为随着苏联的出局，依赖高技术的情报战将会发生变化，或许没那么有用了。而且，我们的一些盟国可能没有多少相关情报可供分享了。
因此，有时候我们还难以理解这些新的恐怖集团的真正动机。他们不是寻求以“不可告人的手段”来输出国家政策，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原教旨主义者，反对他们所认为的压迫与不公正。他们反对温和的阿拉伯政权，而我们正在支持这些国家的“代表性敌人”。
冷战结束了，苏联也解体了，这迫使我们思考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之类的新的危险。同时，除了突然失业、技术娴熟的苏联科学家有可能与其他国家分享所拥有的危险技术外，俄罗斯“不牢靠的核设施”的危险性也在广泛的讨论之中。可裂变材料和生物武器也可能落入恐怖分子或一些像伊拉克、伊朗、北朝鲜这些所谓的无赖国家手中，他们也许仍然在寻求这些武器，威胁所在地区的邻近国家。
由于认识到这一潜在的危险，美国展开了一系列措施来跟踪、阻止或限制武器扩散。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了军备控制和非扩散中心，美国政府也与其它国家一起防止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鲜这类国家获得敏感性技术和材料。纳恩…卢格法案提供了数亿美元，帮助鉴定并确保苏联核武器的安全，销毁其发射系统，封闭核测试隧道，并且聘用曾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工作过的科学家。他们还说服新独立的国家将其核武器归还俄罗斯，并且销毁其导弹和发射台。美国从国外大量购买高浓缩铀，将可裂变材料转运到国内安全的贮藏库中。一些国际条约和公约也相继缔结，帮助建立核查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如弹道导弹技术控制体系、化学武器协定、生物武器协定、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只有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才能够推行这类平稳而又广泛的预防性措施。
但是，即使美国付出了努力，也无法保证最后的胜利：科学家们会秘密穿越国境，一张计算机磁盘就能把核心的科技突破带到国外，那些致命的货物会隐藏在日益膨胀的国际贸易的物流之中。武器扩散的机会可能会减少，比率也可能会降低。尽管作了很多努力，但是，看起来，至少有一些武器扩散可能最终是无法避免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