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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歧是政治问题，所以不谈政治，很多问题是很难处理的。
1998年汪道涵会长邀请辜振甫到上海，然后辜振甫先生又到了北京，钱其琛副总理见辜振甫先生，江泽民先生作为党的总书记也见了他，陈云林先生作为中台办的主任也见了面，双方已经开始政治上的讨论了，交换意见，当然没有主题，但是双方都在政治上表明了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正式对话就开始了。所以双方接受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在事务性问题上取得了某种协议，而且开始在政治问题上交换意见。
所以我想这个冰就开始打破了，假如船一直往前走的话，就逐步往两岸统一的方向前进，所以李登辉非常紧张，就抛出“两国论”。
阮次山：谈到“九二共识”，那个时候双方互信的基础还是有的，否则国内不会有那么大的容忍度，让台湾在述说“一个中国”的内涵，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到了1998年，李登辉“两国论”出现以后，就阻碍了这项互信的基础，到现在，这种互信基础如果陈水扁他们没有消除的话，您看“九二共识”是坚持，还是回到原来的原定，还是彼此可以再那么谈？
唐树备：你讲的也对，“九二共识”当时能够形成还是有一定的互信，互信的基础也不是谁讲的话，而是当时台湾的文件，因为台湾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国家统一纲领”是由李登辉先生主持的，其中提出了台湾和大陆同属中国的领土，在里面也提出到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放弃对决的状态，所以“一个中国”就写在李登辉先生主持的文件里。接着在1992年8月1日，台湾“国统会”专门通过了“一个中国”含义的解释，这是一个经过台湾长期研究，正式回应大陆，明确“一个中国”以后，它专门通过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我印象有三段话，第一段话的第一句话就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对“一个中国”的含义有所不同。所以1992年8月1日台湾“国统会”公开发表了，报纸都公开发表了，这个文件出来以后，大陆方面，我还有我们很多的同事和助理，我当时作为海协的负责人发表了谈话，是1992年8月17日，这个谈话不是经过上面批准的，我就说，我们注意到这个文件，有了这句话就行了，因为你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我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至于含义有什么不同，我们认为目前不需要讨论，因为事务性商谈不涉及到讨论“一个中国”的含义，“一个中国”的含义要正式谈判的时候才讨论。
阮次山：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对于大陆来讲就有一个顾虑，过去你讲的都不算数，可是过去我们是基于互信的原则讲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话，既然你不遵守这种互信，以后大陆对一个原则上面是不是需要台湾更明确，干脆和你白纸黑字明白的解释，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
唐树备：明白的解释当然是最好的，但是看来也困难，为什么？因为关于“一个中国”的含义除非两岸的正式谈判里面达成共识，否则不可能很快达到共识。
阮次山：过去您在谈判的时候有没有点出这一点，我们模糊是我们的宽大，可是这个不相对等的“国力”和国际地位是事实存在的？
唐树备：我从来不点出这一点，因为邓先生也讲了，就是大陆和台湾谈判要本着“一个中国”原则来平等商谈，不以中央对地方的名义，所以我们极力体现出两岸谈判地位的平等，但是两岸实力明显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谈判地位上是平等的，所以我对台湾谈判代表都讲过，我大陆没有办法在谈判桌上把我的意见强加给你，因为我们是平等的，你不同意，我不能说你同意，当然台湾也不能把你的意见强加给我，我们只能大家同意，我们才能签字，不同意就不能签字。
好，两个协议汪先生坐在右边签，签完了两个再换个位子，另外两个辜先生坐在右边签，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平等的，你认为这样平等，我们也可以。谈判桌一边坐这边，一边坐那边，但是台湾会提出来，靠对门的，就是主方，背着门的是客方，好，今天上午我坐在对门，下午你坐在对门，这种两岸可以做到，我们很愿意配合。我们要说明，尽管两岸之间实力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谈判地位是平等的，我们不可能把意见强加给你，你也不应当把意见强加给我，我们应该找一个大家能接受的办法。
我想最近台湾的一些领导人好像说不搞“一个中国”，搞“两个中国”，才能够使台湾地位平等，这完全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而且也不符合1992年以来两岸谈判的历史，两岸谈判的历史从来是平等的。
阮次山：我们知道在1993年“汪辜会谈”的历史性的一刹那，我不知道您在开之前您的心理怎么样，开完5天结束以后，您的心情又是怎么样的？
唐树备：我想大家都有一种非常欣喜的气氛，因为不管怎么样，1949年以来，两岸没有正式接触，但是作为一个民间的最高负责人汪道涵先生和辜振甫先生坐下来谈，而且签了4个协议，世界各国的几百个记者都在那儿采访，汪辜两位先生握手，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江泽民主席有一个重要的评价说是历史性的重要一步。当时我就想过，我就感到国共两党历史上的谈判，谈了，签了字也不一定执行，我想你也可能有印象。毛主席和蒋先生签了重庆协议，但是后来国民党发动内战，也没有执行。所以当时我也想，这个协议签了，能不能执行，还得再看，特别是看李登辉先生他是要向分裂的方向走，还是愿意往两岸关系改善的方向走，要看今后李先生的做法。结果李先生在“汪辜会谈”协议签字后，1993年6月份台湾提出来参与联合国，所以他往那个方向走的趋势开始暴露出来了。1994年他的一次谈话就明显地暴露出他那种分裂的意向，所以我当时预感还是一点都没有错。
阮次山：1996年他到美国访问，造成双方关系一直降到冰点以后，在1998年又让辜振甫到大陆访问，等于是技术上是第二次“汪辜会谈”，那时候您也在国台办，在大陆方面的立场来讲，那次也是一种让步，当初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不是希望1998年以后开始第二次、第三次的“汪辜会谈”开始？
唐树备：我想当时还是尽我们的一切可能来争取两岸的关系能够和平的往前发展，尽可能能够使得两岸之间在“九二共识”基础上能够关系不断的改善。
我想，1995年李登辉访美，大陆用军事演习来表示我们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完整的立场，我看美国也体会到了这点，就是两岸之间的问题，假如分裂势力不断的互动，而且甚至于走到台湾搞“两个中国”独立的倾向，那么两岸之间的问题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爆炸性的问题。而美国由于和台湾有《关系法》，也不得不可能把自己卷进去，所以影响到美国的世界战略，这个斗争以后，美国后来也声明了“三不政策”：不支持“台独”，不支持搞“两个中国”，不希望台湾参加国际组织。
江主席1997年访美，1998年克林顿访华，这样一种气氛下，我想我们还是想努力争取一下能够使两岸关系向前走。但是事实证明，辜先生是来了，两岸在政治问题上进行了一些对话，但是分歧是非常明显的。就在1998年辜先生在上海，后来到北京，许惠先生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他把“中华民国”拿出来。因为当时两会之间的往来他不提“中华民国”，我也不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都讲“一个中国”，台湾给我们的信函，它的年号是不出现的，我们当然是用公元，也不存在用我们的国号的问题，他不用公元，他是用他的年号，但他的年号不出现，只写月和日，他的来函里面从来没有我们不能接受的政治词汇，我们给他的函里也从来不出现他不能接受的政治词汇。辜振甫到大陆来，会场布置从来没有他不方便的一些旗，我们去他那儿，台湾也这样同样对待，所以这样一种两会的共识贯彻得很好。但是辜先生在“汪辜会”上谈话里面第一次出现了“中华民国”这一词，而且在随同辜先生一起来的人发言中也用了这个词，后来许惠先生在记者会讲话的时候，也几次用了这个词。
阮次山：显然是有备而来。
唐树备：对，看来台湾方面已经有这个意思要否认“九二共识”，要把“两国论”突现出来，我当时就非常敏锐的批评了台湾。“汪辜会谈”以后，我在记者会上明确讲“一个中国”的问题，台湾违背“一个中国”的问题，我在北京也讲了“一个中国”，“九二共识”是“两会”的基础，假如离开这个基础，“两会”的工作就很难了，可能就不存在了，无法进行下去了，这个话当时我也讲了。
当然后来到了1999年的7月份，公开提出来了。因为两岸的关系有了“一个中国”的共识，有了民间的密切往来，再加上政治的对话，觉得往统一的道路上越来越往那里走了。
所以他（李登辉）也赶快跑出来，不跑出来的话，就担心这个趋势还要往前走。
阮次山：除了这几点以外，负责李登辉的两岸官员从你和他们打交道来说，这些人自己本身是内心想搞“台独”，还是受李的影响？
唐树备：这些人现在还在，我想我和他们之间的合作大部分情况下，尽管我们有争论，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还是愉快的，有很多先生我可以体会到，他们也克服了很多困难，为了推进两岸关系，他们顶住了某一些台湾方面的言论，这是我的猜测，是我事后的猜测。但我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应当说大部分的情况是如此，当然有的先生恐怕和李先生走得很近，他本身恐怕就是支持这么一种观点的人，这种人当然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