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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西方媒体称为台湾海峡两岸“首次高峰会议”的“汪辜会谈”已在今日落幕。在新加坡海皇大厦四楼，汪道涵与辜振甫两人举行过签约仪式之后，与会采访的各国新闻同业内心；不禁会问一个问题：折腾了这一阵子，这项为海峡两岸各自精心策划的历史性会谈，到底揭露出什么样的端倪？
事实上，从第一天的会议内容就可以综合这次“汪辜会谈”的意义，那就是：这次会谈的象征性意义远大于会谈结束后所签的各项协议。
会议第一天上午，由汪、辜两人各自率领唐树备、邱进益等随员揭开会谈序幕。此会谈其实是双方的一次“政策宣言”，汪道涵与辜振甫各奉上级指示，照本宣科，各阐己见称不上是“谈判”。双方要达成的协议内容，例如“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等，4月11日已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由唐树备与邱进益进行草签，再于今日由汪、辜两人正式签署、换文。
大陆方面是有备而来
因此，从形式而言，汪、辜两人在27日上午的会谈只是为这次会议“制造条件”，拉开序幕。下半段则由唐、邱两人根据北京会议的结果，继续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再由汪、辜两人闭幕。由于实质条文上的谈判争议性不大，也未发生意外状况。正因为如此，汪、辜两人在这次会谈上的实际较量，除了27日早上之晤以外，应从26日下午两人分别会晤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即展开。当然，在双方人马进驻新加坡前后，也都各自布局，展开或明或暗的斗智活动。
以会晤李光耀的活动来说，李光耀虽然刻意力求公平对待两方，但是26日会晤汪道涵时，两人晤谈了75分钟（下午3时开始到4时15分），辜振甫从下午5时进入李光耀办公室，只谈了35分钟。在会晤内容方面，辜振甫和李光耀谈及这次会谈的“历史”，并随便聊了国际局势。汪道涵和李光耀除了畅谈中国局势和两岸关系之外，并代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邀请李光耀在下个月（5月）到北京访问，李光耀当场接受。
以会晤李光耀这件事而言，辜振甫显然并无太多准备，存心交谊，就他而言，这也许只是个礼貌性拜会。但是，汪道涵却利用礼貌性拜会作了精彩的表演。他也借代表江泽民邀请李光耀访问北京及其他话题，巧妙的引出李光耀的话匣子，和他一聊75分钟，相形之下，辜振甫反而拙于言词，两人谈了35分钟即草草收场。
第二天上午，汪、辜两人的正式会淡，汪道涵的表现更具策略性意义。他在会谈中首先发言，他说：“我首先转达江泽民先生、李鹏先生向辜先生的问好，并请辜先生转达他们个人对李登辉先生、连战先生的问候。他们也向曾支持这次会谈的郝柏村先生问好。”短短的一段话，既突出了他的特殊身分和充分的授权，表现了豁然大度的礼貌，也向台湾的国民党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人士同时递送橄榄枝。在宣传手法上，在策略上，这是一种面面俱到的高明外交手段，据与会人士表示，辜振甫听取这项问候词时，面无表情记下汪道涵的话，在轮到他发言时，并未“礼尚往来”，可见未获授权向大陆领导阶层“问好”。
在27日上午的记者会上，大陆方面特别把汪道涵的问候词单独印成一份书面稿分发给记者。从这些安排可见，连“问候”这种小事，大陆方面都是有备而来，且经过精心设计。同时，他们也许已事先料到，台方代表对这招不会有拆招方法，因此乘胜追击，在记者会上突显这种善意的攻势，使台方显得举止僵硬、被动。
在作“政策声明”时，汪道涵很有技巧的把“三通”带进话题，他说：“两岸经贸交往发展至今，直接三通显得很有必要，应当摆上议事日程。”他并表示可以先从货运的海上定点直航谈起。由于台方视此问题为政治问题，辜振甫在发言时未予反应。但是，汪道涵以此问题大陆方面认为属经济问题为理由，轻描淡写的予以“宣达”，自有其策略上的运用。
从27、28、29三日大陆与台湾官员在会场内的表现以及23日以后，双方行政官员、各部门主管在台前、台后的各种动作去评断，我们很明显的看出双方的差异，即：大陆方面无论在大方向、小策略上，都口径一致且事先经过详细、周全的策划，每一句话，每个动作都有其目的，对于台方的反应，记者们的提问，都有备而来。
民进党的闹场行动
大陆方面在大、小细节上都经过仔细设计，各人各司职责，不容逾越。相形之下，台湾方面的准备工作就显得大而化之，且受到民进党的掣肘，十分僵硬。
以民进党借口“监督”会谈而组团到新加坡闹场的前后行动而言，台湾方面不但显得怕事，而且毫无对付之策。据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在传出民进党要组团参与“汪辜会谈”之后，台湾方面一直希望大陆海协会出面表示拒绝，但是大陆方面表示，这次会谈是海协会与海基会之间的会谈，海基会方面参与会谈者具备什么身份，海协会不愿过问，因此，不愿作海基会阻挡民进党的盾牌。
同时，据另一位中国大陆消息人士说，大陆方面并不完全排斥与民进党人士的交往。虽然民进党的政治主张与大陆背道而驰，大陆官员仍愿意以个人身分与民进党沟通。对于大陆这方面的态度，国民党当局也有其忧虑，他们担心大陆方面若与民进党另辟沟通途径，势必削弱国民党与大陆交往时的筹码分量。因此，既想敷衍民进党，又不愿民进党参与会谈，这种基本矛盾使得国民党当局对民进党的闹场行动拙于应付。
以4月26日，台湾驻新加坡代表陈毓驹宴请辜振甫的酒会为例。事先明知民进党代表团会在酒会上滋事，陈毓驹奉台北之命还是发了请贴给民进党人士，结果一场闹剧下来，弄得辜振甫提前离去，许多在场侨界人士也摇头叹息。虽然在酒会现场的许多台湾记者称，这种场面在台湾算是很温和，但是，洋相出到外国，难免叫台湾人脸红。
对于民进党在新加坡闹场的行动，27日在海皇大厦外拒绝接受施明德等人递交一份“台湾独立建国宣言”的唐树备说：“民进党的闹事，大陆方面处之泰然，因为他们闹事丢脸的不是我们，各国人士不会认为他们这么一闹，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因此，我们并不把民进党的闹事行动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们要闹，就随他们去罢。”由于大陆方面摆出这种豁然大度，难堪的倒是东道主新加坡。民进党的滋事，使新加坡背了保护不周的黑锅，台湾代表则赔出了脸皮。
最能突出台湾当局处理民进党闹场行动的矛盾心态的另一例证是：据台方人士透露，驻新加坡代表处曾奉台北之命要安排让民进党代表团一行能晤见李光耀，但为新加坡当局一口拒绝，这种又怕、又想巴结民进党的心态，恐怕出于台湾政治现状的延伸。
“汪辜会谈”过了29日就成历史，许多人会问：这次会谈究竟对海峡两岸今后的发展有些什么收获？对台湾而言，辜振甫一行回台后，究竟会遭遇民进党人士如何修理，遭受修理后，会不会改变其在和平统一上的态度与政策，目前仍有待观察。
不过，除了实际签署的几项事务性协议之外，就海峡两岸而言，这次“汪辜会谈”最重要的收获应属双方建立了制度化的联系与会谈制度，所谓的“三月一小会”、“六月一中会”、“一年一大会”已为双方建立沟通大道，而且大陆海协会副会长以下官员，亦轮流到台湾开会，这种进展，为两岸的沟通，着实跨出了大步。
（写于1993年4月29日）
1997年台湾的另一场“误会”
台湾访问团会见汪道涵之后发表声明，指出汪曾说“一个中国并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类的话，令台湾方面存有很大的幻想，过后北京方面不仅澄清没有改变“一个中国”的立场，也证明了台湾解读错了汪的谈话。
台湾的新同盟会长、新党籍的“国民大会”代表，在蒋经国时代曾任退辅会主委，自己曾经担任过陆军中将的许历农，最近率领新同盟会5名成员访问大陆。
11月17日，许历农等人会晤过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之后，立即以新同盟会名义对外发布新闻稿称，根据此新闻稿称，汪道涵告诉他们：“一个中国并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等于中华民国，而是两岸同胞共同缔造统一的中国。”
中国采取一贯立场
自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26届大会通过的2758号决议案排除台湾，接纳中国，到今年11月17日，中国和波兰共同发表的联合公报这26年以来，中国政府对外的立场一直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的代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与中国建交的“三个公报”即以此为基础。因此，新同盟会发出的汪道涵这段话，对台湾不啻平地一声雷，连美国政府都立即查证是否属实。
到了11月18日，中国当局先透过香港亲中媒体以“中国中央权威部门官员”的话说：“海外传媒对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有关台湾问题的谈话报道并不确切，中国对台政策并无变化。”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更以官方立场表示：“我们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是十分明确的，就是江泽民主席的八项建议，并没有任何变化。”
因此，尽管许历农在本月20日返台时强调，他们转述汪道涵的谈话并无错误。但是，很明显的，正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拉宾所言：“如果没有来自中国官方其他人士的反应，我想我们只能把汪先生的话视为他自己的建议。”
于是，一场“中国并非中华人民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