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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无心于此。不知者或以为中国人头脑知识尚不及此，那便错了。史称“萧何入关，收秦图籍”，那正是此物。其实早在先秦战国，便已有之。不过在二千年后，倒不加讲究罢了。
第三就是重文轻武，民不习兵，几于为“无兵之国”。所以我们在第一章中，曾据雷海宗教授《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所指出之“中国自东汉以降为无兵的文化”，列以为中国文化特征之一（第十二特征）。盖立国不能无兵；兵在一国之中，例皆有其明确而正当之地位。封建之世，兵与民分，兵为社会上级专业；中国春秋以前，合于此例。近代国家则兵民合一，全国征兵；战国七雄率趋于此，而秦首为其代表，用是以统一中国。但其后两千年间，不能一秉此例，而时见变态。所谓变态者：即好人不当兵；当兵的只有流氓匪棍或且以罪犯充数，演成兵匪不分，军民相仇之恶劣局面。此其一。由此而驯至全国之大，无兵可用。有事之时，只得借重异族外兵，虽以汉唐之盛，屡见不鲜，习为常事。此其二。所谓无兵者，不是没有兵，是指在此社会中无其确当安排之谓。以中国之地大人多，文化且高于四邻，而历史上竟每受异族凭陵，或且被统治，讵非咄咄怪事。无论其积弱之因何在，总不出乎它的文化。看它的文化非不高，而偏于此一大问题，少有确当安排，则谓之“无兵的文化”，谓其积弱正坐此，抑有何不可？颇有学 者不同意雷说（1）（对于雷氏中国无兵之说，论者多不同意，《思想与时代》月刊有张其昀教授《二千年来我国之兵役与兵制》一文，即其一。），从历史引出许多证据，以明 其不然。其实至多不过证明常态变态相间互见，固不能把变态否认掉。中国历史原多往复之象，尽管未曾一变到底，而变态之发见不亦尽够严重了吗？即此已尽足显示其文化 之特殊，有大可注意论究者在。在这里则至少见出国际对抗性之特弱，与其大有可观之国力（地大、人多、文化高），绝不相称。
最后，则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于此，梁任公先生言之甚早。——
——夫国家也者，对待之各辞也。标名某国，是必对于他国然后可得见；犹对他人，始见有我也。……非有国而不爱，不名为国，故无所用其爱。……外族入主而受之者，等是以天下人治天下事而已。既无他国相对峙，则固当如是。（下略）（见《饮冰室文集》 《中国之前途与国民责任》一文）
（上略）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故向内之特别固结亦不甚感其必要，就此点而论，谓中国人不好组织国家也可，谓中国人不能组织国家也可。无论为不好或不能，要之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则彰彰甚也。此种反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深入人心；以二千年来历史校之，得失盖参半。常被异族蹂躏，是其失也；蹂躏我者不久便同化，是其得也。最后总结算，所得犹足偿所失而有余。盖其结果，常增加“中国人”之组成分子，而其所谓“天下”之内容，乃日益扩大也。欧洲讫今大小数十国，而我则久成一体，盖此之由。（见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一章）
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的观念。旧有“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涵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概念之输入，中国人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常有人引用顾亭林先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以证成其义（甚且有人径直写成“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这完全是不看原文，原文是：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 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中略）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此出顾乐《日知录》论正如风俗一段。原文前后皆论历代风俗之隆污，完全是站在理性文化立场说话。他所说我们无须负责的“国”，明明指着朝廷皇室，不是国家；他所说我们要负责的“天下”，又岂相当于国家？在顾氏全文中，恰恰没有今世之国家观念存 在！恰相反，他所积极表示每个人要负责卫护的，即不是国家，亦不是种族，却是一种 文化。他未曾给人以国家观念，他倒发扬了超国家主义。
“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这是中国思想正宗，而顾先生所代表者正是这个。它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于国家种族，仿佛皆不存彼我之见；而独于文化定其取舍。九十年前，曾、胡所以号召国人抗御洪、杨，共讨洪、杨者，就是站在此文化立场说话。（1）（太平天国之役，在洪、杨方面所发檄文以讨胡为名，标榜种族主义；而曾、胡方面所发檄文，则据文化立场指斥对方。其原文，在近代史料可查。结果前者卒被后者消灭。盖洪、杨宗教之幼稚，其所为多不合 于固有文化意识，实为不能成事之根本。其消灭，绝非清朝能灭之也。）而太平天国之 所以命定地失败，亦正为它违反固有风教之故。三十年前，我先父亦即以痛心固有文化 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2）（关于著者先父之事，具详《桂林梁先生遗书》，商务印 书馆出版。捐生前夕，所遗敬告世人书，告儿女书等多缄，均影印在内。其要语云：国 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 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国性盖指固有风教。）此 种卫道精神，近于宗教家之所为，却非出于迷信而宁由于其宝爱理性之心。像共产党为 了争求一种理想文化，不惜打破国界，其精神倒不无共同之处。
梁任公著《先秦政治思想史》，述各家思想不同，而言政治莫不抱世界主义，以天下为对象；其彀的常向于其所及知之人类以行，绝不以一部分自画。而儒家态度则尤其分明。兹引叙于下：
春秋之微言大义，分三世以明进化轨迹：
第一，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
第二，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
第三，太平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夷狄进至于爵。
（见《公羊传》注，哀公十四年）
盖谓国家观念仅为据乱时所宜有。“据乱”云者，谓根据其时之乱世为出发点而施之以治也。治之目的在平天下；故渐进则由乱而升至于平；更进则为太平。太平之世，无复国家之见存，无复种族之见存。
至孟子时，列国对抗之形势更显著，而排斥国家主义也变更力。（中略）凡儒家王霸之辨，皆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辨也。（《先秦政治思想史》第263—265页）
后世读书人之开口天下闭口天下，当然由此启发。然不止读书人，农工商等一般人的意识又何尝不如此。像西洋人那样明且强的国家意识，像西洋人那样明且强的阶级意识（ 这是与国家意识相应不离的），像他们那样明且强的种族意识（这是先乎国家意识而仍以类相从者），在我们都没有。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 轻忽了。
中国人头脑何为而如是？若一概以为是先哲思想领导之结果，那便不对。此自反映着一 大事实：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浑融。国家是有对抗性的，而社会则没有，天下观念就于此产生。于是我有中国西洋第二对照图。
从个人到他可能有之最大社会关系，由下至上共约之为四级，如图。四级各具特征：
一、个人——出发点；
二、家庭——本于人生自然有的夫妇父子等关系；
三、团体——没有界别的组织；
四、天下——关系普及不分畛域。
在西洋人的意识中生活中，最占位置者为个人与团体两级；而在中国人则为家庭与天下两级。此其大较也。
有人说：历史上中国的发展，是作为一世界以发展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1）（见林语堂著《中国文化之精神》。）这话大体是不错的。
中 国 西 洋
天 下 天 下
团 体 团 体
家 庭 家 庭
个 人 个 人
中国西洋对照图之二
图例：
（一）“天下”泛指社会或世界人类或国际等；
（二）“团体”指国家或宗教团体或种族团体或阶级团休等；
（三）“家庭”兼家族亲戚等而言；
（四）字体大小即其意识强弱位置轻重之表示。
二 国家构成于阶级统治
在欧洲小国林立，国际竞争激烈，彼此间多为世仇。人民要靠国家保护自己，对国家自然很亲切；国家要藉人民以与邻国竞争，亦自必干涉一切而不能放任。但在同等面积之中国，却自秦汉大一统之后，无复战国相角形势，虽有邻邦外族，文化又远出我下，显见得外面缺乏国际竞争，从而内部亦解弛不来，而放任，而消极。正如近百年来，我们处于世界新环境中，政治上又不得不积极起来一样。此种地理的和历史的因素，谁亦不否认。然而其社会构造本身不适于对外抗衡竞争，不适于对内统治，却是基本的。此即上面我所云“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浑融”那一大事实。
难道“社会”与“国家”，必是分别对立的吗？从西洋历史事所形成之观念，确是如此 的。奥本海末尔在其名著《国家论》序言中，说道：
与国家观念相对立的社会观念，最初于洛克（Locke）见之；从此以来。此种对立愈益确 定。
他并说明：始而是第三阶级起来自己认做是“社会”，而据以反对封建之“国家”。继而是第四阶级起来，又自己认作“社会”，而把第三阶级当做“国家”以反对之。他们观念中共同之处，便是同认“国家”起源于侵犯自然法而存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