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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归于消除。其他之不平等，更因经济之平等而得以消除净尽。社会当真回复到 一体，而无阶级之分。凡此社会构造之三变，每一变亦就是国家形势之改变——由奴隶 国家到封建国家，再到立宪国家，最后到国家形式之化除。而每一度国家形式之改变， 亦即是政治之进步。经济进步、文化进步、政治进步，事实上循环推进，非必某为因而 某为果。不过说话不能不从中截取一端以说之；而经济隐若一机械力，以作用于其间， 说来容易明白。又一切变易进步，事实上恒行于微细不觉，并不若是其粗。然说话却仅 及粗迹，在短文内，尤不能不举其划然可见者而说之。又事实上一时一地情势不同，生 命创进尤不如是整齐规律。然学问却贵乎寻出其间理致，点醒给人。读者有悟于其理， 而不概执为规律，斯善矣。
要紧一句话：生产技术不进步，所生产的不富，就不能无阶级。古语云：“不患寡而患 不均”，其实寡了就不能均。要达于均平（经济的、政治的），必须人人智识能力差不多 才行。不是享受的均平，就算均平；要能力均平，才是均平。明白说，非大家同受高等 教育，阶级不得消灭。然而教育实在是一种高等享受（高等教育更是高等享受），这其中 ，表示着有空闲；空闲表示着社会的富力。像今天我们这一班人得以受到教育，实为生 产力相当进步，而又有好多人在生产上服务，才腾出空闲来给我们。假如要他们同时亦 受同等教育，那么，大家便都吃不成饭。想要同受教育，还同要吃饭，那必须生产力极 高，普遍用物理的动力代替人力才行。且须明白：所谓同受教育，必须是同受高等教育 ；吃饭亦是同吃上好的饭。如其说，同受中等教育，同吃次等饭，那又是寡中求均；那 又是不行的。所以此所说生产力极高，真是极高极高。然后得一面凡所需求无不备，一 面却空闲尽多。然后同受高等教育，乃为极自然之事。人人同受到高等教育，知识能力 差不多，然后平等无阶级，乃为极自然之事。反乎此，而以勉强行之，皆非其道。
这其中含藏有生产手段归公之一义，未曾说出。只有生产手段归公，经济生活社会化， 而后乃完成了社会的一体性。大家在社会中如一体之不可分，其间自然无不均平之事。 均平不能在均平上求，却要在这社会一体上求，才行。
关于国家必由阶级构成，和阶级在政治进步上之必要作用，容后再谈。兹先结束上面的 话。由上所说，人类历史先形成社会阶级，然后一步一步次第解放它。每一步之阶级解 放，亦就是人类理性之进一步发展。末了平等无阶级社会之出现，完全符合于理性要求 而后已。此其大势，彰彰在目，毫无疑问。上面说，阶级虽不从理性来，而理性却要从 阶级来，正指此。因此，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 治于人者食人”，那在当时倒是合乎历史进步原则，而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 饔飧而治”，不要“厉民以自养”，其意虽善，却属空想，且不免要开倒车了。
二 中国有没有阶级
对于人类文化史之全部历程，第二章曾提出我的意见说过。除了最初一段受自然限制， 各方可能互相类似，和今后因世界交通将渐渐有所谓世界文化出现外，中间一段大抵各 走一路，彼此不必同。像上面所叙之社会阶级史，恰是在那中间一段。凡所说阶级如何 一步一步解放，只有叙明其理有如此者（即极容易如此演进），不是说它必然如此。浅识 之人，闻唯物史观之说，执以为有一定不易之阶梯。于是定要把中国历史自三代以讫清 末，按照次第分期，纳入其公式中，遇着秦汉后的两千年，强为生解而不得，宁责怪历 史之为谜，不自悟其见解之不通，实在可笑。我自己的学力，根本不够来阐明全部中国 历史的；而我的兴趣亦只求认识百年前的中国社会。本书即非专研究中国社会史之作， 对此自亦不及多谈。第为讨论阶级问题，以下要说一说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并上溯周秦 略作解释。
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如一般所公认是沿着秦汉以来，两千年未曾大变过的。我常常说它 是入于盘旋不进状态，已不可能有本质上之变革。因此论“百年以前”差不多就等于论 “二千年以来”。但亦有点不同。一则近百年到今天尚未解放之中国问题，正形成于百 年前的中国社会之上，故对它亟有认识之必要。同时，我们对近百年的事知道较亲切， 亦复便于讨论。再则在阶级对立与职业分途之间，两千年来虽大体趋向于后者，却亦时 而进（向着阶级解消而职业分途），时而退（向着阶级对立），时而又进，时而又退，辗转 往复。而百年前之清代，正为其趋向较著之时，所以就借它来说。又所谓“百年以前者 ”，初非在年限上较量，盖意指中国最近而固有之社会情形，未受世界大交通后之西洋 影响者而言。
在农业社会如中国者，要讨论其有没有阶级，则土地分配问题自应为主要关键所在。此 据我们所知，先说两点：
第一，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
第二，土地集中垄断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土地的人颇占多数。
对于第一点，大致人人都可承认，不待论证。第二点易生争论，须得一为申说。中国土 地广大，人口众多，而地籍不清理者久而又久。民国以来，纵有一些调查统计，如北伐 前北京政府农商部所为者，如北伐中及北伐后国民政府所为者，皆根本不可靠。其间有 可靠者，则国内外学术专家私人之所举办，又嫌规模小，不可以一隅而概全局。故土地 分配情况究竟如何，无人能确知。就耳目常识之所及，则北方各省自耕农较多，东南西 南佃农较多。然在南方某些地方并不见土地集中者，亦非罕例。同时北方如山东之单县 曹县，亦有大地主累代相承。抑且不止此。好些地方，一县城东之情形或与其城西不同 ，城南又异乎城北。总之，话难讲得很。因此，论者恒不免各就所见而主张之。我自然 亦只能就我所见者而说，但平情立论，不作过分主张。
我家两代生长北方，居住北方，已经可说是北方人。我所见者，当然亦就是北方的情形 。北方情形，就是大多数人都有土地。虽然北平附近各县（旧顺天府属）有不少“旗地” （八旗贵族所有），但他们佃农却有永佃权。例不准增租夺佃，好像平分了地主的所有权 （类如南方地面权地底权）。我所曾从事乡村工作之河南山东两省地方，大地主虽亦恒有 ，但从全局大势论之，未见集中垄断之象。特别是我留居甚久之邹平，无地之人极少。 我们在邹平全县所进行之整理地籍工作，民国廿六年上半年将竣事，而抗战遽作，今手 中无可凭之统计报告。但确实可说一句：全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有土地，不过有些 人的地很少罢了。这情形正与河北定县——另一乡村工作区——情形完全相似。定县则 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巨册，其中有关此问题之报告。（1）（据李景汉《定县社会概 况调查》，则该处土地分配情形有如下之三例：
第一例：东亭乡六二村一○四四五家，除一五五家不种地外，种地为业者一○二九○家 。其中种一百亩以上者二二○家，即占百分之二，种地百亩以下者一○○七○家，即百 分之九十八。又调查其中之六村八三八家，除四八家不种地外，种地者七九○家。其中 完全无地而以佃种为生者一一家；余七七九家均自有土地多少不等。
第二例：第一区七一村六五五五家，除三七九家不种地外，种地者六一七六家。其中多 少自有土地者五五二九家，完全无地者六四七家。无地佃农视前例为多，然亦只占十分 之一强。有地百亩以上者，在六五五五家中占百分之二，有地三百亩以上者占千分之一 。有地而不自种者，占百分之一。
第三例：第二区六三村八○六二家，除三二三家不种地外，种地者七七三九家。其中多 少自有土地者七三六三家，余为无地之佃农雇农，约占百分之五。在有地者之中，一百 亩以上占百分之二，三百亩以上占千分之三。
以上均见该书第618—663页。）据其报告，分别在不同之三个乡区作调查：一区六十二 村，一万零四百四十五家；一区七十一村，六千五百五十五家；一区六十三村，八千零 六十二家。总起来，可得结论如下——
一、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家都有地。
二、无地者（包含不以耕种为业者）占百分之十以内。
三、有地一百亩以上者占百分之二；三百亩以上者占千分之一二。
四、有地而不自种者占百分之一二。
此调查工作系在社会调查专家李景汉先生领导之下，又得当地民众之同情了解与协助， 绝对可靠。而准此情形以言，对于那一部分人有地而不事耕作，一部分人耕作而不能自 有土地的阶级社会，相离是太远了。我承认这情形不普通。但我们两个乡村工作团体， 当初之择取邹平、定县为工作区域，却并没有意在山东全省中或河北全省中，特选其土 地最不集中之县份。乃结果竟不期而然，两处情形如此相同，则至少这情形在北方各省 亦非太不普通了。
要知道此种情形并非奇迹，而是有其自然之理的。在当时定县中等土地每亩值钱普通不 过四十元。而一个长工（雇农）食宿一切由主人供给外，每年工资普通都在四十元以上。 节储几年，他自己买一亩地，有何不可能？这是说，有地并不难。有地人家百分比之高 在此。又中国社会通例，一个人的遗产，由他诸子均分。（1）（大清律例关于遗产继承有 如下之规定：嫡庶之男，不问妻妾婢所生，以子数均分之；私生子及养子各与其半。） 所以大地产经一代两代之后，就不大了。若遇着子弟不知勤俭，没落更快。这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