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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把“人”字写得端正——记贾植芳先生（1）…（图）
贾植芳与夫人任敏 1950年代前期，当贾植芳先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和“俄罗斯—苏联文学”，大受学生欢迎的时候，我虽然已经进入复旦，但还没有机会去听他的课。因为我们班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是由别的老师教的，而“俄罗斯—苏联文学”则是高年级课程，我们低班生无缘聆听。所以那时我并不认识贾先生。当我即将进入高年级时，反胡风运动开始了，贾先生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被关进了监狱，从此，他就在复旦人的视野中消逝了。 待到他刑满获释，再度出现在复旦园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学校里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人人自危，相视何敢相问。况且，在当时，服刑结束被放出来的人，叫做“刑满释放分子”，仍是被管制的对象。贾先生自然不能回到中文系，他被安排在出版科监督劳动。矮小的个头，精瘦的身躯，却干着最繁重的生活：打扫厕所，油印讲义，搬运重物。不知情的人绝对看不出这个穿着破衣服默默干活的小老头，是当年活跃在讲台和文坛上的教授、作家。 我与贾植芳先生相识，是1970—1971年在奉贤五七干校。那时，我也被打成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的“分子”，押送到干校，监督劳动。我们成了难友。 本来，当年在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三批“胡风反革命小集团”（先称“反党小集团”）的材料，学习过毛泽东执笔的“编者按语”，拜读过许许多多揭发文章，并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之后，我对于他们的反革命性质是深信不疑的。但是，1970年，张春桥及其属下按照“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样板，炮制了“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并且把我也“团”了进去之后，我切身感受到制造冤假错案者在编排材料时，如何掐头去尾、移花接木、无中生有、主观臆断、无限上纲的伎俩。从而也就怀疑起胡风集团案件的真实性了。 因为同是监督改造对象，我们常常在一起劳动。干的自然是重活：挑水、挑粪、挑稻草、挑花萁（即棉花秸）、挑沟泥……差不多是一根扁担不离身。那时，贾先生已是年近花甲之人，但仍得与我们年轻人一起挑。不过，他倒也挺得住。他说，他在监狱里每天要挑十多担水，锻炼出来了。有时，“革命群众”开会或听文件去了，我们几个“对象”（按：此非乡下农民所谓“谈恋爱，搞对象”的“对象”，而是工宣队、军宣队对“监督劳动对象”的简称也）得以偷闲在田头多坐一会，也聊聊天。案件的事，自然是绝口不谈的，所谈大抵是日常琐事。比如，我们称赞贾先生身上穿着的那身粗布衣裳好，耐磨，他就告诉我们：“这是俺老婆自己种棉花，自己纺纱，自己织布，自己给俺做的衣服。她现在在俺老家种地，积了钱，就到上海来看俺。”有时也谈及他哥哥贾芝及嫂子李星华（李大钊之女），说他们对他很好，他关在监狱里时，贾芝征得组织上同意，每月给他寄零花钱，所以他的日子过得比别的囚犯好些，还订了份报纸看看。他说以前领养过贾芝的一个孩子，1955年出事后，带回去了，现在这孩子长大了，有出息了。谈到这些事，他精神上很得到些安慰。 在干校里，贾植芳先生最大的享受，是在劳动结束之后，或是在下雨天，抽着八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坐在床沿上读《马恩选集》，读得高兴时，整个身子都会摆起来，而脏不拉叽的垫单已经有一半滑到地下，他也不觉察。只可惜，这种享受的机会并不太多，因为我们那位出身于贫下中农的老山东排长，比工军宣队还要革命，虽然他自己也算是大学教师，但他总认为别的知识分子劳动太少，而这些管教对象就更不能坐下来休息，所以经常给我们额外增派些加班加点的活儿，劳其筋骨，利于改造也。 贾先生那时没有工资，每月只拿30元的生活费，经济上相当困难。但他也并不在意，或者说是无可奈何，只要日子能混得下去就可以了。他不善治生，各种票证常常被住在一起的工友“借”走，自己即使回校时，也是吃食堂，偶尔到五角场小饭店里沽二两土烧酒，买一包猪头肉，再吃上一碗阳春面，就算是极大地改善生活了。这种劣质土烧，喝下去头晕，他说，有时走出店堂，直觉得头上的帽子要飞起来。 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文革”结束，贾先生才回到中文系，先是被安排在资料室管图书杂志和编写作家资料，胡风案件平反后，再回到现代文学教研组。但此时，他已年近古稀，不可能再像当年那样上很多课了。不过贾先生仍旧勉力工作，带了很多研究生，还兼任过复旦图书馆馆长。
第二部分把“人”字写得端正——记贾植芳先生（2）
贾先生一复出，周围便聚集了很多人，旧雨新知，高朋满座。有同案的患难朋友，有新认识的同行专家；有当年受到牵连的老学生，有新时期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自己名下的研究生当然不必说了，国内外的学子也纷纷慕名而来。贾先生一向好客，听说1955年之前，他家就不断有学生来问学、求教、吃饭，也常有朋友来喝酒聊天，每每要到深夜，他才能坐下来备课、写作，经常弄到通宵达旦。那时，教授的待遇好，他的稿费也多，但他并不讲究个人享受，也不事积蓄，而是奉行有钱大家花主义，把钱都用在朋友身上；现在，教授的工资低，他的稿费收入也少了，但他仍喜欢留客吃饭，自己有时弄得很拮据，也不以为意。贾先生是山西襄汾人氏，那是个产汾酒的地方，他年轻时好饮，而且酒量也大，现在生了胃病，不能再喝酒了，但他看着别人在他家喝酒也很高兴，就好像自己也过了酒瘾。他就是这样一位有豪侠之气的人。 贾先生热心助人，乐于提携后进，把帮助学生出成果看得比自己著书立说还重要。他不但花很多时间耐心地指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而且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学生联系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的地方。当年因与贾先生接近而进过监狱的施昌东就跟我说过，贾先生那时曾帮他和曾华鹏、范伯群三人拟定了毕业论文题目，要他们一人写一篇作家论：《朱自清论》、《郁达夫论》和《王鲁彦论》，由他介绍，合出一本书。那时青年人发表一篇文章也很不容易，如能出一本书，这是多么好的事啊，三个年轻人在学术上马上就站住了。可惜文章还未写好，贾先生就出事了，这三位年轻人也都因此而受到审查。后来他们各自或联名发表文章、出版著作，虽然是各人自己努力的结果，但他们一直感谢恩师当年的培养。施昌东早已逝去，而范伯群、曾华鹏虽然都已成为名教授，至今仍对贾先生执弟子礼甚恭。——施昌东去世后，贾先生还帮助他出版遗作，并照顾他的遗属。虽然贾先生的罪名之一是拉拢青年、毒害青年，而且当年也确有青年反戈一击，在他伤口上撒盐，但他却毫不在意，助人为乐的思想至今不变。他常常把自己的研究资料和研究心得提供给学生，让他们去写作，并帮他们出书。 贾植芳先生一生坎坷，坐过很多次监狱：日本人的、国民党的、共产党的，四进四出。所以他写的回忆录就叫做《狱里狱外》。尽管吃过很多苦头，但他仍很达观：因为经过许多磨难，所以已经宠辱不惊，也无所求了。他说，他这一辈子，是与贾师母任敏两个人互相搀扶着，在泥泞的道路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走过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把人生体验看得比做学问来得重要。他引用梁漱溟的话说：“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社会中人。”他说，他浪迹江湖，是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要努力把“人”字写得端正些，以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虽然从青年时代起就热爱写作，很早就是一个知名作家，但他始终把文学作为业余的爱好，只把它看作自己人生感受的一种记录，而认为第一要义，仍在于人生社会本身。 由于他社会阅历丰富，对人生有着深切的体会，因而，他与那些书生气十足的文人学者不同，对于世情具有洞察力，能看清一些微妙的关系，言人之所未言。还在1950年代初期，贾植芳先生就奉劝胡风，不要再卷入斗争了，要赶快退出来。他说：“我们这些人都不能和鲁迅相比，鲁迅对中国历史了解得深，所以他搞政治能进得去，出得来，而我们则不行，走进去就出不来了。”当时胡风听不进这个意见，后来终于还是上了30万言书，自以为是对革命文艺事业负责，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相反，果然使他们陷进泥潭拔不出来。贾先生与胡风相濡以沫，感情极深，胡风逝世之后，他极其悲痛，在追悼会上号啕大哭，不能自制。但他仍直率地指出：胡风有忠君思想，并为此所累。因撰挽联云：“焦大多嘴吃马粪，贾府多少有点人道主义；阿Q革命遭枪毙，民国原来是块假招牌。”后恐有所不便，又另撰一联云：“因直而获罪可怜古今竟这么相似，今日祀忠魂时代毕竟不是老封建。”后来日本人译介这段史料，却将“贾府”注解为“贾植芳府上”，意思全弄拧了。——大概这位译者没有读过《红楼梦》，而且毕竟与中国文化隔了一层，不能领会其中微妙处。中国的事，还是中国人自己了解得深。近读胡风事件37人回忆录：《我与胡风》，其中绿原的文章就提到贾先生所说关于鲁迅的话，并引用了鲁迅《隔膜》一文中的片断：“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绿原接着感叹道：他在重读此文之后，这“才发现胡风和我们‘糊涂’到什么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