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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狂人无意间吃了谁的肉？（2）
其实这种道理，到了现在，他们也早已懂得，……这是从来如此……从来如此，便对么？
不用劝，母亲（大哥）也能理解包办婚姻不合理的道理，却又不想改变，因为“从来如此”。
中国人对于“从来如此”的东西，明知不对，也不想改，鲁母就是如此。为了“救救孩子”，鲁迅遂提出“不读中国书主义”以对抗中国人的“从来如此主义”。鲁迅因此对于凡是中国的“从来如此”的一切东西都要加以反对，鲁迅对许广平曾说过： “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灭亡。”（《两地书》）鲁迅在北京居住时大抵如此，定居于上海之后，有时候又不完全如此，如1934年写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
他们要吃我，你一个人，原也无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伙。……但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虽然从来如此，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说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说，……
这场包办婚姻虽然关系到许多人，如果不是顾忌到母亲，鲁迅的都不在乎的，完全可以毁约。偏偏母亲是毁约的最大障碍，你何必亲手将自己的亲人推入包办婚姻的火坑？退一步说，虽然鲁迅的包办婚姻已经订下，但未必是生米做成了熟饭，仍然可以改变，只要是愿意，就可以毁约——“立刻改了”。在这里，鲁迅对“大哥”（母亲）充满了期望，“诅咒”的分量大大减轻了。
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可是也晓得他们的心思很不一样，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
鲁迅把“吃人的人”分为两类，母亲当然是坚持“从来如此主义”的一类，还有一种人是明知不该吃仍然要吃，两种人都不愿意改革。
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也全在他。……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有说明，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
“大哥”与“母亲”，都是暗喻鲁迅自己的母亲。她安排了鲁迅的婚姻，鲁迅不满意，她却以为从来如此，故对鲁迅的痛苦视而不见，婚姻一旦说定就不予改正。
“妹子”，借喻朱安。鲁迅不爱朱安，视同路人，被迫做了伤害朱安的事情。这些潜台词都暗含在狂人所说的中国的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观之中。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家务，妹子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几片肉，现在轮到我自己，……有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看来还有第三类吃人者，是无意中吃的。包办婚姻制造了无数的怨偶，而鲁迅与朱安的结合显得特别矛盾。鲁迅是彻底地反传统，没有一丝一毫地妥协余地；朱安却是典型的旧式妇女，没有一丝一毫的改革愿望。两个人都陷于极度痛苦之中。鲁迅以他独特的方式反抗包办婚姻，深深伤害到朱安。鲁迅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所谓“无意之中”就是“无可奈何之中”的委婉语。既然自己也是吃人者，就非“真的人”。
……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救救孩子……
鲁迅那时只以解放社会为己任，对于“解放了自己”好像并不太抱奢望，以为自己只有“陪着做一世牺牲”的份，所以只是把希望寄托于将来，孩子们不被吃就好。过了五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把这一思想做了修正：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再过十年鲁迅又说出了“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的话。其时，鲁迅已经“解放了自己”。
在《狂人日记》中，“大哥”的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妙，是安特莱夫所不及的，就是：
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
这当然也是一种形式的吃人。如今，对于鲁迅通过包办婚姻给自己身体造成的切肤之痛，从而觉悟，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旧地狱”和“民元以后”的“好地狱”都必须毁灭，而毕生为之战斗及其意义这一禁区的探讨，也可能受到“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的同样对待。下面再看看伊藤虎丸的外国书是如何说的，摘抄几段：
把被压迫的民众作为批判对象
然而，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却把批判的着眼点指向了民众。当然也有代表家长制的“大哥”和代表有钱人的“赵贵翁”的出现，但被批判的，则主要还是受虐待、受压迫的民众。鲁迅为什么不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压迫者（地主或高利贷者等），而反倒指向了被压迫的民众呢？如果用他还没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解释，恐怕是没有意义的罢。我在前面谈过，他幼年和少年时代的“基础体验”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对古老的乡村社会生活的美好回忆，一方面又是强烈的厌恶和憎恨。可以指出的是，这种经验，再加上尼采的影响，就使鲁迅对奴性民众的庸俗性怀有深深的厌恶。不过，问题是对民众的这种厌恶感意味着什么。
第二部分狂人无意间吃了谁的肉？（3）
在这一点上，鲁迅提出的问题是，揭示出制造“吃人的社会”的整体构造，比攻击压制者的暴虐更为重要。他把问题的着眼点尤其放在理应推翻这种旧社会的被压迫者的主体性上。也就是说，他是把民众能否从政治的客体变成政治的主体作为问题的。我认为，这里存在着我们今天应该向鲁迅学习的一个问题。
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剔抉被压迫者的民众方面的卑怯和残忍，就是因为在他看来，承当变革旧社会任务的主体只能是民众，因此才把目光首先投向了这种主体的状态上。这也是被称做“改造国民性”的鲁迅文学的核心主题。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也正是讲他所一贯重视的问题的。
那么，为使民众得以真正成为变革的主体，应该去做哪些事呢？我想，在鲁迅看来，民众仅仅把自己当做被害者恐怕是不行的。如果把民众只是作为被害者来看待，就会永远把民众当做历史的客体，他们也因此而决不会成为变革历史的主体。“村人的眼睛”已经说明，认为自己是被害者，实际上是和在无意识当中产生的加害欲，是同一种东西（奴隶与奴隶主是相同的）。如果民众的意识还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那么，历史便只会永远地“重复”下去。
最好的证明是，日本国民在战后被看成是战争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加害者是军阀和财阀，而国民则是“被欺骗”的，这是“战后民主主义思想”及其运动的一个支柱。从一个方面来看，这是不错的，然而，正因为如此，“战争责任”问题，也就最终没能在国民当中成为主体问题。也就是说，对“侵略罪行”的反省，只是停留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而没有成为每个国民自身的精神问题。因此，“战后”成了“战前”的只是改变形态的重复。照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在什么时候就还会再次成为“被欺骗的国民”。这种担心是很重的。我们在“战后”并没能成为历史的主体，至今也没有。
《狂人日记》的难解之处
到了第十二章，主人公才发现自己不仅是被害者，实际上也是加害者，作品开头，村人们的“眼睛”，使他感到“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而到了这里，主人公才明确，这完全是一种相对化了的关系，其实也包括他自己。这里有两层意思：
首先，既然知道了自己是被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那么主人公从“被害妄想”中解脱出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样看时，我才发现，小说的“前言”已清楚地写着，这是友人病中的日记，他曾是迫害狂患者，现已痊愈，“赴某地候补”去了。
其次，这篇作品，是在作者自己完全理解了“眼睛”的含义时，也是从“被害妄想”中恢复过来时，以倒叙的方式来描写的以前的经过。换句话说，《狂人日记》这篇作品，是作者鲁迅自身的意识到达第二章时，才被写出的。否则，开头描写的“眼睛”的形象就不可理解了。那是《狂人日记》最难懂的地方。这篇作品，与“青春文学”不同。它并不去追述主人公年轻时“独醒”的意识运作，也不去描写这种醒”的意识，被人们从社会中逐渐排斥出去的过程，相反，却描写了因青春的“独醒”而发了狂的主人公被治愈的过程。就是说，《狂人日记》可谓“治好狂人”或“复归社会”的记录。
表现“治好狂人”（复归社会）的一句，是紧接着第十二章的“……难见真的人”的最后一章的两行。“救救孩子……”，这句不用惊叹号，而是用删节号来表示语势渐弱的话，和第十章中“狂人”满怀自信地去尖锐发掘社会根底的话相比，是那样缺乏自信，而且平庸陈腐。也可以说，是非常符合一个改革的努力受挫后，去做“候补”的小官吏的身份的。如果仅仅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