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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彭真一家惨遭迫害，彭真夫妇身陷囹圄，几个孩子也离散东西，大儿子傅锐从部队被贬入农场种稻，又被强制复员当了钳工；女儿傅彦在被批斗后又去农村生活了11年；儿子傅洋先当农民再当民办教师又当学徒；小儿子傅亮则被康生点名监禁了4年，后又到工厂当学徒。然而，正是从小培养造就的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使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劫难中，比较容易地承受了艰苦生活的考验。
父亲在告诫他们，凡事应亲历亲为，自立自强。
四
彭真本姓傅，原名傅懋恭，年轻时因为从事革命工作，用过许多别名别姓，1937年在延安后就一直改名为“彭真”。
彭真在革命斗争中的坚定刚强是出了名的，在党内，关于他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斗争的故事也早有流传。
傅彦中等身材，容貌秀丽，衣着朴素，总是习惯穿双布鞋，讲话简单干练，条理明晰。作为彭家惟一的女儿，彭真原想让她学医，但傅彦自己喜欢经济，最后，她考上的却是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苦难后，傅彦曾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北京富利公司工作，现为中国欧美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是全国政协委员。
谈到“文化大革命”，傅彦说：“我父亲是个典型的硬汉子，是刀砍到脖子上都不低头的人。老爹是1966年5月开始被软禁在家的。12月4日，他被艺术院校造反派从家中劫走。妈妈是1967年7月被正式逮捕的。从那时起到1972年允许我们去探监，我们与父母真正是多年生死两茫茫。”
“除了每年专案组通知送点衣物、牙粉、书籍时，我们能得知父母尚在人世，再就是通过批斗会得到点消息了。而给父母送东西时，我总会在书角或鞋帮上写个‘彦’字，信是不能写的。他们也只能得到这么一点点孩子们的信息。”
为了父亲的健康，细心的傅彦想尽了办法。
傅彦说：“监狱都是白墙，整天对着白墙，坏眼睛，画报不是五颜六色的吗？就送画报给他看。老爹在狱中，想尽一切办法维持身体的健康，保持精神的振作。最大的秘诀按他自己的话说是‘我根本不去想自己的事，只想大事。’在我送进去的马列著作上，老爹做满了标记。那是什么样的标记啊！没有笔，他把我们送进的带点颜色的纸（牙粉袋呀、画报呀），用他年迈的双手撕成长长的不足一毫米宽的小纸条，用吃饭时存下的米粒，粘在书上的重点处。”
傅彦回忆说：“他那个床就这么高，放两块砖头，上面一个平板，平时就这么坐着，睡觉脸也老得冲着那个门的监视孔。所以我父亲的耳朵一侧有点聋。每天他坚持大声地念英文、唱京戏，保持语言能力，再就是在里头来回走路。后来老爹告诉我们，住单人牢房语言能力会强烈减退，王若飞当年住国民党的单人牢房，出来后就讲不好话，去修手表时把表蒙子说成了表锅盖。所以，我们6年后见到老爹时，走路没问题，说话也没问题。除了瘦了一些，头发花白了之外，没什么变化。”
身处囹圄的彭真没有向邪恶低头，凭着自己坚强的党性和理想，他战胜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和屈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志啊！
傅彦说：“我现在老觉得我父亲刚走，我现在每个礼拜都去八宝山，骨灰在家里放了3年，然后才去安放。安放好了，我每个礼拜去一趟，昨天是我的生日，我又去了一趟，去看看老爹。每星期去，就像是平常给他收拾收拾屋的感觉，然后跟他说说话……。”
父女情深，无以复加。说话时，傅彦眼中噙满着泪水。
彭真的夫人张洁清，是河北霸县一个名门望族出身的大家闺秀，还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漂亮的才女。她性格温和、贤淑，但又意志坚定，有知识，有文化，更有胆识。在北平、天津做地下工作时，一次给彭真送材料认识了他。几年后，张洁清被组织送往晋察冀，在那里两人产生了爱情。彭真对她关怀备至。有一次张洁清感冒发烧，躺在窑洞里。彭真前来看望，心疼地说：“搬到我那儿吧，我好照顾你。”就这样，一副担架成了最最“另类”的花轿，彭真娶了张洁清，从此两人相濡以沫，共同前行，生育了三男一女，组成了一个虽然经历了坎坷却充满温馨、理解、真诚、和睦的红色大家庭。
傅彦告诉我们：“我们老爹是外刚内柔，而我们老太太是外柔内刚。”
五
傅洋身高一米八七，典型的运动员身材，事实上，傅洋的篮球水平过去在中南海的孩子们中间名气是很大的。“文化大革命”后，傅洋担任过全国人大法工委经济法室的副主任，参加过几十部法律的制定工作；后来当律师，是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做过先后三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副会长。
在彭真的子女中，只有傅洋在从事法律工作，我们问为什么只有他一个“子承父业”？他笑了，说：“什么算父业？爸爸做过的工作太多了。而我们子女中，傅锐做过公安工作、组织工作，不算子承父业？傅彦学的是国际共运，长期做经济工作，不算子承父业？傅亮做过军事工作，不算子承父业？”
按傅洋的说法，父亲的工作涵盖了党和国家的工作的所有重要领域，怎么能说哪个孩子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呢？
“文化大革命”中间批判彭真，说他反对毛泽东说的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在其中了。对此，彭真讲：破字当头立怎么就在其中了？封建社会那么多次农民起义，就算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了，立的还不是又一个封建王朝？“对于一切错误的东西，反动的东西，必须坚决地破，破就是革命嘛。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没有立，也就不能真正彻底地破。”“有的时候有些方面，先破了再说，也是需要的。但是，因为现在我们领导着国家，所以总的来讲，必须是有破有立。”
彭真对于“文化大革命”中被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胡乱批判、种种不实之词，不管是面对专案组的逼供，还是面对万人大会的批斗，都没有违心地承认过，真正是坚持了真理。另一方面，他又一贯鄙夷文过饰非、诿过于人的做法。他总是要求孩子们把自己当做客观事物对待，随时修正错误，他自己也决不讳言自己的错误。
六
谈到父亲在法制工作方面的建树，傅洋说：“父亲的法律功底，是住国民党6年半监狱时打下的。父亲在国民党监狱中，别的书是看不到的，《六法全书》却允许看。他看《六法全书》首先是为了运用法律武器与敌人斗争，同时也使他开始熟悉法律知识。”
傅洋认为：虽然我们必须废除旧中国法统，但在法律部门的划分上、在法律的架构形式上、在一些基本概念术语上，国民党的法与我们的法还是相通的。
真没想到，彭真这样一位“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真正系统研究法律，竟是在国民党监狱中开始的！
七
彭真留给他的子孙后代的精神财富是巨大的。他近百年的人生，自始至终的劳动人民本色；他对父母、对祖辈的孝顺，对人民的热爱，对祖国的深情，对党的忠诚，对真理的追求，对工作的认真精神，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孜孜以求，兢兢业业；他对妻子的忠贞，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他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坚强意志和毅力等等。这些品质既是他们家庭的精神财富，也是全社会的精神财富！
彭真，一个从黄土高原农村窑洞里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始终没有忘记他是人民的一分子，一个真正人民的儿子，难怪傅彦反复强调说：“无论是父亲遭难，还是他当委员长，我们家始终就是一个普通百姓之家”。
我们也反复在琢磨这“普通老百姓”的深刻含义。
威武不能屈，易；贫贱不能移，易；富贵不能淫，不易。
谈到家教、家风，傅彦说：“我有个姑姑的女儿，‘文化大革命’以后，不注意影响，比较张狂，后来反应过来了，叫老爹狠狠批评了一顿说：不要再进我的家门了！”
彭真教育孩子的方法很特殊，也很别致。不说教，不打骂，和风细雨，润物无声。
他经常给子女们写些条幅，或教导，或勉励，并分赠给几个孩子。像“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等等都是他爱写的。
彭真在处理家庭亲属的工作问题上，也有自己特殊的方法，他在山西老家有兄弟、子侄等等，但是，他没有利用职权给任何人安排一个工作。这给傅彦留下了深刻印象。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身教胜于言教。
老百姓常说：家和万事兴。我们在采访中明显地感到，这是一个亲和力很强的家庭，夫妻之间，父母和孩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有着浓浓的亲情和关爱，就像我们的邻居，就像我们的亲朋，和所有幸福的家庭一样，温馨而普通。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他的思想和精神却可能是永存的。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咀嚼回味着彭真曾讲过的那两句名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两句话很朴素，很简单，但却一直萦绕在我们心中，左右着我们的思想。我们一直在努力探询着这个思想的脉络，试图更加接近它的核心。
胡锦涛同志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路漫漫其修远兮，作为一个革命者，彭真和他的同志们一道，用他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建设一个民主、法制的理想社会之中，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