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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18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城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1905年到武昌考入中学堂,接受近代教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董必武赶赴武昌投奔军政府任秘书官,担任过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军政府总务科长。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7年回国后在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并办学,成为湖北颇有些名气的教育家和律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转向共产主义,翌年和陈潭秋等在武汉组织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董必武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一大”后董必武返鄂,公开职业是主持武汉中学,并在湖北一师等校兼课。他在校内秘密向学生进行革命教育,从而在省内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党团员。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董必武成为湖北省政府三常委之一,并兼农工厅长,积极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推动工人运动。1927年7月武汉政府反共后,由党组织安排赴日本,再转往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后进入苏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庭主任等职。
1934年参加长征,在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派他重返武汉,担任长江局常委,后迁往重庆和周恩来一起主持南方局工作。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47年从国统区撤回后,主管华北财政工作,翌年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任政务院副总理、政法委员会主任,领导司法工作。1959年任国家副主席。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大家胸怀 长者风范
一
“唉——,我父亲最后一个愿望,想回家看看,没有实现。”董良羽的叹息声,饱含着深深的遗憾。
董老退休后,年事已高,支气管炎是他的老毛病,一到秋凉之后,气温稍有变化,就会引发支气管发炎,接着感染肺部,非常痛苦。所以,每年冬天,董老都要在广州住上几个月,除非有重要会议留在北京,出门时就必须裹得严严实实的。
董良羽这样告诉我们。
1974年的冬天,董老在北京检查身体,发现肝部有一个小肿块,很快就确诊是肝癌。因他年事已高,身体也弱,医生们不敢动手术,决定用保守疗法。从广州飞回北京时,董老表示想回家看看,医生不许,直接从机场到了北京医院。
1975年3月5日,为董老虚岁90岁生日。
此时他已沉疴不起,又谨遵七届二中全会党内禁止做寿之规定,仅于床榻赋《九十初度》律诗,为一生写照: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4月2日,董老与世长辞。
董老在一首诗中写道:“记述不妨如实写,中和平淡味弥长。”因此,我们在采访董良羽时,并没有什么大话、套话,一问一答,平淡无奇,但耐人寻味。
“清明节给董老烧过纸吗?”
“在北京的时候,就是去看一看,把骨灰盒擦一擦。”董良羽说:“2000年我们把他迁回老家去了,埋在地下,每年也都回去看一看。到了乡下你就知道了,又放鞭炮又烧纸,我们也就入乡随俗吧,其实也不信这玩意儿。”
“老太太(骨灰)也一起迁回去的?”
“也迁回去了。”
“为什么迁回去呢?”
“一方面是父亲的遗愿,另一方面说起来也有点……在八宝山,过一阵子,就要求换一个存放证,一换证就跟你要钱,这个钱我们也不是付不起,但是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这事我也想了好多年,怕中央不批,后来下了决心,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还好,批了。老家有他一个纪念馆,就在纪念馆院子里挖下去,埋了,入土为安。”
董良羽是董必武的长子,1938年3月生于延安,曾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93年由北京空军司令部退休。
董良羽的语句不长,三五个字一蹦,三五个字一蹦,语气平和,却不乏幽默。
二
董良是董必武的女儿,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担任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执委。她写了一本《忆我的爸爸董必武》,情真意切,文笔隽永,再版多次。
董老一生结过三次婚。董良很自然、很亲切地谈及她的三个妈妈。
第一位夫人黄俊贞是湖北省红安县高桥人,辛亥革命前在家乡与董老结婚,婚后不及一年,董老就离家参加革命。她曾生育一子,不幸未及周岁夭折。这就是诗中“望夫有石”“思子无台”的缘由。1943年董老在重庆时,得知黄俊贞逝世,满怀悲痛写下这首《悼亡》诗,以他独有的方法表达了对结发妻子的感情。
黄俊贞一生很惨,董老还曾经有过念头,把长子“芝生”送给她。
董老的第二个妻子,叫陈碧英,两人恋爱,结婚,很有些传奇色彩。
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陈碧英,6岁时随母亲乞讨,忍饥挨饿,受尽磨难,15岁时认识了共产党人肖石庆,从此投身革命。1928年,陈碧英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年底被党组织派往福建省汀州市开展地下工作,第二年担任中共汀州市委宣传部长。
第一次与董老单独在一起,陈碧英开始有些拘束,渐渐地,她觉得眼前这个男人年纪虽然比自己大出许多,地位也高,但人挺温和,做事干脆利落,对年轻人也很关心,没有架子。那一天,他们彼此谈了很多,董老毫不隐瞒地告诉了陈碧英,他在老家湖北结过婚……
就这样董老与陈碧英确定了恋爱关系。
最后促成他们走到一起,还是因为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有一次,董老到长汀调查,当天晚上骑马返回瑞金,途中在穿过一座大山时,马失前蹄一下掉进山谷,董老大难不死,但却摔成重伤。当时苏区缺医少药,董老的摔伤久治不愈,后来又染上了疟疾,病势更加危重。陈碧英就每天守护在董老身边。
董老和陈碧英的结婚报告得到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的批准。他们没有举行婚礼,叶坪村一间破旧的民房,就是新婚洞房,新婚用品也只有一床夹被单和一床旧毛毯。陈碧英第一次给了董老这个职业革命者一个“家”的感觉。
经过长征之后,在延安,组织上也失去了陈碧英的消息,为了照顾董老的生活,决定给董老再找一个伴侣,曾征求他的意见。
“你妈妈是什么时候跟你爸结婚的?”
董良说:“到了延安之后,李坚贞就问我爸,要找个什么样的爱人,我爸就说,我不知道原话是怎么说的,大意是阶级性特别坚定的,不一定要找知识分子。我妈就是这么入选的。”
就这样,同样是红军女战士的何莲芝就成了董老的第三位夫人。
董老与何莲芝结婚后,生育了两男一女:长子董良羽、长女董良和次子董良翮。一家五口,虽然仍然离多聚少,但相互牵挂,温情无限。
三
提起湖北省黄冈中学,现在的中学生没有不知道的。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黄冈中学为全国输送了许多的高考“状元”和成绩优异的考生。尤其是在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等各科竞赛中,黄冈中学的学生多次获得金、银、铜牌。每年黄冈中学的毕业生参加当年的高考,上线率几乎达到100%,免试被清华、北大、复旦录取的学生也有很多,被誉为“黄冈神话”。
董必武年轻时就曾在这里教授过英文。
董良羽结婚很晚,婚后在广州一胎生了两个儿子,董老非常高兴。按照董家谱系,这俩孩子是“绍”字辈的,于是,给孩子取名:老大叫董绍壬,小名壬广;老二叫董绍子,小名子州,把时间、地点都给占了,农历壬子年在广州生的嘛。
“这俩孩子学习挺争气的,大学毕业后出国了。一个在英国,一个在加拿大。他们在外留学也吃了不少苦,刷盘子,刷碗的活也干过,还到搬家公司干过,给人家扛箱子,扛柜子。”
四
董良翮是董老的小儿子,小名叫酉生。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被捕一次,蹲了半年监狱。出来后,1968年又在北京火车站被捕入狱,董老闻听这个消息,寝食不安,写了上面一首五律诗。
我们惟一没有采访到的就是董良翮,但是关于他的情况,他本人有一个自述——
1945年生于延安,1969年下乡务农,现为广州中联置业公司董事长。在三个孩子中,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父亲对哥哥姐姐可能不像对我这么宽爱。他们的特权不如我大。他们不能随便进出父亲的办公室,我却可以在他办公室的地毯上打滚,甚至可以乱翻抽屉。父亲很严肃,但他很有人情味,不打人,甚至没有骂过我。
“文革”开始时,我是北京市六中66届高中毕业生。我出狱时,同学们早已离开学校了。1968年12月,父母经过几天认真的考虑,决定送我到农村去。下乡前几天,父亲跟我谈了几次话,他告诉我,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在农村上厕所没有手纸,农民揩屁股用石头……我不知道父亲怎么知道得这么多,下乡后,果然是这样。
1979年,我离开农村,回到北京,在农机部农业机械化服务总公司工作。我没有按部就班地上大学,只是在干部学院进行了企业管理专业的培训。后来,又从农机部调到康华公司,接着又到了海南……现在在广州经商。
如果父亲活着,我相信他也不会落伍,一样会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