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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董为光、曹广衢、严学（1984），提出了同族词比较的方法。这种方法先分别找出侗台语和汉语的同族词，再找同族词的语音对应规律，同时符合语音对应规律的同族词就是侗台语和汉语的同源词。比如：
壮语（龙州）傣语黎语侗语水语黑ｄam1kam5；dam1；lam6dom3nam1nam1阴kham1ka：m3（德宏）kom3tam1ta：m5夜kam6kham6ａm5am5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同族词是同一语言中一组音义相关而又有语源关系的词，很难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被另一语言借用，因此两个语言中的同族词对应可以用来证明两个语言之间的同源关系。宋金兰（1994）用词族比较法对汉语和藏缅语的住所词进行整体比较，将住所词归纳成若干个词族系统，她发现汉语和藏缅语的住所词都源于洞穴和土地词。最近，邢公畹（1993，1995）又提出了深层对应的方法。比如：
广州∶n1＜an“鞍”∶泰a∶n1＜“马鞍”
广州∶n1＜an“”∶泰a∶n1＜“吃”
这种方法的实质就是同音词对应。现代泰语“马鞍”与“吃”是同音词，广州话“鞍”与表示“吃”义的“”也是同音词。邢公畹认为这样的对应不是偶然的巧合，可以证明汉台两个语言之间有发生学关系。
同族词对应和深层对应是我国学者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的新探索，从两个方面丰富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和一般的对应相比，同族词对应和深层对应更能排除偶然对应。怎样排除这种偶然的对应是历史比较语言学需要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语言分化年代久远的语言之间，由于严格的语音对应规律不容易建立，偶然相似的词有时难免会被当作同源词。这个问题在十九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中不是没有碰到过，但由于印欧语是一种多音节语言，而各语言之间的同源词又比较多，对应规律比较明显，因而偶然对应的实例并不突出。但在以单音节为主的汉藏系语言中，这个问题就相当明显。深层对应要求两个语言的同源词在声韵调三方面都符合相同的对应条例，同族词对应要求一组语义相关的词分别在两个语言中对应，这就能够最大限度地排除偶然对应，并且还能把很多与之相关的借词区别开来。在接触关系比较密切的语言中，单个词的借贷容易发生，但一组同族词或一组同音词（深层对应）同时借用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但是，这种对应仍旧难以鉴别同源词和借词，特别是同源词和古借词。鉴于此，很多学者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认识到谱系树模式的严重局限性。王均（1989）在《民族语文创刊10周年学术交流会的发言》中开始对谱系树只考虑语言的分化而不考虑语言的接触的一元论提出怀疑，认为谱系树把现代诸亲属语言和方言看成从一个上古完全统一而无方言差异的原始母语分化的结果，势必会把母语构拟成无比复杂的体系。陈保亚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对汉语和傣语的接触展开了追踪研究，发现在同一时间和空间，语言的深刻接触也可以在基本词汇、核心词甚至同族词、同音词中形成有严格语音对应的关系词，认为语音对应规律不足以区分同源语言中最早时间层面的同源词和异源语言中最早时间层面的借词，因此仅仅靠关系词的对应还不能确定同源关系；语音对应仅仅是确定同源关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他还发现，越是核心的词汇受到冲击的量越小，受到冲击的时间越晚，因而可以根据这种影响、冲击的差异和先后把语言的接触分成不同的“阶”。陈保亚（1993，1995，1996）根据接触的这种有阶性，参照施瓦迪什语言年代学的两个词表（一是该表的普适性比较大，二是可以避免自己选词的主观性），把核心词分成第100词集和第200词集两个不同的阶。作者通过大量材料的分析统计，发现关系词在语言接触和语言分化中的分布是对立的：在语言接触中，第100词集的核心关系词低于第200词集的关系词，在语言分化中情况正好相反。作者又进一步考察了汉语和侗台语的古代关系词的分布，发现第100词集的关系词远远低于第200词集的关系词，由此作者认为侗台语和汉语没有同源关系。由于侗台语和汉语之间有大量有严格语音对应的古代关系词，用“语言联盟”的理论来解释这种密切的接触关系比较合理。最近，陈保亚（1997）对汉台基本词汇中古代关系词所作的相对有阶分析，也说明汉台高阶关系词比例高于汉台低阶关系词比例。当然，这些观点和方法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尽管汉藏语系的发生学问题还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但深入研究语言的接触的重要性已经日益突出。谱系树模式面临的根本困难就是怎样区分同源关系和接触关系；只有依靠语言接触的研究才有可能比较出语言分化和语言接触的根本区别，从而提出一个确定同源关系的办法。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认识到语言接触研究的重要性，因而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很多人已把注意力转向语言的接触。这次转向和八十年代中期从同构标准到对应标准的转向不同。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同源问题是主要目标，接触问题只是对同源问题的补充。这正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思路，中国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八十年代末以来的这次转向将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同源和接触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得不到解决，另一个问题也很难得到有效的解决。
汉藏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从同构标准，经语音对应、词族对应、深层对应到关系词的有阶分析，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摸索，弄清了历史语言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这是中国历史语言学的一项重要成就。对汉藏系语言四族说的理论，虽然不是我国学者首先提出质疑，但由于我们的田野调查材料丰富，因而得出的结论比较有说服力。我国的学者正是依据这种有说服力的材料和西方汉藏语言学界展开争论，并在争论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理论。这些研究对于认识历史比较语言学谱系树模式的同构标准的局限性不仅有价值，而且很有分量。这是中国学者对历史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六、语言史研究的深化和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建设语言史研究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历史语言学的理论研究。自《马氏文通》以来，中国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一般都来自西方语言学，我国的学者基本上是根据汉语的材料对研究中的疏漏进行补正。但是，自六七十代以来，情况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研究汉语的学者开始根据汉语的语料进行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建设。迈出第一步的学者大多是生活在国外的汉学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和张琨的汉语史研究。这两种理论诞生于同一个时期，前者是六十年代末，后者是七十年代初，都是在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日方中天的时候提出来的。这是汉语的研究开始向西方的语言理论发起挑战的信号。张琨的研究前已评述，这里不赘。
王士元词汇扩散理论的代表作是《相竞的变化产生剩余》（petingChangesasaCauseofResidue），发表于1969年的《语言》（Language）杂志上。此后，王士元又发表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论文。《相竞的变化产生剩余》是一篇既是“造”乔姆斯基生成理论的“反”、又是向青年语法学派的音变理论发起挑战的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王士元原是一位转换生成学派的信徒，后来发现语言现象很复杂，远不是几条生成规则所能处理的，因而转而研究汉语方言，把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的《汉语方音字汇》以及中古音、日译吴音、日译汉音等近三十种方言材料送进计算机，并用计量统计的方法考察语音的演变，提炼出词汇扩散理论。历史语言学中占支配地位的音变理论是青年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认为语音的变化是连续的、渐变的，而这种变化在词汇中的实现却是离散的、突变的。王士元根据汉语方言材料的研究，认为音变的方式正好相反：语音的变化是突然的、离散的，而这种变化在词汇中的扩散却是渐变的、连续的，即开始的时候可能只在某些词中有变化，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在少数词中发生的变化逐渐扩散到所有有关的词，而不是像青年语法学派所说的那样，是“所有在相同关系中发生了语音变化的词”都突然地、没有例外地同时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这种理论强调音变的不规则性，是否定音变规律说的方言地理学“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理论的复活和发展。如果说方言地理学的着眼点是同语线的划分，注意方言间横向的、外部的扩散，那么，词汇扩散理论的着眼点则是语言系统内部的语音扩散，注意音系中的不规则现象，使长期被结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忽视的语言现象受到应有的研究，并提炼出一种有影响的语言理论。这是根据汉语的研究而丰富、补正历史语言学理论、方法的一个重要例证。王士元（1984，254）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指出：“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自豪的。过去，中国语言学只是影响到中国国内的语言研究，好像是自立门户，跟普通语言学没有太大的关系；或者说，有时候受到西洋语言学的一些影响，但很少影响到普通语言学。词汇扩散理论，据我所知，是中国语言学第一次影响到整个历史语言学，使历史语言学增添了一支新的生力军。”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状况的。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也有几点明显的弱点。
第一，过于绝对化，初期把词汇扩散看成为音变的唯一方式，这就超越了真理的界线。这一点，王士元后来（1984，253）也认识到了，认为过去说得有点“过火”，“并不是每一个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