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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为不同的语言是不同的系统，相互之间不可能有等值的对音，一般都是用一个相近的音去译对外语的某一个音。梵语的清、浊塞音和塞擦音都有送气和不送气两套，是二浊对二清，而汉语的浊塞音只有一套，是一浊对二清，因而从理论上来说，用汉语的浊声母去对译梵语中的哪一套浊音都是可能的，只要用其它的附加办法把另一套分离出去就可以了。这可能是浊塞音、浊塞擦音在各种对音材料中呈现出互相矛盾的状况的一个原因。徐通锵（1990，123）最近根据山西方言提供的线索，认为、定、群等纽的读音本来就存在着方言差异，或全送气，或全不送气，或根据声调的平仄而分为送气不送气两类，因而不同的人根据本方言的语音特点去对译梵语的两套浊音，都是可能的，没有必要坚持只有一种音值的说法，不然在解释汉语方言之间的关系时也会遇到上述难以调和的困难。
三等字声母的j化说在高本汉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主要依据《广韵》反切上字的分组趋势（一、二、四等为一组，三等字自成一组）推断三等字是j化声母，而其它各等字的声母为非j化的纯声母。陆志韦（1939，144）根据朝、日、越三种语言的汉语借音和汉语的方言材料，首先对此提出否定的意见，认为隋唐音在整体上没有j化的痕迹。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考察的是李荣（1952，100—106）的《切韵音系》。他全面整理《广韵》的切字，发现反切上字固然有分组的趋势，但“一二四等字也有拿三等字做反切上字的，三等字也有拿一二四等作反切上字的”，因而否定了三等字声母的j化说，把高本汉的j化声母全部归入相应的纯声母，确立了切韵音系36个声母的体系。至于反切上字的分组趋势，李荣同意赵元任（1941，214）的意见，用介音和谐说来解释。赵认为：“关于高本汉的纯声母和j化声母，我们用介音和谐的概念来代替j化的概念。原则是这样的：韵母以闭i开始的字，它的反切上字的韵母也趋于以闭i开始，韵母以开i或其他元音开始的字，它的反切上字的韵母也趋于以开i或其他元音开始。”这种解释可能比较符合反切的实际状况，因为在反切语（民间的秘密语）里介音也有属声属韵的问题，有些反切语里的i介音两属，即反切上下字都要求有i介音，有些反切语的i介音属声，有些属韵（赵元任，1931）。李荣检查了切字不同等的情况，发现情况与此类似。这些研究纠正了高本汉在理解“历史上的旧材料”时的一个重大疏漏，使汉语的历史比较研究建立在更可靠的基础上。
重纽的问题非常复杂，它指的是某些以喉牙唇音为声纽的三等韵，虽然同是开口或同是合口，却包含两套反切下字。根据陈澧的同音字不分两切语的原则，这些重纽字的韵母必有区别。陈澧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没有解决，后人也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高本汉把三四等字分为三类，甲类是“有些韵在j化声母（三等）跟在纯声母（四等）的后头一样的可以出现”，乙类是“有些韵只有j化的声母（三等）”，丙类的韵“只有纯声母（四等）”，全部重纽字都作为同音字归于甲类，没有发现重纽字的不同音韵地位。首先提出重纽问题的仍是陆志韦（1939，165，167），称之为“三四等合韵中喉牙唇音之重出”“此重出之喉牙唇音势必有读音上之分别”，至于它们的具体音值，“其详细构拟不敢尝试”。陆志韦提出了重纽问题，但对它的来龙去脉还没有进行具体的讨论，因而影响不大。
对重纽问题作出系统性研究的是董同、周法高和德国汉学家乃格尔（PaulNagel）等人，他们在各自的论著中讨论了重纽的性质并对音值进行了拟测。董、周根据重纽字在《七音略》《韵镜》等韵图中的排列，再验之以反切，确证有重纽的支脂真（谆）仙祭霄侵盐各韵都应分成两类，一类是所有的舌齿音和排在四等位置上的喉牙唇音，一类是排在三等位置上的喉牙唇音，“哪些字在三等跟哪些字在四等，各个韵图差不多完全一致”“有些字并没有对立的重纽，而且在韵图上三等也尽有地位可以安放，可是事实上它们却居于四等（如仙韵的‘鞭篇便绵’，质韵的‘诘’，笑韵的‘要’等是）”“重纽字在韵书中无法分的，也都各得归宿，分居不紊”“支脂诸韵排在四等的喉牙唇音本非真正的四等字，而是由三等‘通’过去的”（董同，1948，8，5，10）。周法高（1948，50）也在和《切韵》的时代比较接近的玄应《一切经音义》的反切中发现《广韵》的重纽切语“在玄应的书里，也有同样的分别”。董同还结合重纽字的演变，指出它在上古来自不同的韵部，往后也有不同的演变。经过这样的研究，重纽字的分类就有了重要的根据，从而对高本汉的三等韵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补正。大体的情况是：董、周的第一类相当于高本汉的甲类，从重纽字中分出来的第二类另成一个新类，与高本汉的乙类并列。
重纽的问题很复杂，董、周的研究虽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还难以得出确切的结论。后来，李荣（1952）、邵荣芬（1982）、李新魁（1984）和台湾的龙宇纯（1970）等都续有研究，但侧重点各异，而像王力这样的大家还采取回避的态度，在语音史的研究中不予讨论。这说明，重纽的问题还有待于来日的深入研究。
浊声母的性质、三等韵声母的j化和无视重纽字的音韵地位是高本汉理论体系中的三个比较重要的弱点，经过中国学者的修正补充，切韵音系的研究日趋完善，而进行总结性讨论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李荣的《切韵音系》。
切韵音系是高本汉上联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方言的枢纽，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汉语音韵史的理论框架，使纷杂的语言材料有了一种能驾驭它们的简单线索。这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框架，自然会引起学者们“后有来者”的争鸣。这不仅是对切韵音系本身的研究进行修正和补充，而且还围绕着《切韵》在汉语语音史研究中的地位进行深入推敲，并进而建立相应的理论框架。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有张琨、罗杰瑞（JerryNorman）和王力三家。罗杰瑞和王力“殊途同归”，从不同的角度否定《切韵》在汉语音韵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罗杰瑞（1973，1986）认为《切韵》无法解释闽方言的很多现象，因而在汉语史的研究中不必考虑《切韵》，而应该严格地根据历史比较法，先根据方言内部的差异建立原始方言，尔后再比较各原始方言的差异重建原始汉语。这一理论体系是所谓“普林斯顿假设”的一次实践，其特点是重视方言的研究，不管历史上留下来的书面材料。王力（1985，164）与此相反，认为《切韵》是“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不是一时一地的音系，无法成为联系古今的枢纽，因而在汉语史的研究中没有特殊的地位，可以不管它。他完全根据历史的时间顺序把汉语史分为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隋中唐、晚唐五代、宋代、元代、明清和现代九个时期，在每一时期中选择一两个有代表性的作家，根据他们的韵书、韵文或反切材料整理出各个时期的音系，而后比较各个时期的音系的异同，整理出语音发展的规律。这一体系也是王力对他自己早年在《汉语音韵学》中追随高本汉理论的一次自我否定。所以，罗杰瑞和王力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结果一样，都因《切韵》与方言或某些史料的矛盾而完全否定《切韵》在汉语音韵史中的枢纽地位。这陷入了方法论的片面性，就是罗杰瑞只注意方言的空间差异，放弃了可资利用的书面材料（时间），而王力只注意书面材料的整理和排比，只注意时间，而忽视语言的空间差异的比较。我们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方法论应该是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方法与汉语实际的结合，是汉语方言（空间）和《切韵》等历史旧材料（时间）的结合，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难以取得有效的成果。汉语从《诗经》到现代的方言，将近三千年，要完全利用方言的差异整理出三千年的汉语史，这是困难的。高本汉选择《切韵》作为联系古今的枢纽和汉语史研究的作业框架，这是无可非议的，而且应该承认，这是他高明的地方，不然现代的方言材料难以找到它们的历史会聚点和音变的参照点。我们这样说，不是说高本汉对《切韵》地位的看法没有毛病，而是说我们不能否认《切韵》之类的历史材料在汉语史研究中的应有地位。显然，高本汉把《切韵》看成为现代方言的母语，无疑把复杂的语言现象简单化了，因为汉语有些方言（如闽方言）的特点确实难以从《切韵》得到解释。但这不能成为否定《切韵》的历史地位的理由，正如音变规律不能因为有例外就否定规律本身的存在一样。例外应该进行特殊的研究，找出它的成因，作出合理的解释，《切韵》与方言关系的研究也应该采取这样的原则。
根据“结合”的原则，张琨的理论体系有很重要的特点。他不是抛开《切韵》，而是根据它“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性质，把方言差异引入古代书面文献的研究。这比高本汉前进了一步。高本汉的方言差异只限于现代，《切韵》等书面材料是一时一地的音系的代表，没有方言差异，因而汉语的发展，从上古经中古的《切韵》再到现代的方言，是前后都有直接继承关系的直线式的演变。这种看法带有十九世纪历史比较法的弱点，认为原始母语中不存在方言差异。张琨认为汉语方言的差异自古而然，一些书面文献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方言特点，不能把它看成为一时一地的音系的代表；汉语史的研究应该密切注意隐含在文献中的方言差异。张琨的理论主要反映在1972年他和他的夫人张谢蓓蒂合写的一本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