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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以来，祝敏彻、曹广顺、冯春田、吴福祥对此问题有更进一步的研究，尽管结论与吕叔湘大同小异，但这种多方位的考察仍是必要的。
祝敏彻（1982）对《朱子语类》的“地”和“底”作了全面分析，完善了吕叔湘的结论。提出了“地”字结构作宾语，宾语是描写性的，“底”字结构作宾语，宾语是判断性的。并发现了“底”与“地”作用完全相同的例证。
曹广顺（1986）对《祖堂集》中的“底”和“地”作了全面的分析。曹氏的结论是：（ａ）（ｃ）两类只用“底”，与吕氏结论完全一致，（ｂ）（ｄ）两类则“底”“地”并用，没有区别，与吕氏结论不一致。可看作“底”“地”用法的发展。
冯春田（1991）将“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结构助词，一类是词尾。“结构助词”指体词性结构中的“底”和“地”，“词尾”指谓词性结构中的“底”“地”。通过对《祖堂集》《朱子语类》的考察，冯氏得出了与祝敏彻、曹广顺大体一致的结论。
综合诸说，“底”与“地”的区别是：①体词性结构中一般用“底”不用“地”，特别是名词和代词后面，只能用“底”，不能用“地”。②谓词性结构中的情况因时而异，唐代用“地”，不用“底”；五代时“底”“地”并用；南宋以后，绝大多数写作“地”，只有个别地方写作“底”。
（2）关于“底”、“地”的来源。关于“底”的来源，章太炎《新方言》认为“在语中者，的即之字；在语末者，若有所指，如云冷的热的，的即者字。”唐钺《国故新探》说与此同。
吕叔湘（1943）认为“底”来自“者”，“者字很早就有兼并之字的趋势。到了某一时期，笔下虽有之和者两个字，口语里已经只有者一个词，它的应用范围不但包括本来的者和之，而且扩展到（a＇）项即名词代词领格之不继以名词者。这个词后来写作底”。
王力（1958）不同意吕说。他认为这种说法有三重困难：“第一，‘者’字在上古属鱼部，在中古属麻韵上声，它怎么样变成为‘底’［ｔǐ］音，很难得到一个满意的解释；第二，‘底’（‘的’）字显然是形容词的词尾和定语的语尾。‘冷的水’和‘冷的’里面的‘的’字显然是同一性质的，说成两个来源，缺乏说服力。第三，人称代词后面的‘底’（‘的’），如‘你的’、‘谁的’，并不能译成文言‘汝者’、‘谁者’。”他认为“底”是从“之”变来的，“之”的上古音是ｔǐ，后来在文言中演变为ｔ，在白话里演变为ｔǐ。这样就造成一对骈词，“之”与“底”并存。骈词虽然同出一源，由于各自发展，意义可以分歧。
冯春田（1991）进一步论证了唐宋的“者”近于“底”，“底”字结构来源于“者”字结构，而“底”与“之”有着性质上的不同。他又认为：“底”取代“者”不是语音变化的结果，而是词汇替换现象。助词“底”应来源于代词“底”。
蒋冀骋（1991）认为《集韵》“者”有“董五”一音，训为语辞，“董五”稍变，则与“底”音近。吴福祥（1996）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认为：唐五代时，用作结构助词的“者”“底”可能已读轻声。由于音节的轻音化，“者”“底”韵母的音值差别可能已变得不太明显，以致在唐五代的某些方言里“ｕ”、“ｅｉ”混用。反映在书面上便以“底”代“者”，最后“底”兴而“者”废。
我们认为，从功能上说，“底”应源于“者”，从语音上说，也还可以解释，所以赞成吕叔湘的“底”来于“者”说。
“地”的来源也有不同的意见。
吕叔湘（1943）认为来历不明。
王力（1980）认为“地”跟“底”来源相同，都是由“之”而来。
太田辰夫（1987）认为，结构助词“地”可能是由表处所的名词“地”演变而来。他说：“用于副词性修饰语的‘的’早先写作‘地’。‘地’当然是‘土地’、场所’的意思，是转为表示动作或状态存在的环境、用作副词性的修饰语的吧。例如唐代就能见到的‘暗地’，大概就是‘暗的地方’→‘在暗的地方’→‘暗暗地’这样变化而来的。”
孙锡信（1992）的说法与太田氏相似。吴福祥（1996）认为“太田氏的意见值得重视。并举“许”的虚化过程作为旁证。
我们赞同太田的说法。
3几部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著作简介
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1991）讨论了近代汉语的新兴和特殊介词，研究了介词“连”“和”及其相关句式，探讨了“底”“地”“则个”“在”“着”“生”等助词或词尾的用法和来源，分析了“X么（摩）”类词语的内部结构，对“们”的语义特点和特殊用法也进行了介绍。此书的特点是讨论的问题集中，分析较细，学风朴实。
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近代汉语虚词研究》（1992）对近代汉语新兴的助词、介词、连词、副词和词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尽可能对讨论到的虚词的用法、功能和发展变化进行精细的描写，并对某些虚词的来源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的重要著作。
曹广顺（1995）《近代汉语助词》共分五章，对近代汉语常见的“动态助词、事态助词、结构助词、语气助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书的特点是：a注意历时研究。凡讨论到的助词都尽可能从来源、历代使用情况、发展演变诸方面进行描写。b注意与现代方言作比较研究。尽管这一特色还不明显，但毕竟还是注意到了。c在虚词替代的原因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足以启迪人的思考。
（三）动补结构的研究
动补结构的产生和发展，是汉语语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产生时代、发展演变情况是治语法史者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动补结果的类别较多，有些类的产生时代还有不同的意见，但动补结构的普遍使用应在唐代以后。
朱德熙将动补结构的补语分为四类：结果补语、趋向补语、状态补语、可能补语。除趋向补语类外，其余三种的产生时代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将“结果补语”类叫做“动结式”，将“状态补语”“可能补语”两类叫做“带‘得’的动补结构”。
1动结式
这类动补结构王力称之为“使成式”，日本某些汉学研究者称之为“使成复合动词”，名称虽异，其所指是相同的。
关于动结式的产生时代，约有四说。（1）殷代或先秦产生说。周迟明（1958）主殷代说，余健萍（1957）、杨建国（1959）主先秦萌芽说。（2）汉代说。王力（1957）认为：“使成式产生于汉代，逐渐扩展于南北朝，普遍应用于唐代”。（3）六朝说。日人志村良治（1984）持此说，梅祖麟同。（4）唐代说。持此说者为日人太田辰夫（1958）。
之所以有如此不同，主要是各家对相同的材料有不同的分析。
《尚书·盘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左传》昭21：“城射之殪”。这是“先秦说”的主要材料。“扑灭”在现代汉语中是动补结构，而在先秦时代则未必。“扑灭”是“扑而灭之”的意思，“扑”是“灭”的方式，并不是动补结构。至于“城射之殪”可以读作“城射之，殪”。不是动补结构的分用式。先秦说是靠不住的。
纯粹用语意来分析，难免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应该有一个检验的标准。日人太田辰夫（1958）提出了一种检验方法，以“杀”“死”二字为例，“杀”自古至今都是他动，“死”自古至今都是自动，当“V＋死”结构带上宾语时，“V＋动”就是“动补结果”。也就是说，“V他＋V自＋O”结构才是具有形式标志的“动补结构”。
志村良治（1984）对“动词的复合用法”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动词的复合用法要放到整个汉语词汇复音化的背景上来考虑。六朝时期汉语词汇复音化大大加速，而很多复音词的词序是不稳定的，往往可以颠倒，如“拔济”可作“济拔”，“灭尽”可作“尽灭”、“坏烂”可作“烂坏”。所以它们是动词的等立使用。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第二音节动词的惯用化，如“尽”“坏”经常充当第二音节，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第二音节动词的自动词化，以“动词＋死”代替“动词＋杀”就是第二音节动词自动词化的结果。“动补结构”也就产生了。志村的贡献在于说明了“动补结构”（他叫做“使成复合词”）的产生过程和部分原因，他的结论是：动补结构产生于六朝。
梅祖麟（1991）也对动结式的问题作了研究。他认为，“V杀”和“V死”可出现于四种句型：甲、施事者＋V杀＋受事者；乙、受事者＋V死；丙、施事者＋V死＋受事者；丁、受事者＋V杀。
实际上，先秦两汉只有甲、乙两型，甲型中第二个动词是及物动词，后面出现受事者，乙型中的第二个动词是不及物动词，后面不出现受事者。这两种句型中的两个动词都是并列结构，而不是动补结构。
论者多以《史记》的“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激怒张仪”、“射伤克”、“楚孝王伐灭鲁”作为动补结构在汉代出现的例证。梅氏认为，这些都不是动补结构。因为“灭”“伤”等字在先秦都是他动（或使动）用法比自动用法多，而“堕”、“怒”等字虽然在先秦自动用法比他动（或使动）用法多，但它们在两汉只出现在“甲型”中，而不出现在“乙型”中。这说明“堕”、“怒”等字在复合词中仍是他动（使动）用法，后面需要宾语撑着。
真正的动结式是丙型，出现时代是六朝。同时期有“打死之”的例证，又有“愁杀人”“笑杀人”的例证，这种“V杀”式中“杀”的用法同“死”，说明“V杀”是被“V死”同化而成动补结构的。此外，还有“即便以觜啄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