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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蒙古字韵》和八思巴字的研究
研究八思巴字和《蒙古音韵》的主要成果有：［苏］龙果夫《八思巴字和古汉语》（唐虞译、罗常培校订，科学出版社，1959），罗常培《论龙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话〉》（《中国语文》1959，12），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59），照那斯图《论八思巴字》（《民族语文》1980。1）、《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研究》（《中国语文》1980。4），杨耐思、照那斯图《八思巴字研究概述》（《民族语文》1983。6）、张卫东《试论八思巴字的冠ｈ韵母》（《民族语文》1983。6），杨耐思《汉语影、幺、鱼、喻的八思巴字译音》（《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照那斯图、杨耐思《蒙古字韵校本》（民族出版社，1987），蒋冀骋《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近代汉语音韵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也有专门章节论述。
有争议的几个问题是：①章知庄是否合流。目前的看法是：三系在《蒙古字韵》已合一。②冠ｈ韵母的音值问题。③匣、影、喻分为二的区别问题。④《蒙古字韵》的基础方言的问题。
这些问题有些已取得一致的意见，有些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4《中原雅音》的研究
《中原雅音》作为一部韵书被发现和肯定，是七十年代末期近代汉语研究的一件大事。钱玄同、赵荫棠都认为“中原雅音”是“中原地区的雅音”的意义，不认为是一部书。蒋希文《中原雅音记略》、杨耐思《韵学集成所传中原雅音》（《中国语文》1978。4）首先肯定《中原雅音》是一部韵书。
（1）关于《中原雅音》的成书时代。诸家意见不一致；杨耐思认为《中原雅音》是明初以前的一部韵书，蒋希文认为此书上限不超过元代黄公绍的《古今韵会》，下限不晚于《洪武正韵》。何九盈《中原雅音的时代》（《中国语文》1986。3）认为此书出于南宋遗民之手，邵荣芬《中原雅音研究》认为此书成书在朱权《琼林雅韵》（1398）之后，《韵学集成》（1460）之前。
（2）《中原雅音》的声韵系统。据邵荣芬《中原雅音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中原雅音》的声母共20个，除无声母外，余皆与《中原音韵》相同。但部分影母字变成泥母，如“澳奥袄恶讴内爱恩谙俺”。韵母系统共分20部，41个韵母，与《中原音韵》相比，有如下不同：①寒桓合为一部，山删独立为一部。②鱼模两分。③“庚青”和“东钟”互见的字归入“东”韵。声调方面，《中原雅音韵》平声不分阴阳，入声并入平、上、去三声。
（四）明代语音的研究
研究明代的语音，主要依据兰茂《韵略易通》、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毕拱宸《韵略汇通》、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和一些对音材料。
1、韵书的研究
三十年代开始，即有学者对《韵略易通》等韵书进行研究，论文有：赵荫棠《关于韵略易通》（《礼俗》6、7期合刊，1931），方国瑜《兰廷秀韵略易通跋》（《云南旅平学会会刊》7期，1932），陆志韦《记兰茂韵略易通》（《燕京学报》32期），赵荫棠《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述》（《北平晨报》，1932。9。2123），陆志韦《记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燕京学报》32期）、《记毕拱宸韵略汇通》（《燕京学报》33期，1947）、《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所记的音》（《燕京学报》33期，1947）。八十年代以后，张玉来、龙庄伟、群一、郭力、曾晓渝对《韵略易通》《韵略汇通》《等韵图经》《西儒耳目资》进行过研究。张玉来的《韵略汇通音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是这方面的专著，对《韵略汇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耿振生的《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1992）、蒋冀骋的《近代汉语音韵研究》对这些韵书也有所评介、探讨。
《韵略易通》等四书代表的是明代官话。《韵略易通》的声母系统为一首五言“早梅诗”，即20个声母，陆志韦将“枝春上”拟为两套，不一定合乎语音实际，王力将它们拟为卷舌音，是对的。
《韵略易通》的声母是：ｐ、ｐ‘、ｍ、ｆ、ｖ、ｔ、ｔ‘、ｎ、ｌ、ｔ、ｔ‘、、、ｔｓ、ｔｓ‘、ｓ、ｋ、ｋ‘、ｘ、ｏ。
其余书的声母都在1921之间，减一ｖ母，则为19，增一母，则为21。
《韵略易通》等书的韵母系统有较大的差别，《易通》为20部，“鱼模”分为二，故比《中原音韵》多一部。《汇通》的ｍ韵尾变入ｎ韵尾，“寒山”与“桓欢”合一，故为16部。徐孝《等韵图经》的韵母系统更简单，共为13摄，与现代曲艺13辙比较接近。没有入声，有“ｅｒ”音，是此书的最大特点。《西儒耳目资》共分57摄，这57摄可归纳为16韵。它的特点是：①没有闭口韵；②有入声。
对《西资耳目资》的音系基础，诸家有不同的意见，陆志韦认为是山西方音，李新魁从之，鲁国尧认为是南京方音，耿振生从之。蒋冀骋在将《西儒耳目资》的声韵调系统与山西方言、南京方言比较后认为，《西儒耳目资》不是以山西方音为语音基础的，是否以南京方言的基础，不敢肯定。
诸家的研究是深入的，结论基本可信。但在与现代方言的比较研究方面尚有待加强。
2对音材料的研究
（1）汉朝对音材料。汉朝对音材料有《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谚解》的每个汉字下都有左右两种谚文注音。根据这些注音可以研究十五—十六世纪明代官话的语音。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胡明扬《〈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中国语文》1963。3）、《〈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通考〉对音》（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编《语言论集》，1980），日人远藤光晓《〈翻译老乞大·朴通事〉里的汉语声调》（《语言学论丛》13辑，商务印书馆，1985），尉迟治平《老乞大·朴通事谚解汉字音的语音基础》（《语言研究》18期，1990），李钟九《〈老乞大·朴通事〉汉语语音研究》（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油印本，1996）。
胡氏研究崔音得声母19个，研究《通考》对音得声母24个，二者的区别在于：①卷舌音的有无。《通考》既有舌叶音，又有卷舌音，崔音只有舌叶音，没有卷舌音。②“ｖ”声母的有无。《通考》有“ｖ”声母，崔音无。二者相同之处在于：①没有疑母。②没有全浊声母。
韵母系统方面《通考》对音可归纳为16部，60个韵母，崔音大致相同。二者的共同点是：①ｕａｎ与ｏｎ有对立。②有入声。不同者是：崔音“二、儿、耳、西”读影母，为ａｌ、ｌ，变成了与‘音相近的音，《通考》对音则仍读卷舌音，没有发生变化。
（2）琉汉对音材料。研究琉汉对音材料的主要成果有丁锋的《琉汉对音与明代官话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丁书分正文篇和资料篇。研究成果在正文篇。他的结论是：声母19个。特点是：没有全浊声母，没有疑母，没有微母，没有卷舌音。韵母系统为12摄，30个韵母。特点是：“寒山”、“桓欢”没有区别，没有入声。
（五）通论
讨论近代汉语标准音的有：李新魁《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语文研究》1980。1），杨耐思《元代汉语的标准音》（《薪火编》，李文认为从宋至清代中叶，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是以河南地区语音为代表的中原音，而北京音在清代中叶以后才逐渐上升到标准音的地位。杨文认为元代汉语存在着两个标准音，一个是书面语的标准音，如《蒙古字韵》所记录的，一个是口语的标准音，如《中原音韵》所记录的。
对近代汉语语音进行系统论述的有：王力《汉语语音史》部分章节，袁宾《近代汉语概论》语音部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语音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蒋冀骋《近代汉语音韵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蒋绍愚较全面地介绍了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概况，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初学者有“导夫先路”之功。
蒋冀骋在书中系统地介绍了近代汉语的语音情况，对其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声母问题、资料反映的音系问题、朱翱反切的资思韵问题，直音注音的局限性问题，对音的局限性问题，卷舌音与ｉ相拼的问题，《中原音韵》《西儒耳目资》的语音基础问题，皆有所见。方法上注意了与现代方音的相互参证和对音材料的自身的语音系统。
此外，冯蒸《汉语音韵学论文集》（首都师大出版社，1997）也有一些文章讨论近代汉语语音，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三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二十世纪前半叶，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没有大的进展，虽然有罗振玉《俗说》、胡朴安《俗语典》（1922）、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1925）之作，但只是列书证出处，没有诠释或很少有诠释，与十九世纪以前研究俗语的著作没有什么区别。
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当推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1953）、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59年初版，1988年第四次增订）。
1诗词曲语词的研究
最早专释戏曲语词的，应是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1948）。此外有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1956），陆澹安《戏曲词语汇释》（1981），王钅英《诗词曲语词例释》（中华书局，1981，1986年增订），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990），蒋绍愚《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