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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史语所集刊甲种之十二，所依据的资料为：a。汉藏对音《千字文》；b。藏文译音《金刚经》残卷；c。藏文译音《阿弥陀经》残卷；d。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e。注音本《开蒙要训》。
罗书的主要贡献在于：
a。此书是第一部用汉藏对音材料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经典著作，在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方面有导夫先路的作用。
b。此书的结论对方音史的研究，对敦煌文献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有赖于此，我们才得以窥测唐五代西北方音的面貌。罗氏的结论是：声母方面共分6组29类，其特点是：
①舌上音混入正齿音，正齿音二三等不分。
②床（包括船、崇）与禅不分，然后由禅入审。
③摩擦音的浊母禅、邪、匣变为清母审、心、晓。
④轻唇音非敷奉母字大多数与滂母同音（即读ｐ‘），已露出分化的痕迹。
⑤明泥两母因声母的声随的不同各分化为两类，即：明母在ｎ、前面读ｍ，其余读’ｂ。泥母在ｍ、前面读ｎ，其余多数读’ｄ（’表示鼻音成素）。
韵母方面分为23摄55韵，其特点是：
①唐五代西北方音的韵母系统比《切韵》的韵母系统大大简化，而与《四声等子》的韵母系统比较接近。
②ｕ韵的情况比较复杂。包括了《切韵》的虞韵、鱼韵之半、模侯尤之唇音以及脂支微之合口。鱼韵或读ｉ，或读ｕ，条件不明。罗氏有过解释，但不一定令人信服。
③梗摄字的大部分字失去鼻音韵尾变成了e。
④ｎ、ｍ尾的消变。罗氏认为“恐怕从五代开始鼻收声的消失已然开始扩大范围了”。
⑤入声尾的变化。罗氏认为唐五代西北方音中的入声韵尾正处在由ｂ、ｄ（ｒ）、发展为β、（ｒ）、的阶段。
c在研究方法上给人以启迪。此书既注重汉藏对音材料的比较研究，又注意与中古以来韵书韵图和现代西北方言的相互参照。既注重描写，也注意音理分析，揭示语音演变的原因和规律。
此书也存在一些不足。
a尽管作者注意了藏文语音本身的特点，但注意得还不够。如“知章庄三系不分”结论的得出，就是没注意藏文只有一套舌音（c），而汉语则有三组舌音（正齿音实际上是舌面前塞擦音和擦音），藏文要对音这三套舌音，只能取其近似，全用“c”来对音，这是对音材料的局限性所致，并非实际语音如此。
b。有时在例证较少的情况下匆忙下结论，有以偏概全之嫌，这些结论常常靠不住。如“ｎ、ｍ尾的消变”只有三个例证，“入声尾的变化”例证也很少。这两个结论都难以成立。
c。4种汉藏对音、藏文译音材料在时代上有差别，反映的汉语语音在时间和空间上也不完全一致，罗氏将它们合在一起讨论，作为同时代、同地域的材料来研究，不太妥当。
此外，日人高田时雄根据罗书的材料和一些新材料，对唐五代西北方音进行了研究，其成果为《敦煌资料中的汉语史研究》（1988）。高田氏的著作补充了罗氏所未备，纠正了罗氏的一些失误，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2）敦煌文献的别字异文和敦煌诗文的用韵研究。邵荣芬利用敦煌文献（俗文学作品）的别字异文来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撰有《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其结论可以补罗氏之未备，也可纠罗氏之失。具体是：
a。知章合流，庄章有别。可正罗知章庄三系合一说。
b。ｍ尾的消变，邵氏认为时间是相当晚的，地域上是不普遍的，＋ｎ的合并，邵氏认为当时西北方音并不存在这种语音变化现象。可纠罗氏之失。
c。入声尾的变化。邵氏认为当时入声还存在，入声消失的时间不会那么早。
邵文的不足之处是：邵氏依据别字异文来讨论语音，而这些别字的确定，是敦煌文献的整理者所为。由于当时学术水平的限制，整理者的校勘有不少是错误的，用这些错误的校勘成果（别字）来论语音，是有一定风险的。邵氏有些结论之所以站不住，原因就在这里。详参蒋冀骋《近代汉语音韵研究》。
此外还有张金泉《变文假借字谱》和李正宇《敦煌方音止遇二摄混同及其校勘学意义》，此不赘。
敦煌诗文的用韵研究，主要是探讨唐五代的韵部情况，这些材料有方言特色，也反映当时北方通语的大势。主要成果有：沈祥源《唐五代词用韵考》（《研究生论文选集·语言文字分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张金泉《敦煌曲子词用韵考》（《音韵学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1986），周大璞《〈敦煌变文〉用韵考》（《武汉大学学报》1979。3～5），都兴宙《敦煌变文用韵研究》（《敦煌学辑刊》，1985，1）周祖谟《变文的押韵与唐代语音》（《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蒋冀骋《王梵志诗用韵考》（《敦煌文书校读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其结论大同小异，各有千秋。此不详述。
这些论文的共同缺点是：无论是曲子词还是变文都不是一时一地之作，研究者笼而统之地进行研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其精确程度也就打了折扣。
2。晚唐五代通语语音的研究
研究晚唐五代通语的语音，主要以《说文解字系传》的朱翱反切为材料。
严学、张世禄分别于四十年代对朱翱反切进行过研究，张氏发表过论文《朱翱反切考》（《说文月刊》4卷），严氏发表过论文《小徐本说文反切之音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季刊》1卷2期），王力完全不参考这些成果，于八十年代对朱氏反切重新研究，结果有较大差别。
王力的结论是：声母36个，韵部41部。声母的特点是：a。轻唇音分立。b。从邪合一，床禅神合一。韵部的特点是：a。鱼虞模合一，尤侯的大部分唇音字转入鱼模。b。东冬钟合一。c。部分为二：来、灰堆。d。元韵与先仙合并。e。支脂之微合一。f。产生了新的“资思”部。
王力的结论大致可信。但“资思”部新兴说靠不住。参看蒋冀骋《舌尖前元音产生于晚唐五代说质疑》（《中国语文》，1997。5）。
（二）宋代语音的研究
1。《皇极经世书声音图》的研究
《皇极经世书声音图》（以下简称《声音图》）反映的是北宋汴洛间的实际语音。研究《声音图》的论文有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辅仁学志》12卷1～2期，1943），陆志韦的《记邵雍皇极经世的天声地音》（《燕京学报》31期，1946），苏联汉学家CE雅洪托夫的《十一世纪的北京语音》（译文载《汉语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竺家宁《论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之韵母系统》（《淡江学报》第20期，台北），冯蒸的《北宋邵雍方言次浊上声归清类现象试释》（《北京师院学报》，1987。1）
据周、陆的研究，宋代汴洛语音声母系统有如下特点：
（1）浊音清化。在音一、音五、音六、音十一、音十二中，群、、定、从、床、澄诸母都按平仄分为二类，仄声与全清相配，平声与次清相配。这反映邵氏方言中浊声母已清化，按平仄变为送气与不送气的清声母。
邵氏音图中，音二的疑母，音三的明母，音四的微母，音七的泥母、来母，音十的日母也都分清浊，上声字归清，其余三声归浊。令人费解。周祖谟、陆志韦、雅洪托夫、冯蒸都对此有所解释，但都不能令人信服。有待进一步研究。
（2）非敷奉合并。
（3）床禅无别。音十第二竖行应是禅母字，但例字“士”属床母。音十一第四竖行应是床母字，但例字“辰”是禅母。
（4）知组与照组相近。音十二是知组，排在音十一照组后面，而不与端组相次。周祖谟认为“其读音或已与照组相混”，周氏的拟音干脆将二者拟为同一套辅音。“过犹不及”，邵氏方音知、照两系只是相近，并未合一，如果合一，则邵氏所举知、照系例字应混为一行。周氏的说法靠不住。
邵氏方音韵母系统的特点是：
（1）韵类与《四声等子》大致相同。不同者，果假合为一类，宕江合为一类，梗曾合为一类，蟹摄细音与止摄合为一类。
（2）入声韵与阴声韵相配，说明入声韵尾已弱化为喉塞音。
对此，诸家有不同的看法。周祖谟认为入声韵尾已经消失（ｐ尾除外），陆志韦认为ｔ，ｋ韵尾已经变得近乎元音的收声了。陆氏将第五声、第四声的入声韵尾拟为和，第一声的入声韵拟为。竺家宁认为邵氏方言的入声并未完全失去辅音韵尾，而是弱化为喉塞音韵尾。我们同意竺氏的意见。
（3）止摄精组字的韵母已经由ｉ变为或。这是周祖谟的观点，他说：“止摄精组字皆列为一等，其韵母必由ｉ变而为，同时知组字亦必变而为，故今拟为ｉ、、三类。”陆志韦的观点与周氏相近，但他并不同意拟作舌尖音，他认为应是一个“近乎”的音。
周陆二位的主要证据是“音图”中“自、思、寺”三字列为“开”类（一等），列于开类就一定读。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与“自”同行的“在”列在“发”类（二等），与“思”同行的“三”也列在“发”类（二等），“在”“三”皆一等字，最有资格列一等的，应是“在”“三”二字，邵氏将它们列为二等，当另有原故，但并不是“自”“思”读所致。这个问题还可以再讨论。
2。朱熹反切的研究
研究朱熹反切的论文有：许世瑛《朱熹口中已有舌尖前高元音说》（《淡江学报》第9期，1970）、《从诗集传叶韵考朱子口中鼻音韵尾及塞音韵尾相混情形》（《文史季刊》，1、3期，1971）、《从诗集传叶韵中考广韵阴声各韵之并合情况》（《辅仁学报》2期，1972）、《从诗集传音注及叶音中考中古声母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