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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黎锦熙等人的提倡，近代汉语词义训诂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从而扩大了训诂领域。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今天，近代汉语词义研究，已蔚为大国，出现了一批中青年学者。这方面的成果，我估计“汉语词汇学”及“近代汉语”这两个题目都会有详细论述，为避免重复，在此就不提了。
五、汉语同源字（词）的研究
同源字（词）的研究属于语源学（也叫词源学）的范围，从趋势来看，语源研究似有脱离训诂学的可能，不过本文还是把这种性质的研究归在训诂学之中，这样处理自有其理论上和历史上的根据，而且对汉语同源字研究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章太炎、杨树达、王力等人也都把语源研究看作是训诂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字源研究与语源研究本应有原则性的不同。字源研究必须以汉字字形为根据，其目标只在于建立字族系统；语源研究不仅不局限于汉字字形，也不局限于汉语本身，其长远目标是要通过汉语和亲属语言的比较，弄清汉藏语系的同源关系。前者是传统的，后者是受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而提出的课题。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字源研究也属于语源研究的范围之内，尤其是上古时代，字词关系极为密切，同族字的研究为同族词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条件，所以训诂学的经验、原则、方法在语源研究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西方某些谈汉语语源的文章，缺的就是训诂经验和训诂资料，其结论的可靠性就大成问题。
二十世纪第一本真正的语源学著作是章太炎的《文始》（1910），这部书的意义、贡献和问题，我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中已有评述。就方法论而言，《文始》对演绎法的运用显然过头了，归纳汇证不够，同源系联失误颇多。杨树达对章太炎是很尊敬佩服的，但对《文始》牵强附会的毛病多次提出批评。如1936年《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自序》说：“初读章君《文始》，则大好之，既而以其说多不根古义，又谓形声字声不含义，则又疑之。”《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13页，中华书局，1983。1952年在《释梓》中又说：“余意吾人欲明文字之语源，必先取前人成说之可信者汇集之，其有不足，则精思以补其缺，庶为得之，不当强相牵附，如章君《文始》之所为也。”《积微居小学述林》13页，中国科学院出版，1954。又据何泽瀚回忆说：“先生曾私谓余曰：“《文始》一书，有如七宝楼台，微惜基础未固，其病在不根古义。”《杨树达诞辰百周年纪念集》136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章太炎是古文大家，谈语源犹“病在不根古义”，高本汉之徒就可想而知了。研究汉语语源，没有训诂经验，没有坚实的古文基础，只弄几条音变规律，转来转去，必难取信于人，这是可以断言的。
与章太炎同时的刘师培在《小学发微》、《文章源始》、《正名隅论》、《字义起于字音说》、《中国文学教科书》、《物名溯源》、《物名溯源续补》等论著中谈到了语源问题均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1936。。刘氏的语源理论主要来自清人黄承吉。要点为：“上古之字以右旁之声为纲，……并有不必拘右旁为声之本字，任取同声之字，亦可用为同义。”《正名隅论》，见《国粹学报》第10号，1906。又见《左外集》卷6。这个理论即“因声求义”，大体上是不错的。但黄承吉又把声、义、象（事物）分为曲、直、通三类。象有曲象、直象、通象，义亦有曲义、直义、通义，声亦有曲声、直声、通声参阅《字诂义府合按后序》及有关按语。。既然同声即同义，刘师培就进一步得出结论：“盖之部、支部、脂部、蒸部、耕部、真类、元类之字，均含直象者也；侯类、幽类、宵类之字均含曲义者也；歌类、鱼类之字，义近于侈，阳部、东部之字，义近于大，侈义同张，大义同放，均有通象；谈类之字则与通象相反。”《正名隅论》，见《国粹学报》第10号，1906，又见《左外集》卷6。汉语的声义只有三个大团团：曲、直、通。这当然是荒谬无理，主观臆造。刘师培在语源研究方面也有一些好的意见。如说“若所从之声与所取之义不符，则所从得声之字必与所从得义之字，声近义同。如‘神’字下云：‘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从示申声。’申、引音义相同，从申得声，犹之从引也。”《字义起于字音说》（下），见《左集》。又说：“谐声之字所从之声，亦不必皆本字，其与训释之词同字者，其本字也；其与训释之词异字而音义相符者，则假用转音之字或同韵之字也。”如“，水清底见也。从水是声。则以‘底’‘是’音近古通，从是与从底，不殊。”《字义起于字音说》（下），见《左集》。后来黄侃提出“古字不足，造字者遂以假借之法施之形声矣。假借与形声之关系，盖所以济形声取声之不足者也。是故不通假借，不足以言形声。”《文字声韵训诂笔记》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沈兼士所谓的“通借法，可依其右文之义以求本字”，“或缘音近，用代本字”《沈兼士学术论文集》111页，中华书局，1986。，都是刘氏这一意义的发挥。沈兼士认为刘氏此说“主要之点，在阐明右文诸形声字所衍之义与声母之义若不相符时，则当观其训词（即指许书当字之说解），以求其本字。盖以此类现象为右文之流变，论右文者不得不注意及之。设于此无法解决，则右文学说终难于训诂学上达到圆满应用之目的。”《沈兼士学术论文集》114页，中华书局，1986。所以沈兼士认为这是“右文之重要理论”。《沈兼士学术论文集》112页，中华书局，1986。黄焯的《形声字借声说》也是以这一理论为依据。黄焯说：“凡形声字所从之声，未有不兼义者，有其义无可说者，或为借声。如……禄，福也，从录声。此借录为鹿也。录与鹿古多通用。禄之从录，与从鹿同，其与庆之从鹿同意也。”《蕲春黄氏文存》8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章刘之后，语源研究成绩最为突出的是沈兼士、杨树达。三十年代初，沈任教于北大，杨任教于清华。沈是章太炎的弟子，杨是梁启超的弟子。杨树达给沈的信说：“语源之事，重要万分，环顾海内，谈及此事者，尚未有闻。弟与兄趣向相同，又幸同居一地，切磋必可相益。”《沈兼士学术论文集》，182页。又说：“兄治右文，弟研声训，同时同地同好。”（《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沈序）
沈氏的名作为《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杨树达既有创通大例之作，又发表了一系列考证形声字语源的论文。正如曾运乾所言：“迹其功力所至，大率绎许书，广综经典，稽诸金石以究其源，推之声韵以尽其变。”（《积微居小学述林》曾序）又如陈寅恪所言：“先生平日熟读三代两汉之书，融会贯通，打成一片。故其解释古代佶屈聱牙晦涩艰深之词句，无不文从字顺，犁然有当于人心。”《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杨氏语源研究的成就，可参阅张芷《杨树达和汉语语源学》、何泽翰的《积微先生与语源学》张、何二文均见《杨树达诞辰百周年纪念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杨氏不足之处是：着眼于解决具体字例的问题，对汉语语源的整体研究不够，尤其是语音系统的问题触及较少，因为他基本上还是从文字的角度研究语源，而不完全是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语源。
三十年代前期，高本汉著《汉语词类》，无论是研究的目的或方法，均与章刘沈杨等大不相同。他的目的是要把中国语台语西藏缅甸语作一种系统的比较，要把中国语里的语词依照原初的亲属关系把它们一类一类分列起来。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把两千多个语词分成十个大类，以表明它们之间的关系。高本汉之前，中国学者研究语源不用国际音标，只能用比较模糊的声类、韵类、声转、音转来说明其语音关系。高氏对所收的每一个字都标注了起首辅音，中介元音、主要元音、韵尾辅音，并建立了“转换的法则”。
起首辅音分为四大组（ｋ组，ｔ组，ｔｓ组，ｐ组），每一组内的各辅音之间可以自由转换（如ｋ组有ｋ，ｋ‘，ｇ，ｇ‘四个辅音，ｋ可变ｋ‘，变ｇ，变ｇ‘，其他三个辅音的情形相同）。中介元音（介音）也可以转换，如零介音可以转换为ｉ，为ｗ。主要元音的转换可分为两类。同一主要元音各种变体的转换，如～ａ，～ǎ，ａ～ǎ，等；不同主要元音的转换，如ａ可以与五个元音（ｅ，，，ｏ，ｕ）构成转换关系。收尾辅音的转换，ｎｇ～ｋ，～ｇ；ｎ～ｔ，～ｄ，～ｒ；ｍ～ｐ，～ｂ。还有所谓“集合的转换”，如ｇ‘ｔ（曷）：ｋ‘ｉｒ（岂）。ｇ‘～ｋ；ｏ～ｉ，～，ｔ～ｒ。人们常批评《文始》音转过宽，谁知高本汉的“转换法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呢！高本汉的构拟只顾头尾，不顾中间。他说：“我对于元音没有加以区分。从西藏语上所得的经验指示着我们，这种语言的演化有很多的‘元音变换’，因之在同一语根之内容有极多变异的韵素。我也要判定中国语里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现象。”张世禄译《汉语词类》107页，商务印书馆，1937。这种判定，相当主观，依据这种判定得出的所谓“法则”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各字条下面无任何资料作证，意义相同相近的问题也就靠不住了。1935年王力先生发表《评Wｏｒｄ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指出：“高氏没有把上古音值研究得一个使人深信的结论的时候，他的字谱实嫌早熟。”《王力文集》第20卷33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我以为即使高氏把上古音研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