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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连说话都显得有气无力。现在他又陷入一起更复杂的命案，没有时间休养生息。虽然他的现状与我对他的猜测相去太远，我没有看见鲜花掌声荣誉自豪和晋升，但我却看到了他最真实的一面，他和我们一样是血肉之躯，可是他却长期承担了非常人的身心压力，长期睡眠不足。我不敢看他的脸，他让我感觉到的是心疼和愧疚，正是像他一样的人为我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才得以享受生活的甘美。在那一刹那间，我觉得对他再没什么好问的了，尽管我们素昧平生，但我觉得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在他身上已经看到了我们的意愿和我们的意志，我已经从心里知道他是我们最优秀的警察。
就在我这样想着的时候，杨明还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
“案子虽然破了，很值得我们祝贺，但是，也有不少人说，假如凶手不到处乱打手机的话，这个案子是不是现在还不能破？是不是还要拖一些时间？也就是说这个案子所以破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凶手自投罗网的？”
王立国笑了：
“你也可以这么说——不对！不是也可以这么说，而是你说得完全正确！的确他是自投罗网的，因为所有的杀人凶手只要他杀了人，他就是自投罗网，因为他犯下了死罪，法律必然要追究他；因为他杀了人，他就留下了破案的痕迹。至于说到曲宝源，我还得告诉你，他必然要自投罗网，他不能不自投罗网，就像他不能不打这个手机，就像他不能不摆布被害人、不能不伪造现场、不能不写下那个怪字，他没法控制自己，他就是想把案子搞大，想搞出点儿震动来，让整个城市都陷入死亡的恐怖。一方面他懂得反侦查，不留下指纹不留下足迹，但他又在阳台上、雨搭上留下了他没法擦掉的足迹，留下了他精心伪造的现场。其实，按着他的智力，他完全能够知道，不但不能乱打手机，就连把受害人的手机留在身边都是很危险的，但是他愿意冒这个风险，忍不住要打电话恐吓被害人的家属，要摆布他们，要享受猫抓老鼠的乐趣；他还要出来摆布警察，他以为他能够调动警察，所以这个电话他也是不能不打，他越来越得意，他越来越想把震动搞得更大，那就是他把自己给搞出来了。我想，曲宝源作案也像他画画写字一样，他并不是为了自己写和画，他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的，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双重人格？”
王立国打开一本杂志，很快翻到一页：
“关于这一点，我很相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谨讲的，她说，罪犯迟早会暴露的，所有的犯罪案件都是这样。只要是系列性案件，无论做得多巧妙，早晚都能破，这也是一种犯罪心理。犯罪人只要某一件事情做成了，他就会有一个兴奋体验，这个兴奋体验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比如你刚学会开车，刚学会溜冰，你就老想做，然后你开车开得很烦了就不想开了，但是过了很长时间一旦摸车你还会特兴奋，只要有车在你面前你就想去开，这是人的一种心理现象，我们叫成瘾现象。成瘾现象在很多行为当中都存在，犯罪是一种特殊的体验，像抢银行，有很多犯罪分子都想过，把这个银行抢了，我一辈子再也不干了，你抓不着我的。但是不对，很多人抢完了，他一旦没钱首先想到的就是抢银行，所以这种犯罪心理决定了犯罪人最后肯定要自投罗网，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侦查人员有时破不了案子容易烦，我就和他们讲，要有耐心，一个案子破不破不在于眼前，有很多好的优秀的警察，四年甚至十年办一个案子，像美国有些警察，他会办一辈子的，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警察。”
杨明点头：
“她说得很到位，我反复看过她说的这些，所以我才问你曲宝源是不是自投罗网。”
王立国翻开一个本子，推给我和杨明看，本子上写着：
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
事不三思终有悔，人能百忍自无忧。
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步海阔天空。
世事如棋，让一着不为亏我。心田似海，纳百川方见容人。
世事忙忙如水流，休将名利挂心头。粗茶淡饭随缘过，富贵荣华莫强求。
“这些都是他写的字，挂在自己家的墙上，写得多么好啊！邻居都说他平时老实巴交的，挺孝顺的，对老妈百依百顺，看不出什么来。有人还说他一扁担也打不出一个屁来，天生的老实人。可是，被他伤害、杀害的人都与他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不是向强者报复，也不是向伤害了他的人报复，他只向比他更软弱的人宣泄自己所谓的报复，而且他想让许多人都知道他的报复，其实，这就是向社会的报复。我也看过一些资料，国外这类变态凶手作案后，有的还会偷偷回到犯罪现场，观察他作的案子有没有被发现；有的凶手会给警方打电话或者写信，探听案件侦破的进展情况；有的会重新回到被发现的犯罪现场，与正常人一起围观；更有甚者为了能够跟警方一起再次进入现场，他会把案情全盘说出好取得警方的信任；或者自己先向警方报案，然后带领警方去寻找现场。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于常人，他们不可能像仇杀、情杀、财杀那样竭力掩盖自己，恰恰相反，他们不能不张扬自己的犯罪，他们不能忍受别人无视他们的罪行，所以曲宝源不能不打电话，即使不打电话他也得作出别的举动，他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样躲藏起来。当然，这个案子所以能破得这么快，是我们所有警察共同努力的结果，虽然大量的工作都是白作的，可是，没有这些白作也就不可能成功地找到他。大部分人都知道自己所作的很可能是白作的，却还要认真地一遍一遍地去作，这实在是一件很悲壮的事情。我想，也许只有我们警察才能去作这样的事情。”
“是的，在那段时间里，我的感觉警察是最受敬重的，大家都知道你们已经筋疲力尽，却还要坚守自己的岗位。我那时看到警察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看到你们是城市黑夜的守护神，觉得你们的工作真是又神秘又神圣。”
听到杨明这样说，王立国红了脸：
“我们刑侦工作怎么说呢？最困难的是描画犯罪和制定侦察方向，剩下的就是繁琐、枯燥的细致工作，更多的时候倒是心理上的压力太大。”
杨明看看自己的采访提纲，问道：
“警方对这起案子的侦破无疑已经结束，但是，你不认为这个案子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吗？比方说凶手划在被害人后背上那个怪字，你们能够认定它是‘媌’字吗？可是凶手却交代说他写的第二个偏旁是女字，你不觉得这里有矛盾吗？”
“我们不能认定那个字就一定是‘媌’字，只是说它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曲宝源写下的第二个偏旁也可能是女字，也可能是他故意混淆视听。你说得对，他有意给我们留下了几个谜，这一点，我在审讯他的过程中感觉很明显，他就是要让我们猜不透。但无论这个字是什么都不能排除他杀人的事实，所以尽管他有意留下这样一个字谜，也不能挽救他的命运。”
“好像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他的作案动机，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交代作案动机吗？”
“是这样，这是他一直极力回避的问题。他说得很清楚，我是走了，可是我妈我媳妇我孩子还要活呢！非正式场合他甚至得意地跟我说过，你们永远猜不到我咋想的！有一次吃饭，我们又给他买了他喜欢吃的红烧肉，他吃得高兴了，我说你这么干何苦呢？他一愣，然后说，你不懂！我就是为看，就是观赏。”
“法院判决曲宝源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认为检察机关指控他犯有杀人罪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不应独立定罪。可是，据我所知，曲宝源每次作案前都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寻找住在顶楼的单身年轻女人，如果他只是为了抢劫还用这么做吗？如果他仅仅是为了抢劫，为什么还要把水果刀或者啤酒瓶子插进被害人的下身？所以他只能是为了性，关于这种残忍的行径，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犯罪心理分析官的经验判断，虽然犯罪现场没有发生性行为的物证，但凶手把外物插入被害人的阴道，即可判断为性行为的代替手段。透过幻想，这些把异物插入被害人体腔的动作就变成性行为了，杀人与侵犯被害人的举动激起了凶手的性幻想，凶手本人也经由这种幻想产生了性兴奋。这么做不会留下什么证据，会使得调查人员摸不着方向，往往在命案现场找不出凶手有进行性行为的证据。所以，曲宝源变态杀人的作案动机并非不明确。至于性变态凶手在现场搜集物品，联邦调查局的犯罪分析专家认为，那是他们在搜集纪念品，为了供他们日后回忆自己的犯罪经历。”
王立国很认真地听杨明说完：
“你说得很有道理，我在你朋友那里，已经看过你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我不能不说你是很有见地的。但是，我们现在只能根据我们现在的法律条文去定罪，也许将来我们也会改变看法，但是现在不行，我们不能参照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经验去给他定罪，这你是明白的。至于说到定罪，我们作为侦察机关只能尊重司法机关的判决。”
“我认为，这个问题才是曲宝源案子给我们留下的最难解之谜，也看出了我们法律的漏洞，对于这样一个分明以性为目的入室杀人的变态狂，我们却只能将他定罪为抢劫，连指控他犯有杀人罪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都不足，这不能不是法律的遗憾。”
“如果抛开我的职务，我也和你一样感到遗憾。因为我在现场强烈地感受到了那种性的东西，凶手扎得被害人浑身都是伤口，还要重新摆放尸体，再摆放酒菜、扑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