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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回放三：6月29日，蒙面变态色魔又出现了，家住在古井区某住宅顶楼的单身女人黄女士不幸遇害，这位年轻的被害人遭强奸后被用钝器击打头部致死，脸部血肉模糊身上捅得到处都是窟窿，惨不忍睹，曾经参加现场勘查的警官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心有余悸，亲口告诉记者说他难以忍受要呕吐，从警二十几年来从没见过这么残忍的凶手。凶手还在被害人的后背上写下一个古怪的字，只能在《康熙词典》里查得到。被害人的贵重财物均被洗劫一空。全市一时间陷进一种莫明的恐怖之中，女人们人人自危。
案件回放四：7月5日，古井区某住宅顶楼又发生一起入室抢劫、强奸、杀人案，被害人系单身年轻女人，“当时的情景真是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一位负责案件调查的警官这样告诉记者，“被害人身体上有多处刀伤，有一把刀插在被害人的颈部，而被害人的下身和后背布满了罪犯近乎变态的伤害痕迹……”犯罪嫌疑人还将被害人家里的一些贵重财物洗劫一空。
罪证锁定 嫌犯被抓
当案件侦破遇到困难的时候，一份在犯罪嫌疑人作案现场提取的DNA经过鉴定后，结论一旦明确了，无疑给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份提供了可靠的参照，终于让案犯现出了原形。无业人员曲宝源现年四十岁，因为盗窃等犯罪被劳动教养过两次，并判处过有期徒刑9年，他向警方交代自己的犯罪的经过说：“我本来是想到她家偷东西的，但是我在她家发现她在睡觉，于是……”于是曲某欲行不轨，可是被惊醒的被害人拼命反抗，于是曲某就用用铁斧将其砍昏，趁被害人昏迷之机将其强奸。
据警方介绍，曲宝源曾经有过两次婚史，在其判刑服刑期间，其前妻与该曲离婚，不愿离婚的曲宝源遭受这场突然的变故后大病一场，这件事不能不使他的心理发生很大变化，最终造成他心理上的变态。
曲某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难道真的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盗窃财物吗？他在每次作案前都曾做过什么准备？为什么专爬顶楼专找漂亮的单身女人？案件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本报将继续披露案件侦破的详细过程，请读者密切注意本报的后续报道。
赵小薇看完后，莫明其妙地瞅着杨明：
“我看这文章只是没有你写得好，别的也看不出啥毛病呀？你是不是因为没让你写你就有气呀？”
“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新闻的生命力是真实，他有多处明显的杜撰，他说的强奸、洗劫贵重财物纯系想象，他连警方的新闻发布会都没参加，谁跟他亲口说话来？更加重要的是，对于这样的变态凶手，你怎么轻易就敢认定他前妻跟他离婚是他变态的原因呢？你有证据吗？你有心理学家的分析吗？你这样信口开河却让他的前妻去承受怎样的压力呢？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如果人家控告你呢？再说，我们的记者也太麻木了，你既然说他被判了九年刑，一个女人领着孩子自己过，那么容易吗？她也是没办法，她也是不得不离，可是你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她，她离婚有什么不对？”
“我还是没明白，他既然变态，肯定是受了刺激，既然他不愿意离婚，肯定离婚会给他刺激，即使这么推定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这种人今天的罪恶你怎么说都不过分，你可以说他罪恶滔天、死有余辜、罪该万死，他肯定是犯了死罪。但是，他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他也是从孩子的时候走过来的吗，如果回头去看这个过程，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任何罪犯都是由社会造成的，社会可以不承担他现在犯下的罪恶，但是社会却不能不检讨，否则，这样的罪犯照样会层出不穷。你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是怎么说的？”
杨明打开自己的电脑：
“她说，‘你要真正想研究预防这类人的犯罪心理，那我就要告诉社会，抓孩子小时候的抚养教育方式，这个抚养方式应该是决定人性格很关键的东西，而性格发展是决定他后来出现这些行为的重要因素。很多人认为，黄勇犯罪就是因为看了个暴力片子，其实搞心理学的知道，暴力片只是一个导火索。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是却不了解在那之前的东西，觉得太遥远了。我说不对，你忽略长期形成的原因，这样的人还会再出现。’而全国十佳法官、少年法庭法官尚秀云说得更明确，没有不良少年，只有不幸少年，问题少年是问题父母的产物。可是，贾少伟的那篇狗屁文章，把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简单地推给了嫌疑人的前妻，是因为他无知呢？还是因为他轻浮呢？这是不是有些太残忍了？”
“我还是不明白，他杀了人，你不追究他，你还能去追究他小学的老师不成？还能去追究他的父母不成？”
“从法律上说是不可能追究的，但是从社会责任上说，从社会良知上说，就有一个追究的问题，这个追究不是追究谁的法律责任，而是说，如果我们的社会始终不认识出现这种变态狂的社会责任，那么这种人我们永远也消灭不了，只会越来越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认为，变态者的成长过程中，生活、家庭环境存在一定欠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家里给了他过度的母爱或父爱满足。另一种，他在家庭里得不到应有的爱。这两种情况，导致他们进入社会后自己原来的思维模式要与社会发生冲突。家庭教育的正确与否，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与否至关重要。德国2002年发生了校园血案，《柏林日报》曾经发表过社论，向社会向民众发出这样的警告：‘他在头脑中向社会宣战，而我们却一无所知；他在控诉我们，却不告诉我们。’这种清醒的检讨态度无疑是给我们做了榜样。”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这不过是你的推断，你并没有事实来证明你的看法。”
杨明大笑起来：
“你真是高抬了我。我在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我一拍脑门子想出来的，我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我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你如果有兴趣，你就看看我搜集的材料吧。”
赵小薇想起上次看了他的材料大开眼界，马上跑过去在他的电脑上看起来：
从各种案例看到，变态杀人案有两个明显的外在特征。其一就是，作案者大都有监狱服刑或被行政处罚的经历。由此，有人认为，变态杀人案暴露出了中国监狱教化功能的严重失败，是“劳而不教”。
据警方介绍，北京的李平平曾在1980年5月，因流氓罪被判处管制1年；1985年12月，又因盗窃被处拘役6个月；1996年，因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15天；河南的黄勇被政府处罚过；杨新海则是在被劳教两次和劳改一次后开始杀手生涯……
然而，韩玉胜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几十年来，我国对犯罪人实施的强制性改造，总体效果是好的。90％以上的服刑人员走出监狱后不再犯罪。而国外许多国家的重犯率达到了一半以上，相比之下，我国的监狱改造是成功的。但另一方面，我国人口基数大，服刑人员也多，而且服刑者是流动的，如此庞大的服刑人员，即使很少一部分人重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因而，会给人一种“劳而不教”的错觉。
韩玉胜说，今天，有人说“变态杀人”者有一些是重犯，因而就将责任追究到我国的监狱改造制度上，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客观的。事实上，公众更应该注意到，导致这个罪犯第一次犯罪的原因是什么。
不管罪犯的第一次作案原因是什么，人们注意到，当他们刑满释放重归社会后，如果没有正常的工作，又没有合理的谋生手段，还是可能走上老路。河南杨新海案的公诉人漯河检察院副院长温国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对刑满释放人员能做的只有‘不歧视’，很难给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如果给他们安排工作的话，就会给社会造成不良的引导，可能有人专门为此去犯罪，也可能影响到正常的社会价值体系。所以说，我们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置问题其实很为难。”（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如何应对变态犯罪者的悲剧？》）
（《光明日报》柏林5月9日电）一些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在德国并不是一关了之。人们认为，如果将判刑的青少年长期关在狱中，一方面会使其脱离社会，另一方面，又会受到“交叉感染”。德国《少年法院法》规定，要对犯罪青少年进行社区矫正工作。如要求青少年犯在一定时限内，由专职人员指导和监督在一定的场所进行社会公益劳动，使青少年犯通过社会服务来补偿其给社会造成的损害，并在社会服务中建立社会责任感，同时树立自尊、自强的人格意识，促使其悔过自新。
青少年违法犯罪原因复杂，既有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又有青少年自身生理、心理方面的因素。只有从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去做工作，才能有效防止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现象。
爱是造就爱的能力
［德国］E·弗罗姆
在物质财富方面，给予意味着富裕。真正富有者不是腰缠万贯而是能慷慨解囊的人。从心理学上讲，守财奴终日惶惶然恐有所失，无论他占有多少财富，他其实都穷困不堪，一贫如洗。乐于给予者都富有阔绰，他时时感到手头宽裕，足以帮助他人；只有当他一无所有只能勉强度日时，他才再也不能从施予财富中得到快乐。不过，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对生活必需品的理解因人而异，这取决于每个人的人格和他的实际物质占有程度。众所周知，穷人比富人更乐于奉献，但超越一定限度的贫困却使给予不复存在，原因并非是它会直接招致痛苦，而是它剥夺了穷人在给予中所能体会到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