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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弘做为家主，这些年来精力都放在家族事务上，主要也就是经营关系和积累财富，早已远离仕途。不是他不想在仕途上努力，而是当年他抱错了“大腿”，被归于前太子杨勇一党。先帝和今上都不遗余力的打击太子党，禁锢太子党，可以说只要今上还活着，像崔弘这样的太子余党根本就没有再入仕途的可能。
于是崔弘就把振兴翟氏的希望寄托在弟弟翟让身上，哪料祸从天降，翟让突然被抓了，而且还是死罪。
翟让出了事，必然累及整个家族，翟弘毕生的努力都将毁于一旦，这让他无法接受，他要反抗，要与命运做斗争，要救出翟让，要拯救整个家族。
目前局面下，崔弘已经失去了向“上面”求助的可能，只能放下贵族的架子，向“下面”求援，向那些曾受庇于翟氏的地方豪强和巨商富贾们求援。
徐世勣进来后，首先执子侄之礼问候翟弘，并询问翟氏目前的状况。
其实之前单雄信已经告诉过他了，翟弘在接到翟让被捕的消息后，自知难逃灭族噩运，果断遣散了僮仆，让家人分散藏匿于多个秘密之处。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一个家族几十口乃至上百口人，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迟早都是死，必须想一个生存之策。
不过现在谁也没有心思商讨翟氏的生存问题。假若不把翟让救出来，任由翟让一案扩大化，任由官府抓捕更多的人，那么就算翟让死不招供，其他人也会招供，最终今日在坐的所有人都要给翟让陪葬，而更可怕的是，各人的家族也难以幸免，都要给翟氏陪葬，而且还会连累更多的无辜，因此案而死者恐怕数以万计。
翟弘略略敷衍了徐世勣两句，然后直截了当的问道，“除了劫狱，没有其他办法？”
翟弘显然还存有一丝幻想，认为徐氏或许还能寻到一丝逆转的机会。
徐氏是河南巨贾，其背后当然不只东郡翟氏一个靠山。东郡翟氏没落已久，只是一个地方势力而已，根本就没有能力帮助徐氏垄断大河南北的航运，所以徐氏的背后肯定有一个大靠山，肯定受到了一个诸如像山东五大世家这种位居权力高层的顶级豪门的庇护。
翟弘据此判断，一厢情愿的认为，假若徐氏能请动其背后豪门出手相助，或许就能拯救翟让和翟氏。毕竟翟让的地位不高，权势不大，东郡翟氏也只是一个末流贵族，所以拿翟让和翟氏“开刀”的人，其地位和权势也有限，肯定不能与顶级豪门相提并论。
徐世勣当然明白翟弘的言下之意，不假思索的连连摇头。
“唯有与明公同生共死了。”
徐世勣这话一出口，翟弘心里仅存的一丝希望骤然破灭。徐世勣直截了当的拒绝了，我可以给翟让陪葬，但徐氏不能给翟让陪葬。
屋内沉寂了很久。大家之所以等待徐世勣回来，就是因为徐氏既有钱又有靠山，假若徐世勣愿意倾尽徐氏全部力量拯救翟让，事情或许还有挽救的余地，但如今看来大家都高估徐氏了。
徐氏终究是个地位卑贱的商贾，即便靠上了“大树”，也不过是寄生于“大树”的草芥蚁蝼，是为“大树”赚取利益的工具，对“大树”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力。徐氏倒了，受翟让一案的连累家破人亡了，马上就会有代替者出现。对于像中土五大世家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参天大树”来说，制造一个富商巨贾易如反掌。
徐世勣的决断无可指责。竭尽全力保全徐氏，等于给大家留了一条后路，只要徐氏不倒，终究还有重见天日的希望。
终于，翟弘的声音再度响起，疲惫而决绝，“劫狱之后果，诸君可都知晓？”
众人互相看看，都没有说话。劫狱的后果大家一清二楚，但正如徐世勣所说，现在唯有与翟让同生共死了，反正都是死路一条，不如铤而走险，或许就能在黑暗和绝望中杀出一条生路。
既然决定劫狱了，接下来便是商讨劫狱的具体计策。如何劫狱？劫狱之后如何出城？又如何逃避官兵的追杀？之后官府肯定要悬赏通缉，大家藏身于何处？诸般谋划，处处都少不了徐氏，不论是救人、藏匿还是将来的生活，都需要倚仗徐氏的强大实力。
翟弘和单雄信等人实际上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草拟了劫狱的具体办法，但东郡翟氏已在一夜间“灰飞烟灭”，而单雄信与王伯当等人俱是地方豪强，是真正的没落贵族或者根本就是一介草民，实力和影响力很小，只局限于城乡“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所以他们所拟的劫狱之策，不过是纸上谈兵，若想落到实处，就必须依靠徐世勣和他背后的离狐徐氏的倾力帮助。
关键时刻，地位、尊卑都是虚的，唯有实力才能决定一切。不要看徐世勣尚不满十七岁，但他是离狐徐氏的第一继承人，是徐氏的下一代家主，已经开始参与徐氏家族的重大决策，也有权调用徐氏大部分的“力量”为己所用，所以单雄信、王伯当等人都很尊重他，与其平辈论交，而翟弘、翟让等贵族也不敢轻慢他，以礼相待，折交下交。
就劫狱一事来说，不论翟弘和单雄信草拟了什么方案，最终都需要赢得徐世勣的认可，然后由徐世勣来调用徐氏“资源”来具体实施，否则都是空谈。
众人商量一番后，劫狱之策随即定了下来，大家各司其职，各负所责，接着便要“一哄而散”，各行其事去了。就在这时，翟弘突然想起来一件事，“今日津口出了变故，有强贼劫囚，不但鹰扬府出动了人马，还惊动了使君和都尉，就连东都来的监察御史都亲赴现场。如此大事，必会影响白马局势，对某等劫狱救人更是不利。”
众人面面相觑。单雄信和徐世勣不约而同的想到了那个白发刑徒，心里没来由的掠过一丝不详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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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黄曹主做东
深夜时分，徐世勣悄然走进了东郡府法曹从事黄君汉的府第。
黄君汉是河内延津人，官宦之家。延津也是大河上的一个重要津口，在白马津上游两百余里处。河内黄氏与东郡翟氏一样，皆属于山东贵族集团，三四流世家，自中土统一后也是迅速没落，所以从家庭背景和所处环境来说，翟让和黄君汉基本如出一辙。只不过翟氏属于河南贵族，黄氏属于河洛贵族，有各自的地域利益，再加上各自所依附的大贵族不同，在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上也有很大区别，因此两人根本走不到一起，形同陌路。
徐世勣对此知之甚详。他与黄君汉交情匪浅，离狐徐氏和河内黄氏的关系也很不错，而原因其实很简单，徐氏的产业是航运，但凡与水道津口有利益关联的贵族官僚豪强都要结交，否则就无法生存了。不过徐氏毕竟是商贾，与世家豪望之间的关系和交情都是建立在权力和金钱的交换上。高贵的贵族和卑贱的商贾始终是两个地位悬殊的阶层，在公开场合决不会有所交集。这是礼法之制，律法之规，谁破坏了，谁就会受到谴责和惩处。
所以徐世勣不论是与东郡翟氏在一起，还是向河内黄氏套交情，都要“低一头”，虽不至于卑躬屈膝，但最起码的礼节要遵守，比如在称呼和举止上，要恪守尊卑礼仪，不能随意僭越，否则就是不懂礼数，是鄙陋无知，如此也就遭人鄙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更不要说做成什么事达成什么目的了。
黄君汉三十多岁，相貌英俊，身材矫健，气质沉稳，性格内敛，说话不紧不慢。明知道徐世勣为何而来，偏偏就是不提翟让此人，甚至都不给徐世勣张嘴的机会。两人东拉西扯了一阵，从大运河扯到大水灾，从江左繁华扯到西土荒凉，又从西征吐谷浑扯到东征高句丽，最后终于扯到了关陇人和山东人的恩怨上。
关陇人统一了中土，关陇贵族理所当然享受统一的战果，但关陇贵族大都以武功崛起的新兴贵族，与累世簪缨、经学传家并有上千年历史的山东五大世家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而以五大世家为首的山东贵族集团随着中土的统一，随着当年远走关陇和江左子弟的回归，其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壮大，直接影响到了中土政治的走向，严重威胁到了关陇贵族集团的利益，于是两大贵族集团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政治风暴一个接着一个。
以徐世勣的年纪和阅历，对中土的政治尚没有深刻的认识，但黄君汉不一样，他入仕多年，郁郁不得志，空有一身才学和抱负，所以他必然从山东人的立场来看待中土的政治，理所当然的痛恨关陇人把持权柄，痛恨关陇人从各个方面打击和遏制山东人。
翟让是山东人，抓捕翟让的监察御史则是关陇人，所以翟让一案实际上源自山东和关陇两大贵族集团的激烈博弈，这种博弈既存在于中枢、中央和军队，也同样存在于地方。黄君汉本没有拯救翟让的理由，但一旦把翟让一案上升到山东和关陇两大贵族集团之间的斗争，那么黄君汉不但有拯救翟让的理由，更有利用这件案子帮助郡守反击那些阴谋“攻击”他的关陇人。
徐世勣看到黄君汉义愤填膺地责骂那位来自东都的监察御史，知道时机到了，遂耐心等待黄君汉骂完了，这才小心翼翼的问道，“曹主，翟法司遭人暗算，身陷囹圄，不知某能否见他一面？”
黄君汉目含深意地看了他一眼，摇摇头，“不是某不帮忙，而是你根本进不去。”
“曹主，某只想看看翟法司。”徐世勣躬身恳求道，“听说，御史判了他死罪，马上要处斩，时日无多了。”
黄君汉笑着摇摇头，“御史哪来的权力判人死罪？不要道听途说，翟法司现在尚无性命之忧，使君正在想办法，只是……”黄君汉慢慢皱起了眉头，“御史一旦上奏弹劾使君，由东都向下施压，使君恐怕就挡不住了。”
徐世勣迟疑了片刻，说道，“到那时，牵连甚广，恐怕使君自己都岌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