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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锡乱说一通，然后递上了一个账单说：“这是我们需要的花费，请管县长过目。”
管大同接过账单一看，又是枪炮子弹、又是军用服装、又是粮食铺草，最后需要花费一千五百块大洋。
管大同皱着眉头说：“县政府确实穷啊，上哪里弄这么些钱去。据我所知，这些天来，没听到土匪的什么动静啊！”
刘庆锡一听说是管县长对他的剿匪计划提出了质疑，当时就耷拉下了脸子。
正在这时候，河南派的王老七团长又来了，听说了剿匪的这个事情，马上插嘴说：“管县长啊，剿匪的任务给我们吧，我们一千块钱就能完成剿匪大业。”
刘庆锡一听王老七的话就火了：“我说王团长啊，你捣什么乱。我们剿匪是我们城关附近的事情，关你什么屁事，你还是自扫门前雪，把你那边的事儿办利索了再来说话！”
王老七当然不服气，说道：“这话怎么讲，这土匪窜过来窜过去的，说不定从你这里又窜到我那里去了。你一千五百块能办成的事儿，我一千块就能办成，这不是给县政府省了钱了吗。碍着你哪根筋疼了，我不和你废话啊！”
刘庆锡大骂道：“你不和我废话，我还不和你废话呢！真是离了你这个臭鸡蛋，还做不成鸡蛋糕来。”
于是，两个人大吵一通。当然，剿匪的经费，哪一派也没有给他们。
这两个人什么事儿也没有办成，当然都窝了一肚子的气，只能回去给他们的狐朋狗友绅士们诉苦去了。
别看对剿匪有利的事情，他们挺热心，可是对他们应该需要做的事情，他们可就横加推诿了。
当时，有国民党的军队、六专区的部队，还有政府的各种人员从寿张县境内过往，他们需要房舍、铺草、粮秣、茶水等物，按照惯例，这些都由各区的区公所筹措，然后造册报销。然而，这些乡绅们觉得从县里捞不到什么好处，就在这些事上借故要挟。部队、公务人员来过往了，什么也不给预备。
管大同催促他们办理，他们就发牢骚说：“不好办呀，区公所穷呀！哪里有钱有粮啊。”“要不，县里先拨出一部分钱来，我们再办理。”“县里不给钱，什么事也不好办。”
这些没被伺候好的“大爷”们，鼻子底下可有个嘴，就到处乱说，“这个寿张县什么也不行。”“对过往的部队不管不问，故意刁难。”“管大同不行，这个县长他当不了。”
对此，管县长气得了不的，跺着脚骂道：“这些区公所、乡绅们太混蛋，非毙他几个不行。”可是生气归生气，真要是撤了他们，时机还不成熟，他们掌握着区乡的一些实权，背靠国民党，既有武装又有钱，实力太雄厚。
县里要取消集市上的一些非法苛捐杂税，这样对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大有好处，可这下子似乎又戳到了这些乡绅们的痛处，对这些事千方百计地抵制，就是不办。管大同打电话问他们时，他们却说：“管县长啊，清水养不住鱼，区公所就这么点儿好处，把这些都取消了，来来往往的这些费用从哪里出呀！”“管县长啊，这点儿小事你就不要管了吧，再管的话，我们的区公所里就没人干了。”
县政府感觉到，虽然掌握了县印，但是如果没有枪杆子，就无法压制他们嚣张的气焰，就没法顺利推行我们的政令。
当时寿张城关的武装有两部分，一支是县警察队，有百十来人，一支是城关保安大队，有两百几十人。在名义上两部分人都隶属县政府，听县政府指挥，其实不然。警察局长陈义勋是专署参谋长王金祥推荐来的，他自认为有王金祥为后台，所以根本就不把寿张的县政府放在眼里。而保安大队长刘庆锡则根本就是当地士绅的爪牙，处处听从绅士们的意见，对县政府则是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冒。
管大同和同志们认为，这两股力量根本就不是县政府所能掌握的，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保证政令的执行，于是决定建立“寿张县政府特务大队”，队员公开招募，也由地方党和政训处从各方面物色选拔一部分，人员是很快募齐了。
但是枪支呢？寿张县政府本来有政务警用的一百多条枪，但是在旧县长齐思元逃走后，这些枪支被城关保安队的刘庆锡拿走了。当县政府向他们提出要把这一部分枪支归还县政府后，刘庆锡在地主绅士的支持下却百般抵赖，先是说：“那是原有的枪支已不能辨认。”又说：“我们可以派团丁进驻县府，任凭县长随时调遣，何必要那些枪呢？”
同他们谈判，他们软磨硬顶，拖延搪塞，就是不交枪。
直到二月底，经寿张县政府的请求，聊城政训处派来了一支武装来到了寿张县。这支部队的队长是红军来的廖云山，是共产党掌握的10支队。这一招真灵，廖队一开到，那些绅士们就乖乖地把枪给送来了。县特务大队的战士有了枪，专区政训处又派了红军营长金维国来任大队长，县政训处姜维扬任政治指导员，共产党就算真正掌握了这支小小的队伍。
当寿张的政治建设正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莘县、朝城、观城三县也在进行着同样一场争夺抗日政权的斗争。
第一卷 愤怒的鲁西 第18回 吕世隆就任抗日县长
莘县的国民党县长逃跑了，为了填补权力的真空，范筑先委任共产党员吕世隆为抗日县长，同来的还有县府秘书刘泮溪、政训处干事张炳元等。他们多是平津流亡学生，经历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有的人还是运动的负责人，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加入了共产党。
吕世隆，1937年上半年入党，泰安城西李家庄村人，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张炳元，天津胜芳镇人，1936年入党，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他们随平津流亡学生于1937年夏天到达济南，考入了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到达聊城工作。
1937年12月，正是滴水成冰的时候，吕世隆于29日骑着一头小毛驴，冒着刺骨的寒风到达了莘县县城，他唯一的行李就是一床薄薄的棉被和一件棉大衣，张炳元等人也随后到达了莘县。天寒地冻，挡不住他们火热的心，稍作安顿，立刻派服务员苏群去冯海村接来了地下党员冯子华，他的工作地点原来是在冠县。
冯子华顶着一身雪花进来，各自介绍了一下身份后，张炳元向冯子华传达了中共鲁西特委的指示：“你不要到冠县去了，就在莘县做党的工作。”又指了指身旁的吕世隆说：“莘县党的工作由我们三人负责。”
就在这间破败的小屋里，莘县党委的三人小组成立了。
为了便于工作，冯子华和县里的部分党员、进步青年进入了县政训处，以此为掩护。大家齐心协力，在不长的时间里，吕世隆恢复了县政府，各区也恢复建立了区公所，教育科长苏群、财政科长曹大成都是共产党员。全县的混乱局面初步安定下来，抗日政令得以推广实行。
1938年春节，鞭炮声不时地划过节日的空中，许多农民正忙着走亲串友，庆贺这一年中最快乐的节日。在城里政训处驻地，却正在召开一个秘密的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炳元、吕世隆、李集安、冯子华等，他们表情严肃，等待着一个重大的宣布。
张炳元站起来，向大家严肃地宣告：“我正式宣布，莘县中共委员会，正式成立了。”
大家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个个神情激动。
张炳元又宣布：“书记张炳元、委员吕世隆、李集安。组织部长白雪亮、宣传部长冯子华，群工部长王惠卿。”
大家集体鼓掌通过，表示热烈支持。
会上，大家就当前形势和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决定：1、大批培养干部。根据两个月的工作，大家感到最迫切的问题是缺少干部。靠聊城要干部已经不现实，必须采取措施培养。会上决定了培养干部的途径和方法。2、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在要求抗日的青年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尽快建立各区区委。3、组织抗日武装。建立莘县支队及区基干自卫队、村不脱产自卫队。决定了莘县支队的领导人选。4、迅速建立工、农、青、妇抗日群众组织。
会后，各同志按照县委的统一布署，展开了紧张而有序的工作。首先是建立抗日武装，吕世隆把莘县民团和原县警察局人员及枪支收容起来，建立了莘县支队。吕世隆兼任大队长，共产党员晁苏民为副大队长，郭鲁为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连，负责守城、巡逻、维持治安等任务。
吕世隆还亲率莘县支队去城南张洼、城北燕店一带去讨伐土匪。后来莘县支队改名为莘县保安大队，县委向各连队派了政治指导员。这支队伍在剿灭土匪，稳定局势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1938年5月，一支队伍突然开到了南关外，要求进城。莘县支队以为这是大股土匪，坚决不开城门。后来才知道，这是国民党68军的敌后挺进军，到河北去的途中经过莘县。吕世隆担心该部进城后骚扰百姓，仍令不开城门。
双方相持了三天，该军声言如不让进城，就炮轰城门，强行入城。最后，吕世隆令郭鲁随该部北上，担任向导，才将事件平息。
在建立莘县支队的同时，各区亦相继建立30人到50人的基干自卫队，村建立了不脱产的自卫队。城西孙怀玉的民团，被范筑先收编为独立十四团，莘县的局面进一步安定下来。
莘县抗日政府举办了各种训练班，大批培养干部和抗日骨干。在城内东街第一高小内，先后举办了两期农会干部短训班。每期十多天，由张炳元、吕世隆、冯子华、王惠卿等授课，讲解抗日形势和今后的任务，怎样组织农会，农会干部的工作方法等。农会干部培训班之后，还选拔优秀青年赴延安和南宫八路军一二九师驻地及聊城政治干校、军事教育团学习、受训。
县政府又建立了抗日群众团体组织。1938年4月，建立了莘县抗日动委会，吕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