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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风头。
比如殷浩。
殷浩就是后来被司马昱用来制衡桓温的人。此人的政治和军事能力虽然一般，却因擅长清谈而享有盛名。所以他在早年以庾亮属下的身份来到建康时，王导竟然以丞相之尊专门为他召开清谈会，还亲手解下悬挂于帐带的麈尾与之对谈，直至半夜三更兴尽方散。
这次清谈会的内容无从知晓，但应该相当精彩。因为根据第二天早上桓温的回忆和评论，会上自始至终都没人插得上话，听得懂的则只有他自己和谢安的堂兄谢尚，另外两个名士就只能像小母狗似的乖乖待着。
不过，王导地位尊贵，殷浩则跟庾亮关系密切。因此尽管唇枪舌剑，也一定彬彬有礼，殷浩更是要收敛。等到他跟刘惔辩论时，可就火药味十足。跟另一位名叫孙盛的清谈家辩论时，更是双方都用力甩动麈尾，结果是饭菜冷了又热，热了又冷，里面落满了麈尾毛。
这样的辩论，就叫“剧谈”。
其实哪怕不是剧谈，也会让人紧张。因为清谈的知识和智慧含量极高，听不懂和跟不上都是丢人现眼的。所以谢尚向殷浩讨教时，才听了寥寥数语便已汗流浃背。殷浩则不紧不慢地说：来人呀，拿条毛巾给谢郎擦汗！
但即便如此，魏晋名士仍趋之若鹜。事实上，清谈既是风流人物展示聪明才智的手段，也是上流社会重要的社交活动，因此老成持重如王导，飘逸潇洒如庾亮，野心勃勃如桓温，从容镇定如谢安，也都乐此不疲，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
清谈，是名士们的世界杯。
这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士族的时代，而士族正是通过掌握知识和拥有智慧成为特权阶层的。无论是要显示自己的文化优势，还是要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他们都必须借助清谈。哪怕贵为相王如司马昱，也如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魏晋玄学。
玄学当然也是“中国式哲学”，而且一开始还披着儒学的外衣，包括重新为《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作注。然而无论世界观还是方法论，玄学与儒学都南辕北辙。我们甚至可以说，孔夫子他们要的，就是玄学不要的；孔夫子他们不要的，则正是玄学想要的。
那么，玄学与儒学的区别何在？
借用康德的术语，儒学是“实践理性”的，玄学是“纯粹理性”的。儒家思考的那些现实世俗问题，比如政治和伦理，恰恰为玄学所不感兴趣。实际上玄学之“玄”，就在于研究课题的高深玄远和无关实际。比方说，世界的本体是什么，思辨的方法又是什么。
玄学形而上，儒学形而下。
很清楚，儒学最终要做，玄学却只需要说。这才有“清谈误国”的批评。对此，谢安曾嗤之以鼻。他说：秦任商鞅不尚空谈，怎么也二世而亡？
事实上魏晋的清谈家中并不乏实干家，他们对玄学兴趣盎然也并非不务实，甚至也未必当真要弄清楚世界的本体是有是无，只不过欣赏和喜欢那高谈阔论之中体现和蕴含的智慧。是啊，当一群聪明绝顶的人聚在一起，挥舞着麈尾唇枪舌剑时，岂非极其高雅的智力游戏？
没错，这是一种活法，一种人生态度。
这种态度是哲学的，也是艺术的。
无弦琴 据说，陶渊明的琴没有弦。
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张无弦琴。如果是因为不懂音乐，或认为大音希声，固然可以无弦，那张琴岂非也是多余？然而陶渊明却偏偏要有琴。而且但凡有酒，就要抚弄那无弦琴，演奏着谁也听不见的乐曲。
也许，琴就是他的麈尾。
没有证据显示陶渊明参加过清谈，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另类。相反，作为魏晋最后一位名士，陶渊明的人生态度也是哲学和艺术的。只不过殷浩他们要以其他清谈家为交流对象，陶渊明的对象却是田园和自己。
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诗中读出。是啊，为什么村子里的鸡鸣狗吠，邻居家的炊烟袅袅，田野中的良苗远风，农耕时的带月荷锄，这些再普通寻常不过的情和景，会变成他心中和笔下的情之所钟？诗人其实已经做了回答：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辩就是言说，不是辨别。人类需要言说，是因为有心意要表达。心意可以是情感，是意志，是认识，但都需要通过概念性的语言来传递。然而概念性语言（言）能不能充分地表达心意（尽意），却是一个问题。为此，魏晋玄学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可以，一派认为不能。
这就是“言尽意”和“言不尽意”之争。
也因此，此处的“辩”不能写成“辨”。
陶渊明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告诉我们，当他采菊东篱下，悠悠然无意间看见了南山，看见那缓缓西下的秋阳和结伴而归的飞鸟时，就已经领悟到了什么（此中有真意），但想说的时候却忘了该怎么说。
当然，更重要的是：不必说。
所以，他的琴也不必有弦。因为重要的是真意，忘言则无关紧要。有此真意，则即便“结庐在人境”，也能“而无车马喧”，何况还有那菊花，那南山，那飞鸟。
这其实是艺术化的玄学。
实际上玄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探究真意，只不过这真意是世界和宇宙的。这就更非一般概念性语言所能把握和表达，只能诉诸“玄言”，还得“玄之又玄”。当这种玄之又玄的语言也无法尽意时，就只能诉诸艺术了。
艺术也是言说，却是“非概念性”的。艺术语言无论抽象如音乐、书法，具象如雕塑、绘画，都多少具有不确定性。然而这种特性对于无法穷尽的真意却是福音。因为确定即限定，限定则有穷，那又岂能是众妙之门？
玄学的艺术化，势在必然。
而且，也只是换了一种言说的方式。
事实上陶渊明并没有否认言说的必要，否则他连这诗也可以不写。这就正如麈尾不是清谈的目的，清谈却仍然需要麈尾助兴。哲学也好，艺术也罢，都需要载体，也需要道具。所以，琴不能没有，哪怕无弦。
同样，围棋也不能没有子，哪怕只有黑白两种。
围棋与音乐、书法、绘画并称为琴棋书画，从分类学的角度看是很怪异的。但如果清谈也能变成游戏，围棋又为什么不能变成艺术？实际上在魏晋，围棋就是“无言的清谈”，叫“手谈”；也是“坐着的隐居”，叫“坐隐”。手谈睿智，坐隐清高。这岂止是艺术，简直就是哲学。
当然，也是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
书法和绘画亦然。
如果说围棋是从游戏变成了哲学，那么，书法就是从实用变成了艺术。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那字写出来是为了传递信息，还是仅仅为了好看。这就正如绘画作品是不是艺术，不能看功能，只能看审美。审美是有个性的。没有个性，就只有画工和画匠，没有画家。
这当然有一个漫长和渐进的过程。就连琴棋书画并称为四艺，也要到唐。但魏晋无疑是重大转折期。以顾恺之和王羲之为代表，不同于前人的观念开始产生，作为纯粹艺术的绘画和书法已是崭露头角或呼之欲出。
毫无疑问，这首先得益于唯美的风尚。或者说，这种转变本身就是唯美风尚的组成部分。但书法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却很可能与玄学有关。因为只有经过哲学训练的头脑，才有可能从一撇一捺的线条组合中看出真意来。那样一种审美眼光，是要称之为“玄心妙鉴”的。
甚至就连琴棋书画在魏晋的大行其道，也许都要拜玄学所赐。至少，音乐、围棋和书法的共同特点，就是素雅和抽象。因此，它们与“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以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老庄思想是相通的，与玄言和清谈的风尚也是合拍的。
看来，玄学艺术化的同时，艺术也在玄学化。
自然美的发现，同样如此。
跟艺术一样，晋人眼里的自然界也是玄学化的。玄学探究的是宇宙的规律，这规律被《老子》表述为“道法自然”。这句话的意思不是“道”之外还有一个什么“自然”供它效法，而是说“道”的法则就是“自然而然”。唯其如此，天地才会“有大美而不言”。
那么，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什么样子？
林无静树，川无停流。
这是两晋之交郭璞的诗，在后世备受推崇。有人甚至这样说：风声萧瑟，水声泓峥，那意境实在不可言传。每次读到这两句，便觉得神超形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深长意味尽在不言中。
很清楚，如果说玄学的艺术化是换了言说方式，那么自然的玄学化就是换了审视眼光。这种眼光就叫“玄对山水”，前提则是“方寸湛然”（方寸即心，湛即清澄）。
也就是说，内心世界一片纯净。
现在，我们已经不难理解魏晋名士的审美取向，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玉，喜欢春月柳，喜欢松下风。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秋冬之际的山阴道尤难为怀，而郊邑还在飘雪，山林却已皓然，会那么让人感动。
没错，所有这些都纯净而自然。
自然就真实，真实则率性。某个大雪纷飞的晚上，王献之的哥哥王徽之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发现那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初晴的雪夜月色清朗四野皎然，于是当即决定去见画家戴逵。然而船行一夜来到戴家门前，徽之却吩咐返航。他说：乘兴而来，兴尽而去，何必见戴？
也许，这就叫真性情。
有此真性情，人与人的交往也会变得纯净而自然。有一次，王徽之去建康，船停在码头上，正好精通音乐的名士桓伊在岸边路过。并不认识桓伊的王徽之，居然派人传话说：先生能为我吹笛子吗？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桓伊也二话不说，坐在胡床上吹奏三曲，然后转身上车而去。自始至终，两人没有一句客套和寒暄。
什么叫性情中人？这就是。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