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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渐渐地忘了自己的假肢，也忘记了战争。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爱上了这位女郎。她并不需要爱他，只要被他爱就行。假如她能偶尔来看看她，哪怕只有几分钟，生活对他来说便会重新变得有意义。
于是罗斯梅尔开始梦想来，他忘记了那些破坏了这幅美丽图画的撕心裂肺的情景。他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即使是现在他少了一条腿。
现在让我们暂且不谈罗斯梅尔。出租车载着他宛如客轮航行在哈德逊河面上，不停地起伏。就让他在里面做个好梦吧，我们在曼哈顿的海滨还会再见到他的。
在四十二大街莫娜消失在地铁中，几分钟后又出现在谢尔登广场。在广场上她的路线变得飘忽不定。要是索菲还跟在她身后，那肯定很难跟上她。这个村庄就像一个网状的迷宫，是根据早期荷兰定居者的复杂构思而建成的。你常会在曲折的街道尽头与自己打照面。这儿的一切——胡同、小巷、地下室、阁楼、广场、三角形的建筑以及庭院都是不规则的，不谐调的，使人迷惑的，而集这些缺陷于一体的，则是米尔沃基的桥。一些小房子躲在昏暗的、可怕的工厂之间，一直昏睡在只能用“恐怖”这样的字眼来描绘的时空里。那些房屋的正面，那些古怪的街道名字，还有那些荷兰人留下来的小型建筑，到处都留下了朦胧而混饨的已逝岁月的痕迹，而现在则以街道上顽童的尖叫和来往车辆的轰鸣宣告着它们依然存在。最混乱的莫过于这里的种族、语言及风俗习惯了，那些强行进入的美国人已不再是人们注意的焦点，无论他们是银行家、政治家、政府官员、波希米亚人还是真正的艺术家。一切都那么低劣、粗俗、虚假。米尼多奇堡也不比被保护在角落里的监狱好到哪儿去。
在这种情形下，友善的行为极容易发生。每个人都佯称此地是该市最有趣的地方。
这是一个各种人物汇聚的地区，他们像质子与电子般地碰撞，生活的圈子是一个毫无秩序的只有五维的地方。
正是在这样一块天地里，莫娜感觉像是回到了家，并完全恢复了自我。每走几步她都会碰上她认识的人。这些意外的相逢很像蚂蚁繁忙地工作时的相互碰撞。人们用已经能熟练操作的触角来交谈。不知是否有地壳新近升降而影响到整个蚁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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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上下楼梯的跑步，那些致意、握手、拥抱和幽灵般的手势，人们之间的商讨，液体的沸腾和回流，大气的流动，穿衣服和脱衣服，窃窃私语，警告，威胁，恳求以及化装舞会——一切都以昆虫的方式进行，而且快得如同昆虫集合一样。即使在冰天雪地的季节，村子也时常处于混乱之中。从一早起床人们就会感到头痛，就是这样。
然而有时在其中的，幢房子里（只有在梦里才会见到的），生存着一个苍白而胆怯的生灵。通常不知其是男是女，属于契柯夫或阿兰·弗涅尔世界里的人。人们常把这个名字与褐色的头发、拉斐尔式的人物或盖利克式的眼睛联系起来。除了晚上一两点钟，其它时间他很少出门。
莫娜被他深深吸引住了。他们神秘地交往，保持着一种秘密的友谊。她常常上气不接下气地穿过大街跑去送信，好像去买一打白鹅蛋似的。买别的蛋她不会这样。
她常在脑海中想象买一件礼物以给她那天使一样的朋友一个惊喜，有时给他买一台过时的、被烟熏成紫色的相机，有时从达克他山上买一把摇椅或是一个有檀香味的鼻烟盒。这些礼物送去后，又会送去几张暂新的钞票。她气喘吁吁地跑去又气喘吁吁地离开，好像天上在打雷似的。即使是罗斯梅尔也不知他的钱怎么会这么快、为什么而溜走的，我们都知道，谁在她发烧时去看她，她便会想办法买点零食或给点小钱。我们谈着铜，这在中国意味着现钱。我们像孩子一样地玩那些铜币、银币和便士，“美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只用于财政金融的抽象概念。
在我们与波兰人一起生活的时间里只有一次我和斯坦利一起到过国外，那次是准备去看一张西方图画的，上面有一些奇特的野马。斯坦利回忆起他在骑兵团的日子，激动不已，决定那天晚上不去工作了。整顿饭的时间他都在讲那些故事，一个比一个更温柔，更令人同情，也更浪漫。后来他想起了我们十几岁时相互交换的那些长篇书信。
一切都从我看到他坐在枢车上沿着那条洒满悲伤的街道走来的那天起开始了（斯坦利的叔叔死后他的婶婶又嫁给了一个殡仪员，也是一个波兰人。斯坦利总得在送葬的途中陪着他）。
那时我正在街上同一只猎咪玩耍，突然看到送葬的队伍过来了。一我肯定是斯坦利朝我挥了挥手，可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果那不是一支送葬的队伍，我就会跑过去问候他。可我站在那里像生了根一样，眼看着那些送葬的人们消失在拐角处了。
那是我六年来第一次见到斯坦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我便坐下来按照老地址给他写了一封信。
斯坦利这会儿拿出了那封信，接着又拿出了所有其它的信。我很惭愧地告诉他我早已丢失了他的信，但我仍能记得信上的那种味儿。那些信都是用铅笔写在长长的黄纸上，字写得龙飞凤舞，那是一种独裁者的字体。我回忆起他惯用的称呼“我迷人的朋友”——这竟然出自一个穿牛仔短裤的小男孩之笔！这些信，要说其风格，就像拉斐尔给一个不知名的阿谀者所写的一样。尽管里面有很多文学借用，但总是令我激动不已。
我自己写的信是什么样的我从未想过，那都是早已忘却了的旧事了。现在我把它们拿在手中一边读一边颤抖，这就是十几岁时的我吗！真遗憾竟没有人给我们拍成电影，我们都是些滑稽的角色，诸如胆大的猴子、好斗的矮脚鸡和得意洋洋的公鸡一类。那时候我们尽谈论些像死亡、永恒、再生、放荡、自杀这样一些沉重的话题，假装我们所读过的书并没什么，有一天我们也会写写自己的事情，好像已完全体验过生活一样。
但就在这种年轻时代自命不凡的生活中，我惊讶地发现了后来日益成熟的想象力的萌芽，甚至在这些如气吹一般的信件中也会发现一些支离破碎的段落，暗示了当时隐藏的战火和矛盾，更让我感动的是我能够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而斯坦利，回想起来，却从未失去自我，他有一种固定的风格，就像套在紧身衣里一样。那时候我觉得他成熟而老练，认定他将成为一个天才作家，而我只能是一个庸庸碌碌的记录员。作为波兰人，他继承了大量的遗产，我则只是一个美国人，身世又是含糊不清的。斯坦利写起文章来如同头一天才从船上下来一样，而我呢？却像刚学会使用这种语言，因为我真正的语言是那种大街语言，事实上根本称不上什么语言。我总是想象在斯坦利身后跟着一大群勇士、外交家、诗人和音乐家。我却没有祖先。
我得找一个。
尽管感到好奇，但是任何对血统的感觉，对与过去有联系的感觉都是由下面这三种现象唤起的。第一，是那些狭窄、古老的街道，布满了许多小房子；第二，某些不其实的人，通常是一些梦想家或一些狂热者；第三，是西藏的照片，特别是其本土的照片，这时我会立刻失去方向然后又神奇地回到了家，重新变成原来的我。
只有在这种少有的时刻我才知道或假装明白我自己。如此说来，我的这种联系只是同一个男人而不是男人们，只有当我被冷落在一边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心跳，我真实的存在。我的独立存在就像一株扎了根的植物，有开花就意味着有栽培——简而言之就是周期发展的世界。在我看来，那些伟大的人物们就是树干而不是树枝和树叶，而且他们也很容易失去自己的同一性：他们都是同一人类的各种变体，不论他被称为亚当·坎顿斯还是什么别的。我的血统是从他那里延续来的，而不是从我的祖先那里，我是那么敏感地、很快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像所有沙文主义者一样，斯坦利只将他的身世追溯到波兰民族开始的时候，就是普里派特沼泽地时代，他像一只黄鼠狼一样陷在沼泽里，他的触角只伸到了波兰边境。他从未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对他来说，美国只是一种朦胧的条件或地方允许他将他的波兰基因遗传下去。任何变异都归功于他严格的评判和采纳，他身上所体现的美国味只是一种合金，将会在他的后代身上融化。
斯坦利从未泄露这一成见，但这种成见的确存在，而且总在暗处证明它的存在，他对一个词或词组的强调总能流露出他的真实感情，他对这个发现自我的新世界极度厌烦，他只是使自己活着而已。正如我们所说，他只是生活在意念之中。尽管他的生活阅历都是消极的，但依然很有作用。就像给电池充电一样：他的子女会延续他的生命。有了他们，波兰民族又将有自己的梦想、渴望和抱负，很高兴自己生活在这样的媒介时代。
我得承认，对我来说，享受波兰精神的熏陶是一种奢望。我把它称作波兰式的，是一个内陆海洋。像里海一样，四周都留下了人们的足迹。在这片波涛起伏的。污浊的水面上，从那些隐藏的暗礁和说不出名字的地方，飞来了许多巨大的候鸟，预示着一个波兰人的过去和未来。环绕这片海的一切都是有害的。敌对的。
我过去常常问自己。比起这座通天塔的优美景色，英语的丰富体现在哪儿呢？
几个波兰人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不仅能同他的朋友，也能同世界上各地的同胞讲话。在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听来，波兰朋友的话就像是冗长不堪的独白，是说给那些身处海外移民聚居区内外的无数灵魂听的。每个波兰人都把自己看作传说中的种族宝库的秘密看护人，随着他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