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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她对象，搞体育的，姓杨。”加爵第二恹恹地靠着墙，躺坐在床上，瓮声瓮气。
“靠，上次在酒吧，看你把酒当醋灌的熊样，还以为她是你的呢。”老狗还在为食堂的事生气，“他妈的招呼都不打，了不起呀！”
“她是怕那姓杨的。”加爵第二沉思了一会儿，特委屈地说，“那人找过我，差点动手，我避开了。”然后加爵第二将他跟李真短命的“恋爱”史和盘托出：
李真根本不是他老乡，他俩在食堂认识的，当时加爵第二去打饭，好不容易排到了队，却发现忘了带饭卡，站在他后面的李真挺身而出解“卡”相助，给了大龄青年加爵第二可乘之机，他就以“报恩”为借口，高举“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伟大旗帜，约李真出来，左一顿火锅，右一顿麻辣烫地请。
“女好吃，男好色。你俩就、、、各取所需？”老狗追问道。
“我对她是有感情的！”加爵第二急忙分辨，又叹了口气，“那姓杨的找到我，我才知道，原来她有男朋友！”
“呵呵，杨门一入深似海，从此变态是路人啊！”老狗笑道。
快放寒假了，有三个活生生的留级反典型，促使锦江跟炮灰发奋图强，天天往自习室跑；我跟老狗无所事事，大部分时间呆在网吧，因为有暖气。我想，如果学校教室的硬件设施都向网吧看齐，那学校的成绩一定会改观。
2002年的最后一晚，我跟老狗坐在足球场旁的乱石堆辞旧迎新，一口烟，伴一口酒，老狗说：“煤球，我们师徒很久没踢球了。”
“是啊，我们都太忙了。”
长时间的沉默。我们直接干“瓶”，蓄意要醉。喝着喝着，老狗哭起来，大声对着空旷的足球场叫：“狗日的，我再也不想这么过了！”
叫声凄厉，尤其是在这漆黑的乱石堆中，让人毛骨悚然。
“我爸妈来求过情，你知道吗，煤球？”老狗仰起脖子咕隆隆地灌，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太冷，声音颤抖，“这么大年纪了，让他们来丢脸、、、我他妈不是人！”咣当一声，老狗将酒瓶砸在石堆上。
咣当咣当，我俩将酒瓶全砸了。聊着聊着，东方泛出鱼肚白，我俩打起精神，发泄般高唱《国歌》迎接2003年。
狗日的大学生活 （34）
34
放假前一周，S大学突然来了一群民工，浩浩荡荡好几十人，围着崭新的第三教学楼施工。他们的工作，就是将教学楼表面漂亮的瓷板敲碎，据说是要趁着寒假进行大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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捱到开学，见到“脱胎换骨”的第三教学楼，大部分人莫名其妙：什么都没变！所谓整修，只是将原来的瓷板毁掉，再换上一模一样的瓷板。
类似这样的事件，每到放假，都要重演。我在S校五年，第三教学楼换过三次瓷板，宿舍下面的路面“整修”过两次：将光滑的水泥路挖得坑坑洼洼，再铺上水泥，恢复前貌。这种事情很不好解释，简直匪夷所思。后来，听了学金融的阳痿一番高论，我们恍然大悟：
“国家最重视什么？农业，教育！每年财政都要拨一大笔款给学校做建设资金，那么学校一定要有项目，才能争取更多的资金，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项目，即便资金到了手里也不能动，只能放在银行捞点利息，这是小钱。项目开工了，学校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动用资金，让死钱变活钱。我们学校不像农大，在郊区，有那么多的地方可扩展。我们学校四周都是大马路，只好在原本就完美的校区搞破坏，再做修补。这也是项目！”
03年刚开学，就听到一个谣言，说寒假的时候，会计系一个留校的女生在第三教学楼前的小道上被施工的民工强奸了。之所以说是谣言，是因为学校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公开报道，或许根本没这回事，或许学校是担心说出来会影响那个女生的清誉。谣言像长了翅膀，在同学们中间飞速地悄悄传播，终于传到了老狗耳里，“也许她很痛苦，也许她很享受。大学处女本来就少之又少，这种事，不好说的。”老狗说。
之后，经过第三教学楼的时候，就有长得相当保险的女生在小道入口处徘徊，用矫情的恐惧声音呼唤同伴：“我好怕，好怕啊！”老狗哭笑不得：“民工眼睛并不瞎，只是饥渴，但还没饥渴到饥不择食！”
当时S大学的在校生几乎都听过这个谣言，这害惨了会计系的所有女同胞：从此，S大学的男生谁也不敢找会计系的做女朋友：谁都不知道被强奸的是谁，所以，谁也不能担保自己找的女朋友正好是受害者。
我这学期需要考试的科目只有四门：《现代文学》、《文学评论》和《英语》。新辅导员找我谈心，说我的问题不是成绩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即便继续逃课，这三科也能过，但如果一直与新班级的同学们保持距离，形成惯性，等到开设新课程了也不上课，就很危险。我觉得很有道理，于是试图走进新班级，与那帮傻比打成一片。开学几天后班干部选举，在老狗的怂恿下我也参加了，我想，如果我是班长，就会有责任感，为了做出表率，不再信马由缰。
过半数的人上台慷慨陈词，由全班同学不记名投票。这似乎很民主。可能是我的出现比较新鲜，又或者我的竞选词写得真的很高明，虽然我一再宣称“我只竞选班长，如果是选组织宣传之类的班干部，请不要投票。”结果我的票数扶摇直上，稳居第一。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一直是班干部，这次竞选的成功让我找到了以前的感觉，走出教室的时候，我暗下决心：是该收收心，像个学生的样子了。
几小时后，我接到辅导员的电话，扭扭捏捏地表达他的观点，认为我其实更适合做组织工作，或者学习委员，拐弯抹角地表示我不适合做班长，虽然他一直在笑，用词也相当委婉，但我听得出来，他是觉得让一个留级生做班长很不妥，至于为什么不妥，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接完电话，我觉得心里特难受，背着书包坐在草坪上，点起香烟：老师们一再地为我们做思想工作，说留级其实没什么，不要自暴自弃，不要没了信心。可事实上，真正将学生分作三五九等的，正是这些老师。宋人犯了事进衙门，会在脸上烫个金字，以为羞耻。我的那个金字，是刻在老师们心里的。
联想起高三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我突然觉得老师的形象在我心里何其渺小，我不痛恨，只是看不起：高三第一学期，我的成绩突飞猛进，连续几次月考都是第一，从高一的倒数第三到顺数第一，很出风头，加上我老爸是个不大不小的所长，于是将班上的两个预备党员名额给了我一个，校领导一一找我“谈心”，每个人的语气如出一辙，都说我这名额，是他或她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的，让我回家，跟我的党员爸爸多学学，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我淡淡地将这件事告诉了老爸，他根本不当回事，觉得入不入党都无所谓。结果第二学期刚开学，校领导们就很不要意思地告诉我，我的名额给了地方上一个老党员的儿子了。那个老党员，是地方上的一个官儿，他儿子上大学没希望，据说预备党员可以加个一二十分，就去学校“求情”。加不加分我不知道，只知道进了S大学后，高中就成了预备党员的人比濒临绝种的动物还稀有，整个中文系才一个，学校像保护大熊猫一样当校宝，什么活动都要让他掺和。
第二天，我站在新班级的讲台上很认真地宣布：“我不想做班长了。”
“组织宣传委员，或者学习委员，你挑一个吧。”辅导员笑容满面。
“什么都不做了，才疏学浅，我怕影响你们。”我很谦虚地对辅导员说，“重新选举吧。”
于是，他们又花了一堂课的时间，用很“民主”的投票法选举新班干部。
狗日的大学生活 （35）
35
《现代文学》老师还是系主任，对我印象深刻，每次上课，都要狠狠地瞪我几眼，我很害怕。
《文学评论》老师还是那个驴脸，一脸似笑非笑，满嘴陈词滥调，我很恶心。
《英语》老师换成了一个架着深度眼镜的干瘪老太婆，据说“美丽动人”的Kitty姑娘考上了北大研究生，飞走了，我很失落。
每周八堂课，基本上我还是个闲人；老狗更轻松，因为是“事故留级”，除了舞弊被抓的《现代文学》一科，其余的科目都过了。我们的想法很美好，决定抓紧这一学期，将英语四级给过了。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美好想法，到最后都事与愿违：比如大一的时候，为了练好英语听力，我们纷纷向家里要钱买wolkman，结果全用来听流行歌；比如买电脑，似乎都是为了学习，结果大多用来玩游戏、看A片。
我跟老狗有板有眼地跑去自习室读了几天英语，结果宫*告诉我们一个“噩耗”：在S大学，大二会统一针对英语过级开设课程，大一，能过都不让过，所以他都不能过。一开始我们不信，找辅导员一问，果然如此。就这样，我们好不容易调动起来的积极性被一瓢冷水给浇灭了，老狗就再也积极不起来，直到快毕业，找了个代考，敷衍了事，此是后话。 张芬从“遥远”的河东打来越江电话，兴奋地告诉我，她所在的电大诗社准备趁百花盛开的“天时”，找一个“地利”的所在踏青，如果我也去，对她而言“人和”也齐了。我说我是外校人，对劳什子诗歌也不感兴趣，她就骂我不识抬举：“我们社团里相互认识的人也很少，一堆鸡蛋里混个鸭蛋，鸡妈妈都分不出来。”
“呵呵，你们是鸡蛋，我可不是鸭蛋。”
“哼，你不过来，就是混蛋。活动费都替你交了，今年我们还没见过面，我换造型了，绝对给你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