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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绵绵春雨过后，为确保运输畅通，泥沟般的大路路基被工人们用采油的钢管并排垫起。这条钢铸铁筑的运输路长近百里宽十余米，直到数年后建起混凝土路才结束其历史使命。
面对这条特殊的铁路，蛤蟆湾子村人记起了大炼钢铁的岁月，认定这用来铺路的钢铁浸透着自己的血汗。他们用最难听的字眼咒骂石油工人的奢侈。此时，油田贴出告示，明令禁止村人偷油烧火做饭。
对这个“偷”字所有村人都觉得十分扎眼，连蛤蟆湾子大队书记鲍文化也觉得受了极大污辱。他带上民兵连长小毛头几次找油田的头头交涉，问村里几百亩耕地被毁的帐该怎么算。小毛头更是理直气壮，威胁油田的头头自己手头上可有二百多号民兵。来找油田头头算帐的不仅蛤蟆湾子，几天后，象是有组织的，河海公社数十个大队的干部全都气势汹汹的来讨说法。
“不就是烧火做饭用点破油吗？地下的石油也有我们一份！”
面对公社社员的质问，油田头头们先是苦口婆心地讲石油是国家的，谁都无权动用，在毫无效果后，便答应再研究一下，各村回去听消息。然而，三天后，几辆吉普车开进了河海公社，穿着白色衣裤一顶大沿帽的公安人员，在各村挨户清查谁家还用石油烧火做饭，并对所有村人提出警告：再偷油便抓去游街。公安与石油工人一样说出了“偷”字，他们每个人腰上都别着的手枪。
石油开采已经不能给社员带来哪怕一丝好处，而先前的所谓好处是因取油烧火做饭，把村子变成了一个个黑乎乎的油堆。
时过不久，脸蛋白净如蛋青的女人和孩子被汽车一批批拉入河父海母之地，住进了那一排排把村人的房子比成瘪三的青砖房里。这是第一批油田工人的家属子女，他们整天无所事事，时常成群结队地在田野上转悠，为检到一串小野瓜或发现一窝没毛的鹌鹑而吵吵嚷嚷。
常家老二风是蛤蟆湾子村唯一去过青砖瓦房的人。他向村人绘声绘色地描述其所见所闻。“油鬼子和他们的老婆孩子吃的全是雪白的馍馍，菜里漂着一层的油花。”风被一家的女主人请吃了一份从食堂打来的饭菜。“香着呢？”他在上工时称赞饭菜味道，三天后还能嗝出肉香来。
但往后讲的事却让村人大倒胃口，那就是一间房里要住五六户人家，打的是通铺。风嘿嘿地笑着向大家描述他的推测：“五六对男女黑夜里紧挨着睡，你们想想那情形吧。工人们可不象咱，他们晚上要上夜班，黑灯瞎火地干活回来，谁保证会躺不错地方？把身下的女人侍弄半天，是不是自己老婆鬼才知道！”
河父海母26（30）
这话让女社员们一个个面红耳赤地远远走开。几年前在那场井火中丧生的小四川等人与村人建立起的邻里亲情，很快便因钢管铺路，对村人偷油的污辱、白馍大肉和青砖瓦房里的龌龊之事给切断了。
脸蛋白如蛋青的油田家庭和孩子被汽车载入海父海母之地不久，数百名来自省里、地区和县里的半大孩子排着整齐的队伍、打着红旗、喊着口号开进河海公社。蛤蟆湾子村人这才明白，致使村人再无心各地过日子的，并非鲍文化、小毛头、邓青菊这些人，而是来自强大的外力，而村里搞的那些革命活动，只不过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暴风雨前奏。
很多人预感到，这场政治风暴比近使村人外迁的自然风雨来得更为凶猛。河父海母之地的这个夏天晴空也会突然打雷，尽管每场急骤而至的雷雨都会被邓家老四兆财准确地预知，但村人仍被变化无常的天气搞得晕头转向。
来自城里的半大孩子们被这片土地上的采油树和村人原始的生活方式所吸引，看什么都新鲜而好奇。他们步调一致、组织有序，每天都忙忙碌碌，把写满毛笔字的大纸贴得满街都是。这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贴满墙的大纸，常常被一阵疾风暴雨冲刷得无影无踪，他们从头另来，没有丝毫的倦怠。他们不分昼夜地在河海公社的学校和每一个村以及油田工人集聚地搞宣传，比做任何游戏的兴趣都浓厚十倍。对这些来自城里的孩子，刘氏个个喜爱，她毫不吝啬，大锅大锅地做最可口的饭菜招待孩子们，在为他们做饭时喋喋不休地询问每一个人的姓名和家里都有什么人。
她用最朴实的话招呼大家，不仅在自己家打了足能容下二十个人的地铺，还动员村人为城里孩子腾地方住宿。蛤蟆湾子因此成为了红卫兵的暂居点。
一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孩子显然是同行者的头头，她时常在饭后帮刘氏涮筷洗碗，而刘氏潜意识里把她当成了十年前的红霞，她不仅有红霞一样的笑声，还与与红霞重名。还是在刘氏把饭菜第一次端给她时，她没等刘氏询问便自报家门：“大娘，我叫齐红霞，是省第三中学团支部书记。”“是吗？”刘氏当场便愈加眉开眼笑地对她另眼相看，“俺家也有个姑娘叫红霞呢！”
两个人因此在极短时间便将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近，产生了母女般的亲情。两天后，当刘氏诚意挽留她和同伴们多住些日子时，被姑娘嘻笑着拒绝了，“大娘，我们后天就走。”起初，刘氏误会了姑娘的意思，恳切地说：“今年是丰收年，俺家光夏粮就分了三千多斤呢，不会让你们挨饿。”她甚至拉姑娘去看自己家的储藏粮。姑娘被惹得咯咯直笑，告诉刘氏，他们这次是来串连的，就是约上农村的红卫兵一起出去闹革命，最后兴奋地说，“过几天，我们还要去北京城呢！”
这话让刘氏吃了一惊，“北京”两个字虽近几年灌满了她的耳朵，但她却认为那是可望不可及的地方，远的象在天边。在刘氏的迷惑中，姑娘已带着同伴去忙自己事情了。虽然这话出自红齐霞之口，刘氏仍然将信将疑。
但两天后，当数百名到河海公社串连的红卫兵打着红旗喊着口号离开河海公社时，刘氏在公社中学读书的孙子邓红旗也跟队伍走了。这个消息直到第二批半大孩子来到河海公社家里人才知道。“天呢，红旗真的到天边去了！”刘氏的心象被掏去的一般。她知道，孙子已经根本追不回来了。
一家人仿佛这时候才猛然想起突然某天从神情到言行变成成人的红旗。此前，花曾对儿子比侄子跃进的显然晚熟暗暗焦急。跃进十二岁便在生产队顶整劳力干活，十六岁当生产队长时已变成了一个唇上生着黄黑绒毛五大三粗的棒小伙子。而此时的红旗显然还是个孩子，他每天晚上背着黄书包回家，除了写作业便是象跟屁虫似地围着红霞转。偶尔和比他小好几岁的弟弟妹妹们玩耍，神情专注而幼稚。花不止一次地对大嫂秋兰说：“跃进是个大人了，可红旗还是个孩子，他们才差一岁啊。”秋兰并不这样认为，她的理由是红旗个子也不矮。这倒不假，红旗虽然虽然身材单薄，但十六岁的少年看上去个头已超过了他过世的父亲兆富。“我不是说这个，”花说，“他压根就没个大人的样子。”
河父海母26（31）
但是，某一天早晨，当花打发红旗去公社中学上学时，被儿子的突然变化吓了一跳。红旗不再把书包斜挎肩上，而是拎在手里，柔顺的头发变得卷曲而凌乱，白净的额头出现了清晰可辨的皱纹，二目深沉表情忧郁。面前的儿子使花一下子想起了兆富，红旗活脱脱一个十七年前的兆富。
那时，由于对磨面机器的痴迷，年轻人带着行李卷儿闯进了花的家庭。就在那个飘着粉尘的磨房里，在新婚的前一天夜里，花把身子交给了年轻人。在毫无思想准备下发现儿子突然变化的花，没有感到惊喜，而是担起心来。她认定红旗得了病，焦急地将看到和感觉到的一切告诉了婆婆刘氏。事实上，就在二儿媳目瞪口呆地站在红旗不远处端详儿子时，刘氏也发现了红旗的变化。但是，老人却丝毫没感到吃惊。她嗔怪二儿媳大惊小怪，说邓家所有的孩子都这样，小的时候个个乖顺得象只小猫，可总会在不留意间变成一个怪人。为证实这种说法，刘氏向儿媳讲起兆富的从小到大的怪异举止，说起刚生下兆富时眼神忽明忽暗的那些日子。
“邓家的儿孙没有一个不是怪人。”她最后这样总结道。婆婆的话没有释解花的疑虑，花变得更加忧心重重。一天晚上，她将自己的心事讲给红霞听。在她看来，邓家最了解儿子的是红霞。她知道，红旗从进入邓家后最依恋和和的人是红霞。红霞正在洗涮碗筷，一只碗从她手里滑落到地上，幸好没有摔碎。她拣起碗继续干她的活，没有接花的这个话题。
红霞
红霞是唯一在事先知道红旗外出的人。红旗临走前的那个上午，她正在给学生上课，红旗突然大汗淋漓地出现在教室门口。虽然猜不透红旗要说些什么，她却从对方的神情和目光中发现了一种急于表达什么的冲动。这使她乱了方寸，心咚咚跳个不停。在教室外的屋角处，在王青山从另一间教室里传来的抑扬顿挫的领读声里，红旗呼呼地喘着粗气，不停地用袖口拭撺着汗水，无比坚定而又清晰地对她说，“我现在要走，可我早晚有一天会娶你！”说完，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学校的院子。
红霞呆呆地在原地站了很久，她记起几年前红旗说同样话的情形。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但两个人的嬉戏已超出了老师和学生的界限，友情中地掺杂进了许多说不清的成分。那时候他紧紧地抱着她，把头深深地埋在她的胸前，而她却在冲动与理智中挣扎，用了最大的努力才把对方推到在地上。
那次，红旗说出了一个成人才会说出来的话：我早晚有一天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