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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救市行动是必需的
尽管有刚才提到的那些相当令人不快的后果，但对次贷危机主要的短期矫正（非常不幸地）还是一些救市行动的组合。当然，这些措施也有可能会出现没能产生任何效果的情况。救市行动吸引了公众的注意，而这些行动可能是以牺牲大多数纳税人的利益来应对那些极端的情况。在防止某些多米诺牌倒下的同时，这些救市行动也有可能会伤害到大众的信心。救市行动的采用可与试图通过对病得最厉害的人以及离死亡最近的人全力进行救治，以控制疾病流行的行为相提并论。因此，由于这次次贷危机的影响程度巨大，次贷危机的后果主要是影响相对弱势的社会成员的这种非对称状况，我们还是必须尝试着进行救市。这就是本章后面将要深入讨论的次贷危机解决方案中的相关部分。
尽管政府一般很少使用“救市”这个词，但它事实上从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为公民进行过救市了。在戴维？A？摩斯出版于2002年的《当其他所有方法都失败了：政府是最后的风险管理者》一书中，他认为：“风险管理在美国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而且广泛深入的公共政策。没有它的存在，美国的经济将面目全非。”事实上，经济理论学者必须时刻考虑到那些隐藏得很深，没有明确说法的世界各国政府与它的公民和企业间达成的那些风险管理合同，忽视这些普遍存在的合同关系将会犯下严重的理论性错误。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不按时吃饭的小孩子的例子上，现在让我们假设孩子的父母中有一方心情很忧郁，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个孩子大发雷霆可能会使整个家庭的情绪失控。聪明的父母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可能会放过这个不守规矩的孩子，事后再考虑怎么样去教训他。
家庭的情况与国家的情况并不完全不一样。很多家庭都存在一些长年累积下来的状况。不和与怨恨可以被暂时掩盖，但这些问题总会时不时地冒头。陈年旧账会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翻出来。在这种气氛紧张的时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讲出过激的言辞，以免对方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甚至一年后都还耿耿于怀，并且又成为了下一次冲突的口实。
与此类似，政策制定者必须努力防止出现经济灾难，因为这种灾难有可能引发对我们经济制度长期不信任的情况出现。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已经离我们远去——至少从时间上看是如此。尽管我们对那些过去的日子一直都没能忘怀，但现在我们的心理状态已经达到了不再受当时那种情绪所左右的程度。
那些标志着大萧条开始的事件为我们后面几十年的生活设定了基调。在大萧条中，首先被抛弃的是那些曾经拥有良好的而且看起来似乎还很稳定的工作的人，他们的灾难也由此开始，比如说由于丧失抵押赎回权而失去家园。有的人只留下了很可怜的一点点财产，因此不得不满脸羞惭地随着等待救济的人流缓缓移动，去领取面包，或者时不时地在分发食物的流动厨房里露脸。被裁员的中年人只能靠沿街出售苹果谋生。那些占据了报纸上主要版面、等待救济的如长蛇般的人流和沿街叫卖的小贩的照片，让整个社会增添了更多凄凉的气氛。这些景象深深地烙进了美国民族的精神里，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种象征，代表着整整一代人的耻辱。
通过探寻这些表明金融崩溃的证据，我们被带回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由无数投资公司共同结成的一张巨大的网开始被一点点撕破。当那些非常可靠的银行突然间关门——特别是因为没有能够及时提出自己的存款而身无分文的时候，人们感觉自己被深深地伤害了。那些排着长队，试图从倒闭的银行取回存款的无辜人群的照片，为我们展示了另一幅活生生的景象。这使得当时的情绪大杂烩中又加入了愤怒和失望两种元素。
这些经历，以及反映这些经历的那些影像，标志着美国人内心世界的急剧变化。这些变化是根本性的，反映出了深层的心理的悲伤。弗雷德里克？路易斯？艾伦在他1931年出版的《只在昨天：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简史》一书中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时候），不管漫步在美国任何城市或城镇，人们很难不注意到这些景象。”女士的着装风尚变了：短裙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正式、很少暴露的款式。“终于过去了”的这种感觉是如此地让人兴奋，我们正昂首迈进一个甩掉所有禁忌的新时代。浪漫、充满诗意的戏剧和小说重新流行，取代了那些挑战我们当时价值观的作品。对企业家及精明生意人的追捧的热情开始退潮。对当时还算惊世骇俗的先锋理论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热衷也变得不是很常见，甚至对宗教的思考也向更传统的方式回归。
1932年，精神病理学家Ｗ？贝兰？沃尔夫写道：“整个国家笼罩在心理疾患的阴影中……那些失业的美国人呆坐在家中收听广播（前提是他还没有被逐出家园），或者谦卑地站在那些领取食物的等待救济的人群当中，或者满脸愧疚地向社会机构申请救助——如果这些都被拒绝了，他就只能向最无法忍受的那种人格侮辱低头。奴隶的道德观又回到了我们中间。”
20世纪30年代，激进的情绪在进一步强化。哈维？克勒尔在他出版于1968年的《美国共产主义思潮的全盛时期：大萧条时代》一书中，描绘了美国人，包括工人和知识分子，怎样被共产主义理论所征服，20世纪30年代也因此被称为“红色年代”。劳资关系出现恶化，双方甚至产生了敌意。劳动争议的激烈程度非同一般，有的时候甚至演变成了暴力。从对经济信心的影响方面看，目前的次贷危机在某些方面与大萧条的发端非常相像。
弗朗索瓦？棱勒2007年出版了法文书《我们所面临的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这位法国商业杂志《回声》的编辑发现，价值观和传统习惯的改变，信心的丧失，甚至是失望情绪的出现，都是同时发生的。身处那些美好的年代时，人们都非常乐意进行合作，并乐意向他人提供帮助，但当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开始变调时，他们就会变得自闭、易怒、恐惧和自私。
本杰明？弗里德曼在他出版于2005年的《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一书中，引用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大量证据，说明当人们看到未来充满无限希望的时候，他们更能进行建设性的协作，支持民主的理想以及政治和社会的自由化；而当人们看不到未来的发展前景时，他们的理想就会出现大的倒退。
弗里德曼指出，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特别是欧洲，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从所有的方面都证明了他的理论完全可以预言法西斯主义、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最终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对于他的理论来说“显然是一个例外——很多方面的例外”。在美国出现了令人费解的合作和改革精神，而且最终通过新政而得以具体化。虽然当时面临着巨大的动荡局面，但与此同时又具有积极的制度变革和进步的理性追求，这些积极的方面冲抵了由萧条产生出来的绝望情绪。劳资双方以及穷人与富人间的敌意，也由于有了正共同迈向更美好的明天的共识而得以缓和。
在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局面时，美国和欧洲对大萧条所做出的反应开始时是完全平行的，这点我们可以从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找到明显的证据。获胜的盟国向战败的德国提出高昂的战争赔款要求，根本没有考虑到这种要求对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可能产生的破坏，这些条件可能在战胜国和战败国双方的国家间以及民族间引发强烈的对抗情绪。凯恩斯写道：“如果法国自己的金融情况处于混乱到几近崩溃的状况，如果法国被从精神上与自己的朋友孤立，如果流血、苦难和盲从的情绪从莱茵河一直向东蔓延到两个大陆上，那么，法国会因为把岗亭建在莱茵河上就能获得安全感吗？”
历史证明凯恩斯对当时那种不合时宜的经济安排可能带来的社会变化的忧虑是正确的，他所忧虑的那些问题很可能就是导致后来在一代人之后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我们必须时刻关注公众对公正和公平待遇的理解，关注公众对我们的经济体系向前发展，并为所有人提供公平机会所具有的信心，然而这个信心目前正被这场次贷危机严重地侵蚀着。
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风险，对当下的经济危机的不当处置可能会使我们的社会退回到很久远的过去，这种倒退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生活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生活方面。我们现在必须立即行动，防止任何可能危及我们社会团结的严重危机出现的可能性。对经济体系的信任以及信心的丧失可能产生的后果，不仅会影响到经济体系本身，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组织，让我们大家遭受更多本不应该出现的苦难。
现在所需要的紧急的修补与大萧条时期所提倡的情况类似。曾任美国住宅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主席的亨利？B？斯蒂格尔在1932年时说：“当然，它确实牵涉到违背现有的政策和观念的问题，但我们在眼看着一所房子正在燃烧的时候，不可能再站在旁边，对采用哪一种方法灭火进行无休止的辩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本能地采用任何最方便而且能最快达成目的的最有保障的方法。”
这个火的类比是比较恰当的，因为我们当时和现在所共同面临的真正的问题，确实像一场突发的大火——飞快地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项业务到另一项业务，快速传播各种问题。次贷危机更为严重的后果在于“系统效应”——那些在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