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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龙死了？我，凭什么相信你？”沈默质疑。
“我知道空口无凭你是不会相信的。幸好我留下了证据。”老头儿掏出自己的手机，调出了一些照片，“你自己看吧！”
沈默迟疑着接过，一张张翻阅。第一张，易龙的背影，对面是程度推着轮椅。第二张，女子开枪，易龙倒地的一瞬间。第三张，程度在踢踏地上的东西，一本黑色笔记本清晰可见。第四张，女子在摘易龙的手表。“这些东西足以让程度在深牢大狱中度过他的后半生！只是，这些证据如何保全？”
“这手机就送给你了。你的手机不是被易龙丢掉了吗？记住手机里预存了一个号码，危机时可以紧急呼救。”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知道这些？又为什么这么做？要我相信你，总得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还有，柳墩儿是什么角色？”
“柳墩儿？你太高看他了，他只不过是个傻子。”老头儿摇头。
“傻子？你不远千里将一个傻子从山东带到贵州，不嫌累赘？”沈默对着老头儿做出一个怪怪的笑容。
“年轻人，你刚才这一大堆的疑问，在我这里答案只有一个。一些陈年旧事，我本不想说，可是，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份儿上了，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柳墩儿—是我儿子。”老头儿的的语气一下变得沉重起来。
“柳墩儿是你儿子？你是……”沈默一时目瞪口呆。
“山东聊城人氏，本姓柳，贱名柳岩。你拿的那本于道泉日记，正是家父的遗物。”老头儿说。
提到于道泉日记，面对主人，沈默不禁赫然：“柳先生……我……”
老头儿摆手：“不必解释，你是买。你留了钱的—人民币一千元。”
“我……”面对老头儿的大度，沈默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还有什么要问的？我索性全都满足你。”老头儿说。
“你怎么对沙漠玫瑰的事知道这么多？我在聊城时听说你这些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人说是去了台湾，有人说是下了东洋，还有人说在黄河边上看到了你的尸体……”
“说来话长了，1947年那年秋天，解放军打下聊城的那天。家父自杀身亡，他是忠诚的国民党员。那时我才一岁零三个月。母亲不敢声张，谎称父亲暴病身亡。那时，到处乱糟糟的，打仗死的人多了去了。没人关心你是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自己当天晚上脱下的鞋子到第二天早上还能不能穿到脚上。母亲草草地把父亲葬了。我实际上是母亲一手带大的，到了1966年，那年我刚满二十岁。按那时候的婚姻法，刚到结婚年龄。母亲做主给我订了一门亲事，女孩儿我一次也没见过，只知道比我大三岁。母亲对我说—女大三，抱金砖。当时，我们家很穷，只有那一排旧房子。而且，那年，聊城县革命委员会的人已经对我父亲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虽然还没有找到明确的证据。那个时代，如果家里出了一个反革命，几代人都抬不起头来。其实，在母亲心里，只要有姑娘肯嫁到我们家，那就是烧了高香了。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拜了天地。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婚礼仪式是向毛主席的画像行鞠躬礼。但是，我母亲却显出过人的执拗。她坚持要办旧式婚礼，因我们家三代单传，没什么本家，婚礼只请了几个近邻长辈。所以，我的婚礼有些冷清，酒席也只摆了两桌。新娘子一身红嫁衣，袖子长的有些不太合体，顶着红盖头。拜完天地，入了洞房。我们那儿兴闹洞房，闹得凶。几个发小把我推出洞房，和新娘子嬉闹。突然，一个接一个的杀猪似地嚎叫着跑出来，一个个面容失色，犹如撞鬼一般。我以为出了什么事，赶紧跑进洞房。就这样，我第一次看到了我的新娘子。一张奇丑的面孔。我感觉天旋地转，转身就往外走。新娘子却一把拉住我的衣袖。天！那是一双怎样的手啊。每只手都有六根手指！我拼命掰开她的手，跑出了洞房。一边跑一边扯掉身上的新郎装。我找到母亲，对她老人家狂吼乱叫。我知道母亲养大我不容易，二十年来我从不敢对母亲大声说话。那个时候，我实在控制不住了，我几乎就要疯掉。我冲母亲嚷：‘妈呀，我的妈呀！你是我的亲妈吗？你干嘛要这样害我！弄个妖怪来天天睡在我身边！’母亲的脸色很冷，冷得让我心寒。她说：‘我们这样的人家，还有资格挑三捡四吗？有姑娘肯嫁就不错了！你知足吧！’我呛声道：‘我宁可终生不娶也不要她！’母亲训斥：‘拜了天地要不要就由不得你了！再说，结婚证也领了，县革委的大红印章盖着，你说不算就不算了？终生不娶，说得好听。真让你打上十几年光棍，给你头母猪你都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我都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给我办的结婚证，也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手段居然在没有我本人在场的情况下办了结婚证。我说：‘领了结婚证怕什么？人家生了孩子的也可以离婚呢！’母亲冷笑：‘离婚？你以为县革委是你家开的？什么理由？嫌新娘子丑？不用县革委判，我就能给你判—你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人家姑娘怎么了？三代贫农！根红苗正！你是什么家庭？你祖上是前清进士—典型的剥削阶级！你父亲……你嫌弃人家？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也配！你和三代贫农的女子打离婚？你能打得赢？就算是你吃了熊心豹子胆，难道县革委的人也敢陪着你发疯？’母亲的话让我发狂，因为我知道，母亲说的是现实。一切都已经是木已成舟。我狂乱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发出死一般的嚎叫：‘不！不！妈！妈！我死都不要她！’母亲一掌打在我脸上，火辣辣地疼。母亲厉声喝道：‘你敢！’我愣了一下，随即号啕大哭：‘妈呀我的亲妈呀！你可算把你儿子给毁到家了！’母亲一把将我揽在怀里，陪着我放声大哭，双手捶打着我的后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儿啊，我的儿！别怪当妈的心狠，咱们柳家还指望着你传宗接代呢！妈不能眼看着柳家断了烟火啊！儿啊，你要想开点儿，过了这一夜你就会明白。女人，关了灯都一样。只要能陪你过日子，能给你生娃娃，就是好女人……’我们母子抱头痛哭。我的人生，就在那一天给彻底改变了。痛苦无以复加。疯狂地喝酒，一杯又一杯，一瓶又一瓶。真想醉死算了。一直喝到人事不知。第二天醒来，我睡在洞房里，那个女人睡在我身边。两个人都是赤身裸体。我已经记不清楚头一天晚上的事情。旧的创伤未平，新的打击又至。我看到了那个女人的双脚—居然每只脚上都长有六个脚趾！我的的确确是娶了一个怪人。突然之间，我就感觉到自己老了，仿佛经历过沧海桑田。我没脸见人，甚至在大街上的一条狗看我一眼，我都会认为它在嘲笑我。三个月，度日如年的三个月。三个月之后，我离家出走。那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到处都是红卫兵，他们在搞全国大串连。只要红袖章一往胳膊上一套，坐车、吃饭、住宿全都不要钱。我混在红卫兵的队伍里，从聊城到济南，从济南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广州。踟蹰在广州街头，我突然萌生一个念头—偷渡！在那个年代，偷渡意味着叛国。但是，对于婚姻的恐惧让我有了空前的勇气。我是幸运的，成功偷渡到香港，然后到台湾。那时，国共两党隔岸对峙，出于政治的考虑，对从敌方投诚过来的人是一种比较矛盾的心态，既表示欢迎，又不完全信任。在台湾，我的生活陷入困境。后来，为了取得台湾当局的信任，我开始寻找父亲的故交，以及能证明我父亲是中国国民党党员的证据。我意识到，父亲的死，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是自绝于人民。而对于中国国民党而言，那是为党国尽忠。父亲理应从国民党哪里得到更好的礼遇。我想到的第一个人是傅斯年先生，傅先生是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的后代，也是聊城人。傅先生在去台湾之前是北京大学的校长，是能和蒋介石总统说得上话的人。关键是，傅先生和我父亲有些交情，也知道我父亲的情况。但是，我并不知道，傅先生早已在1950年去世。我的希望再一次破灭。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父亲在齐鲁大学的同学，一个姓胡的先生。他资助我去了日本。当时，我并不知道那姓胡的是个汉奸，更不知道他暗地里把我送给了沙漠玫瑰。就这样，我满心欢喜地以为遇到了贵人，却稀里糊涂地成了沙漠玫瑰的一名杀手，一名顶尖的杀手。随着我在沙漠玫瑰中地位的上升，我开始接触到一些较为机密的文件。也渐渐清楚了沙漠玫瑰的性质。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说实话，在日本，我也帮沙漠玫瑰做了不少坏事。但是，当我接触到沙漠玫瑰最核心的机密时，我惊呆了。他们所有的计划都是针对中国。这个计划从清朝末期就开始制订，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完善，已经日臻完美。在这个计划中，摆在第一位的自然是梵天之眼。但梵天之眼只是计划的一部分，那是一个异常庞大的计划，我说一项吧，他们甚至于想把红崖天书整块岩体切割下来弄到日本。沙漠玫瑰之所以信任我，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我是从大陆叛逃的，自然仇恨中国—像很多汉奸那样。可是他们忘了，我是中国人，我身上流的是炎黄的血。汉奸我不当，卖国的事我不做。几个月前，我平生第二次做了‘叛徒’。我离开了沙漠玫瑰。他们曾经派人追杀我，哈哈，我在沙漠玫瑰这些年也不是白混的，他们那些招数我清楚的很。所以，我到现在还活着，还能在暗中出手帮你。其实，我原本并不想招惹沙漠玫瑰的人。只是想暗中给你提个醒，才在虞江码头给你写了四个字。只是，你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聪明，你一直没有对那四个字给以足够的重视，才害得我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露面。因为，我不想看到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