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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如风   -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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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地位尊崇,有地可图,藏僧来内地也络绎不绝。元朝大德年间,藏地每年平均有千名僧人来内地,其中除一些奉召为帝王宗室做佛事外,不少人是来中原和江南贩运货物求财的。他们往返的巨额费用不仅元政府要“报销”,连交通工具都是元朝政府全程提供。由于贩运货物数目巨大,每年都累死驿马无数。为此,元朝的汉臣痛心疾首地讲:“佛以清净为本,而僧徒(包括内地的汉僧)贪慕货利,一事所需,金帛无算。生民脂膏,纵其所欲。(此辈)又复畜养妻子,行不修法,适足以亵慢天神。比来佛事愈烦,累朝享国不永。”特别可恶的是,不少藏僧身佩金虎圆符,“络绎道路,驺骑数百,驿舍至不能容。”气焰嚣张之外,还常常霸占民房,逼淫妇女,没有一点佛家子弟气象。
  可笑的是,元朝统治者,不仅帝王宗室男子受戒,妃主及贵臣妻妾,也常常延诏帝师入家中“受戒”。“其夫自外归,闻娘子受戒,则闭户不入。”如此,“受戒”竟成为贵族妇女与番僧淫乱的绝佳借口,蒙古王公往往戴大绿帽也不悟。八思巴见忽必烈壁画
  “妃王寡居者,间数日,则亲自赴堂受戒,往往恣其淫佚,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草木子》)。这些大和尚平日酒肉不离口,营养丰富,吃嘛嘛香,身体特棒,自然踊跃兴奋地“为淫民服务”,满足那些寡居久旷的贵族妇女欲求。由此,他们又会得到更多的物质回报。“为其徒者,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薰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最嚣张时,不仅藏僧敢从监狱抢人,连宗王王妃也敢因争道而拉之下马,痛打恶骂,胆大包天。“事闻,诏释不问”。元文宗时,还颁旨令:“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骂)之者,断其舌”,对藏僧回护至极。
  番僧中最恶者,当属杨琏真加。忽必烈时代,此人被任命为“江南释教总统”。这位杨琏真加“怙恩横肆,势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他最大的“功劳”,是在元世祖默许下,发掘南宋诸帝陵寝。穷刨深掘后,杨琏真加盗尽南宋陵墓内的珍宝,然后把诸帝尸骨混在一起,又杂置牛马枯骨埋于地下,上筑一塔,名曰镇南塔。而且,密宗习俗,“得帝王骷髅,可以厌胜致富”,所以,南宋诸帝的头盖骨,均被杨“总统”挖出镶金嵌银当成洁器和酒器。特别是宋理宗尸体,由于传说中他嘴里有大粒夜明珠,被杨琏真加派人倒悬于树上,沥干水银后,遍剖胸腔头部,探找那只大珠子。除南宋诸帝陵外,杨“总统”连南宋旧臣的坟墓也不放过,共掘坟一百一十一处,彻头彻尾一个“掘坟贼”。杭州任上,杨琏真加“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且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百十有一、杂宝贝五十有二、大珠五十两、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赋税直接交他)……”这些“罪状”,只是他贪渎的很小一部分,“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论也”。对此,元廷的处理也只是“籍其妻孥田亩”,抄家了事,没过多久就把杨琏真加放了。现在,杭州灵隐寺内那些山上不伦不类的石佛像,皆是当年杨“总统”的杰作。
  对于宗教,忽必烈其实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只要对他“有用”。信奉什么都可以,前提是必须为蒙古统治服务。看似开明的宗教政策,实则蕴含勃勃杀机。举例讲,忽必烈对伊斯兰教大力扶持,但当有基督徒告诉他《可兰经》中有“尽杀一切多神教徒”时,他登时青筋暴露,马上找来大都的伊斯兰教士(蒙语译为“答失蛮”)询问此事是否属实。其中一名教士回答说确实有此类记载。忽必烈冷笑:“真主既然命令尔等尽诛异教徒,奈何尔等现在不立时杀尽他们呢?”此教士傻不拉叽回答:“时机未至,吾等尚缺尽诛异教徒的手段。”忽必烈大脸一沉,怒叱道:“我倒有此手段!”立命卫士把回话教士的脑袋卸掉。同时,他对回回人割喉杀羊的习俗和其他饮食习俗也十分不满,表示:“此辈乃我大元奴属,饮食敢不随我朝乎!”同时下令,敢有再以断喉法宰杀羊只的,将被以同种方式处死。
  虽如此,由于元朝回回人能经商致富和为蒙古人敛财,仍旧大受信任。特别是阿合马专政二十年,援引同类,回回人的势力更是渗透到帝国各个角落。值得注意的是,阿合马本人似乎并不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
  在宗教方面,忽必烈也擅长在各教之间搞制衡。乃颜叛乱失败后,望见战场上狼藉遍地的顶端饰有十字架的乃颜部军旗,元军中的伊斯兰教徒欢呼:“看吧,跟随这种宗教的人,已经被歼灭了!”忽必烈闻言,坐在大象背上顿发雷霆,发表高论,指出乃颜的失败,正是他叛逆之行激怒了上帝,所以才遭严惩。“上帝”是不能被冤屈的,上帝不会站在乃颜这种谋逆之贼的一边。所以,每逢复活节等节日,忽必烈总是装出一脸虔诚,与基督徒们一起举行宗教仪式,像模像样,收买人心。从他对马可·波罗一家的厚待,可以看出忽必烈对基督徒确实有好感。这些人不仅能向他贡献各种异宝奇珍,又能向他讲述各种奇闻佚事和蒙古人未到之地的风土人情。
  忽必烈时代,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最为沦落。邱处机死后,全真派随着教长的死亡一蹶不振。特别是二次佛道大辩论,倾向性明显的忽必烈彻查道教徒伪造道经之事,并下令当众剃掉参与辩论的道士头发,迫其为僧,狠狠羞辱了这些“仙风道骨”的道徒。当然,道教中的正一道“天师”张可大由于在忽必烈攻南宋鄂州时献过媚言,说“王爷后二十年当一统天下”,忽必烈记之于心。大元建立后,张可大已死,忽必烈便把其子召至大都封官晋爵,派他主持江南地区的道教事务。所以,忽必烈本人身上“萨满教”的蒙古人心性十分明显,对于谶言、巫术、烧骨、施咒等等怪力乱神最感兴趣,教门义理倒成为次要。除正一派外,北方的太一道因能为皇帝“祠醮”,也一度大受青睐。总体而言,元代社会中,汉人本土宗教道教颓势明显,连遭打击。且一蹶不振。到了清朝,异族入统中原的帝王们与元帝一样崇佛,道教更是被排挤得几无立足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蒙古人对亚洲特别是中西亚的伊斯兰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以伊儿汗国为例,旭烈兀与其蒙古、突厥上层统治集团曾到处残杀迫害伊斯兰教徒。但是,到他曾孙合赞汗统治期间,为了能使宝座稳固,合赞汗下令全体上层蒙古统治集团及军队将领、士兵全部皈依伊斯兰教,由此,波斯大地彻头彻尾变成了伊斯兰地区。昔日存在的多种宗教,几乎全为一种宗教所代替。这种局面,如果不是蒙古人的铁血政策,单靠宗教本身的力量,不可能如此快地“立竿见影”。在汉地,忽必烈并未被儒臣说动“以夏变夷”,伊儿汗国和金帐汗国蒙古统治者却被当地征服者同化。同化后,他们靠强力使广大地区泛伊斯兰化。世界历史上最饶有趣味的一个现象是:一个地区一旦伊斯兰化,就会永远伊斯兰化。可悲的是,强力的合赞汗死后,伊儿汗国迅速衰落,军事帝国的弱点很快把汗国带入坟墓。而他推行的伊斯兰化,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而已。


虚幻的“大一统”—忽必烈死亡时的政治现实


  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东北宗王乃颜造反。乃颜乃是成吉思汗弟弟斡赤斤的后代,其祖父乃著名的塔察儿国王也速不花。忽必烈统治后期,为了抑制东北诸王的势力,罢去北辽东道等宣慰司,在东北置行省进行统治。由于利益受损,乃颜大为不满,便勾结以海都为首的西北诸王,发动叛乱。
  “时西北诸王多欲从之,帝以为忧”。由于侍臣出主意,忽必烈对骑墙的西北诸王大加赏赐,暂时分化了乃颜的联合阵营。虽如此,依旧有胜纳合儿、也不干等蒙古宗王与乃颜联兵,共同造反。忽必烈军事方面很有一手,他派伯颜先据和林,割断乃颜与海都等人的联系。然后,年逾古稀的老皇帝御驾亲征,从上都出发,往讨乃颜。
  同为“黄金家族”,现在成为敌人。双方对阵,“时将校多乃颜部人,或其亲旧,立马相向语,辄释杖不战。”这种战场情景很滑稽,由于元朝蒙古军中高级将领均与乃颜部有关系,交阵之时,不打不杀,双方倒唠嗑叙旧,真是罕见。知此情状后,忽必烈“深以为忧”。最后,还是汉臣叶李出主意,让汉将李庭(其实是女真人)、董士选两个人统率汉军当前,列“汉阵”首先与乃颜部队开战,“而联大军断其后,以示死斗。彼尝玩我,必不设备,我以大众踣之,无不胜矣!”忽必烈从之。
  李、董二人汉军百战之余,与乃颜蒙古人没有任何瓜葛,又有皇帝在身后坐阵,故而勇气百倍,无不以一当十,在火炮掩护下,高声呐喊,杀向遍树十字架的乃颜蒙军(乃颜本人信仰景教,是基督教一个分支)。“乃颜败走,追执之”。
  忽必烈处死乃颜的方式很特别,由于这位王爷是皇室血统,不能让这么“高贵”的血胤滴沾于地。所以,元世祖给他安排一种“安乐死”——用毛毡装裹起乃颜,派数名壮士猛摇猛抖,活活把乃颜摇抖至死。此等死法,其实远不如一刀痛快。
  至元三十年(1293年),蒙古宗王海都又是侵逼和林。已经快八十岁的忽必烈强拖病躯,又一次亲征。海都乖巧,闻讯退走,大有“逗你玩”之意。
  当时蒙古诸汗国,实际上都已经处于事实的独立状态,根本再难重新统一。何者,其他蒙国汗国统治者认为忽必烈违背“国俗”,已经不是草原精神的代表。特别是他在汉地施行的那种“定居”政治,与蒙古人的本性格格不入。名义上,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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