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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购风过去不久，社会上又展开了一场对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优越的讨论，起初只在民间闲谈，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后来就渐渐登上了报刊、杂志，引发一场辩论，也传到了我们的学校。
刚下了课，教室里高保平就和冯霞辩上了。
“不能说社会主义制度不优越，怕人说我反动；也不能说资本主义腐朽”，高保平先挑起了战争，“拿现在来说，我们中国人的四大件是收音机、缝纫机、手表、自行车，人家日本和美国人的四大件是汽车、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外加吸尘机、录音机、照相机，事实就证明了这两种制度的明显差别。谁优谁劣一目了然。要实在说资本主义腐朽，我看也是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
“问题根本就不是这么简单的认识”。冯霞激动脸胀得通红，“你就没有简单的历史知识。日本、美国和咱们国家的起点就不一样。从清朝末年开始，经过北洋军阀到蒋介石，几十年内，他们在发展生产力上有什么成绩？在发展生产力上有什么贡献？我们建国三十年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成就，同解放前的几十年比较，难道不是大大可以自豪的吗？你的这种思想有问题，是典型的崇洋媚外，是‘洋奴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哈叭狗’！”天津姑娘一激动，“大帽子”就给高保平飞过去几顶，“你是不是认为美国的月亮都要比中国的圆，日本的海水都要比中国的甜？”
高保平被噎得连吸冷气，“哎、哎，冯霞同学，咱们这可是正常的同学之间的辩论，可不是开我的批斗大会，干嘛火药味这么浓，温柔点嘛，咱有理说理，别扣‘帽子’，有理不在言高嘛，事实就摆在哪，你凶也说明不了问题，也别扯上什么美国的月亮、日本的水，班长，你说是吗？”他扭头望向我。
开学一个月后高老师召开班会让同学们正式选举班委会、团支部。因为我代理了一个月班长，再三声明不要把我作为候选人（咱这人在方面实在没兴趣），结果投票下来，班长仍是我，团支部书记是活泼可爱的天津姑娘冯霞。就这样班里年龄最小的反倒成了班长，这也可能是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对此都不太感兴趣，名利思想淡薄而把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而已。后来系学生会的两个高年级同学找我参加学生会，被我以各种乱七八糟的理由坚决拒之门外，强扭的瓜不甜，他们只好作罢，找了老大高健，当了学生会副主席。
听见保平问我，我想了想，“这个问题我认为不是简单能说清楚的，我有点同意冯霞的意见，当然她的那几顶‘帽子’除外，”。我周围旁听的几个同学都笑了起来，冯霞也不好意思笑着瞪了我一眼。“这个社会制度孰优孰劣的问题必须结合历史来看，建国前的历史冯霞已讲得很清楚，咱们国家的底子薄，甚至比一清二白还糟糕，起步点就不一样。”
“可日本战败后同样基础很差，挨了两颗原子弹后可以说在废墟中起步，可我国解放后三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生产水平却仍然比不上日本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宿舍的老二——广东人王志明在一旁插话。
“日本虽然战后变成废墟，但他只伤了皮肉，而未伤之元气。早在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天皇实行‘维新’，所谓的‘明治维新’，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采取发展生产，振兴工业、普及教育和富国强兵政策，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一百一十多年了。而我国从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是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时代，被人骂时称为‘东亚病夫’，被人夸时叫‘东方睡狮’，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只有四九年建国至今三十年的历史，同帝国主义国家一百多年、二百多年相比，所取得的成绩还不能算是奇迹吗？”我说得也有点激动，声音不觉一下就高了起来。
“说得好”，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几个周围已站了不少人围成一个圈，有不少外系的同学。声音是从圈外发出的。我循声而望，坏了，这不是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张玉保教授吗？他什么时候来的，难道这一节是公共课，怪不得外系的同学也都在（大学公共课是几个系的同学一起上大课），这下露脸可露大了！
“这位同学讲得很好”，张玉保教授走到我面前笑着说，“你是哪个系的？叫什么名字，我怎么瞧着你眼生。”我一下了脸红了，我们班知情的同学“哄”的发出善意的笑声，他基本不上公共课，你可不瞧着他眼生嘛！
“噢”，张老师似乎明白了什么，“没关系，你们都是大学生，成年人了，只要知道在做什么，该怎么做就行了。老师教课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明白。不过我的课考试你必须达到优秀，吴永成，是叫吴永成吧！现在咱们开始上课。”说完张老师向讲台走去，半道上突然转过头：“吴永成，我给你个建议，你可以把刚才你们几个同学的辩论写成一篇东西，发到报社，发到咱们学校和其它学校的校刊上，让更多的年轻人都来参加这个讨论，真理是不怕辩论的，越争越论才会显出她的永恒！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经过多少年理论和实践证明的，并不能因为我们国家暂时的落后就对这个制度本身产生怀疑。实践会证明她的正确，历史会告诉我们一切的。”
正文 32。一九八0年 我来了
“不平凡的一九七九年过去了，回忆过去，无限欢欣。
一九七九年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四化进军的第一年，是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夺取国民经济胜利的第一年。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国民经济的调整已初见成效，有了良发的开端，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清晨六时我在学校的操场沿着跑道跑着，学校的大喇叭正播送着一九八0年元旦社论。此时天刚微亮，操场上也没有几个身影，只有我一如继往地坚持自己的晨练：跑步热身——打拳健身——背诵英、日、俄、法单词。入学快一个学期了，毫不脸红的说，早晨的我已成了对外贸易学院操场上的一道亮丽的固定风景线，这种毅力在一般年轻人身上是很难见到的。
一九七九年结束了，我边跑边想，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也八、九个月了，自己在这一年里做了些什么，在下来的岁月里又该如何做，以什么样的思维去面对这个世界？
一九七九年，正如社论中说的，是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夺取国民经济胜利的第一年，这是完全正确的，她标志着祖国已开始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虽然良好，但这也只是一个开端，各种政策仍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局限性很厉害，可以说是铁板一块：针刺不进，水泼不进。别说搞企业，就连个人想领营业执照办个小摊也是无门可寻、坚决不准的。在我印象中全国第一个领取营业执照个人练摊的是一个温州女人，在一九八二年办的，那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个体户，国家政策到八二年对个人经营在政策上才解冻，虽然在七九年十一月份中央批转了统战部下发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但这并不意味着小商贩们就能如何大施拳脚，只是告诉你给你平反了，你只是一个正常人而已，不再打入“另册”对待，也不用再看别人的白眼了。至于其它，休想！你当真告诉他，你可以练摊了，比划起来吧，打死他也不敢有这个念头。“文革”十年没把他们折腾死就算祖宗有灵了。所以现在中国的经济格局就是以国有经济占百分之百的绝对控制权，不存在任何杂质，即国有全民制为主体、集体经济为补充。至于“中外合资法”，虽已从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颁布并实施，我看目前也没有一家外国企业敢来，老外也害怕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这就是一九七九年，良好的开端，无奈的局面。逝者已逝矣。
“充满希望的一九八0年来到了，展望未来，喜悦无限。
一九八O年是全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的第二年，是夺取新长征第一个战役胜利的第二年，是八十年代的第一年，是关键性的一年……。”喇叭继续播送着。
一九八0年是关键的一年，对我也是关键的一年，必须想办法有所作为。七九年十月与鱼湾大队胡云珍一席“酒谈”，能影响到一个村甚至辐射到一个公社，但那毕竟影响太小。即使先富起来也是小打小闹，只能解决温饱有余的问题。况且农民由于受几千年封建残余的影响，受到了极严重的历史局限性：穷则自卑自贱自弃，听天由命；达则小富即安、固步自封、明哲保身。他们是一盘散沙，这不是我刻意贬低我们的父老乡亲，事实证明就是这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农民爆发的革命那是在他们觉得无法生存绝望时发出的怒吼，前提是有一个他们信赖的领头人。对，我就要做他们的领头人。只有自已有了雄厚的资本，只有获得他们的信任，才能有资格做他们的领头人。要想获得雄厚的资本，在国内八二年以前很难办到的，个人的力量与国家机器对抗，只能是螳螂挡车——自取死亡。我边跑边苦苦思索着。
“擦边球！”，对呀，旁边几个打球同学的一声喊提醒了我，走政策的边缘，尽可能、最大程度用活政策，打擦边球。只要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农民的早日致富，为什么不干？！！我抬眼一看，无色已大明，操场上活动的人也多起来，打排球、篮球，跑步、晨读的都有。
我的视觉一下明朗起来。自已前生循规蹈距四十年，默默无闻了四十年，养成了惯性思维，法律政策怎么样就怎么遵守，领导吩咐怎办干，一丝不走样照办；五年的秘书生涯更是磨圆了自已的棱角，只会按领导的意图去想问题，因为秘书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换位思考”，即很快进入角色，借自已的脑袋替领导考虑问题，为领导起到参谋助手的作用。久而久之，自已的脑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