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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状态堪忧。约14时半拆阅一大堆假期积压的来信和报刊。有《中华读书报》“97风云录”文列“马桥诉讼”两条起因——所谓《马》书“模仿”和为《天涯》做广告——均与诉讼事由无关，可见舆论搅水仍有残余效果。但此类曲解无须逐一辩白。世界之大，即便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人的误解应属正常比例之内。16时许继续译《惶然录》，得两页。此书稿理应年前交付出版社，眼下看来要拖到三月，奈何？惊羡原作者有如此美丽的思想和文字，可比出自己的肤浅和平庸。晚餐时接海南大学张志扬电话，答应明天下午去听汤一介、乐黛云、赵一凡等人演讲。又与一作家通电话，查清了《天涯》译稿中所引述他的一段原文。晚有孔见来访，听他谈邢家宋朝迁来海南以后的各种故事，其中将盗匪活捉后凌迟下酒时盗匪苦求一死的情节惊心。谈到我近期小说写作的打算，我建议取消“小说”概念而以“叙事”取代，以打通各种叙事文体的手法和破除传统体裁专制。
入睡前查电子函件，今天没有。
《天涯》改版，聚集了许多殊胜的因缘，也凝结了许多人的智慧和才华。
按照单正平的说法，《天涯》的编辑把每一期杂志都当成创刊号来对待。韩少功和他的同事们为刊物生产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些努力没有付诸东流，《天涯》在改版的当年就被《新民晚报》评为1996年国内文坛十件大事之一（居第二位）；第二年被《书城》杂志评为全国十二种精品杂志之一；1998年5月，作为中央电视台《文化视点》栏目选评的全国四种文学期刊之一，杂志主编蒋子丹应邀在该节目中介绍《天涯》；同年10月，在“上海在线”网上发布的“东方书林之旅”图书排行榜中，《天涯》是上榜图书中的唯一一份杂志。当时读书界流传“北有《读书》，南有《天涯》”的口碑。在短短的时间内，杂志就奠定了自身在中国人文知识界的地位，在国外的影响也渐渐荡漾开来。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家罗布？格里耶、汉学家安妮？居里安，荷兰汉学家雷马克，美国汉学家朱迪？###，日本学者山口禾子先后到《天涯》访问。有的还与杂志社的编辑一起津津有味地吃五块钱一盒的快餐。法国国立图书馆，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以及美国哈佛、耶鲁、芝加哥、柏克莱、斯坦福，日本早稻田，德国海德堡等六十多所世界著名大学的图书馆及汉学研究机构，都成为《天涯》的长期订户。而在海南岛一次民间问卷调查中，韩少功也和三亚的岈龙湾等名胜一起并列为热爱海南的十二种理由。
由于杂志特殊的定位，它的社会效应没有充分转化为经济效应。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天涯》还谈不上什么成功，而它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的影响，也没有被韩少功过高估计。在《我与〈天涯〉》一文中，他写道：“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也知道人类有了几千年的灿烂文学之后，酷爱贝多芬的纳粹军官要杀人还是杀人，熟读苏东坡的政客要祸民还是祸民，20世纪的坏事并不会比几百年前或几千年前更少。文学也好，思想也好，并不能阻止战争、专制、###等各种社会悲剧一再重演。那么一种杂志，无论发行量大还是小，质量高还是低，最终能于世何益？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字生产出来，只不过是像一些石子投向湖面，虽然会激起大小不同的一些浪花，但很快就会消失无痕，人性和社会的浩瀚大海仍然会一次次证明它最终不可变易。《天涯》这颗小小的石子能溅起多大的浪花？我十分害怕面对这样的冥想，特别害怕在夏夜的星空下来回答有关意义的难题。星空总是使我们哆嗦而且心境空茫。于是让我们还是回到阳光投照的办公室来吧。在我的面前，一篇等着要发的文稿终于在第八遍或者第九遍调整润色之后完成了编定，终于在我翻乱一大堆书之后完成了一段重要引文出处的校正。在这个时候，我只能认定这个大多数读者根本不会注意的出处本身就是价值，我的滚滚哈欠本身就是快乐。”“我们只是交出了我们的体温。”十年之后，在纪念《天涯》改版的座谈会上，韩少功又这样说：“《天涯》不是一个畅销的杂志，按照某种流行的成功标准，我们没有暴得大利和大名，是不成功的。但这不要紧。人一辈子不能光做聪明的事，有时也要做些傻事。如果我们以后回想这一辈子，这个风险也躲过了，那个苦头我也躲过了，这个人我没有得罪，那个人我也一直拉拉扯扯，我们的这一辈子就十分令人满意吗？人生要有意思，恐怕还需要做点傻事。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在我们这个大家都特别聪明的时代，我想说的是：我傻故我在，我们傻故我们在。”这些话显露了他机巧背后潜藏着的某种笨重的东西，世俗智慧背后某种愚不可及的倔强。玩味辩证法颇有心得的他，总是喜欢在相反的两极之间寻找安身立命的区域，让自己的心活络起来，不至于被一些观念绑架。
马桥事件（1）
被《新民晚报》评为1996年国内文坛十件大事之一的，还有韩少功的词典体长篇小说《马桥词典》。
尽管随笔的写作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但在韩少功的文学活动中，他最看重的还是小说的写作。他认为小说仍然是一个作家综合能力的表现，只是他已经读不下那些把事情写得有头有尾、有滋有味，却不能提供多少情感冲撞和心智开启的小说了。对于熟悉传统小说套路的人，技术因素已经不起作用，许多故事一开头就很容易知道结果。他试图尝试一种跨文体的写作，将许多非小说的因素引渡到小说中来，譬如把小说写得像散文那样，或者像随笔乃至诗歌那样。因为故事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对他的发散性的思维已经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制约，他不想为了维护故事的完整和人物性格的类型，牺牲文字的自由和思想的灵变，稀释掉作品灵性和知性上的内涵。实际上，在现代文学中，企图突破小说形式以获得更大的写作自由度的作家不乏其人，韩少功曾经翻译的米兰？昆德拉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小说中引进了哲学的玄议，插入了词典的小样。对形式的探索有时候是出于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有时候是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让内心的东西能够畅快地流淌出来。
在下乡汨罗的时候，他就发现当地的方言里有许多特殊的词汇，有的发音可以追溯到先秦的时代，有的含义却源自某个村落的典故，因此，外来人要进入当地的语境之后才能听明白其中的所指。不过，他对语词的自觉捕捉是从80年代前期才真正开始。那时候，对湘楚文化的兴趣使他不断寻找机会到湘西去进行田野调查，随身携带的本子不仅记下了一些民歌民谣，也记下了一些别有意思的语词和短句。直到90年代初，参加过海南省作协一些###的人都能够看到，韩少功总带着小本子，有时不知在记些什么。作为作家的韩少功是一个十分勤勉的学习者。就像有的论者所说的，他对语言的兴趣暗合了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存在的本体问题被转换为认识论的问题，认识论的问题又转化为语言的问题，语言成了意义生成和转换的“家”。这种不期而遇的暗合，赋予他语词兴趣以某种现代性，原本是一种文学预备活动的语词玩味变成了具有哲学意义的事情。
大约在1994年年初，一部词典体长篇小说的构思就在他的脑子里渐渐明晰，让他大脑兴奋起来并进入了状态。这一年，朋友圈子里的人就都知道他在鼓捣一本词典小说。为了避免受到干扰，他特地买了一个寻呼机，号码仅告诉少数亲近的朋友，电话则一概不接。他选择自己曾经下放过的、在中国方言版图中最为破碎的地区之一的湖南汨罗，作为小说的基本情景。因为对这里的语言生态、历史文化和生活风貌比较了解，又有过一些记录和思考的积累，小说写得还算顺利，在1995年秋就完成了初稿。
书写得顺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词典的形式巧合了他作为一个知性作家的秉性和散点透视的思维方式。从主体故事结构和主要人物性格的宏大叙事中挣脱出来，小说的结构一下就开放起来，有了许多可以自由进出的口子，作者也从一个接受严格纪律和绝对命令的士兵，变成了一个徜徉在水光山色中览胜的游人，兴起则行，兴尽则止，遇上绝妙的景观即可尽情抒发，否则也可以匆匆走过。在韩少功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随笔中，人们可以留意到他的思维并非遵循单一的逻辑路线，而是带有中国古典绘画中那种普遍使用的散点透视的格局。他没有始终站在一个固定的角度和立场上来观察事物，而是不断地挪动位置，从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立场角度来观照庐山，企图从中获得一种融会于心的贯通，而不是一种定见或成见。这种迷踪的思维给他的批评者带来困惑和困难，于是，他们有时候会把他当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来对待。在散点透视式的观察和叙述中，各个事物都以现象的身份获得平等的地位，它们都可以说是一个中心，并以中心的地位与其他中心交会成为一幅完整的画卷。
在《马桥词典》中，这些分散然而又交融到一起的中心，不是人物和事件，而是一个个语词，它们成为小说的主角，人物和故事只是语词获得意义的因缘聚合，而语词一旦获得意义就有了自己的意志和灵性，反过来改写人和事物的关系。在小说的跋里，韩少功表达了他对语词活生生的感受：“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有衰竭还有死亡。它们在特定的事实情境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一段时间以来，我的笔记本里就捕捉和囚禁了这些词。我反复端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