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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安妮直到最近才发现，自己可以不终止交谈、不使大家俯首盯着自己鞋子瞧，便可来述说此事。她的母亲重新迁往伦敦定居，旋即再婚，并把他们姐弟俩打发到寄宿学校念书。尽管安妮对于这段往事只是一笔带过，却看得出罗伯特能够领略那埋藏其中、始终未能释然的痛苦有多么深沉。 次日早晨，罗伯特开着他的吉普车把安妮送到渡口，安全送抵天主教女修道院。未来一年她就要在这儿生活、教书。性情慈爱、有点近视的法裔加拿大籍院长只是偶尔才对她投以不以为然的眼神。 接下来的三个多月里，安妮每周三都会见到来镇上采购物品的罗伯特。他的“周拉”——当地话——说得相当流利，每个星期都会为她上一次课，两人也渐渐成了朋友，但并非情侣。相反地，安妮失身给一个名叫查威尔的塞内加尔美男子。她记得对那人热情如火的求爱，自己大声而认真地回答：“愿意！” 后来罗伯特被调往达卡。临行前的一天晚上，安妮过河去与他饯别。当时美国国内正举行新任总统大选，他俩心情凝重地听着收音机噼哩啪啦地播报尼克松拿下一州又一州的胜利。罗伯特如丧至亲般，情感激动，哽咽着对她说明这对他的国家、还有他的许多友人在亚洲打的那场仗代表着什么意义时，安妮不禁为之深深感动。她搂住他的脖子，拥抱着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是个女孩，而是一个女人。 直到他离去以后，她又遇到一些其他的和平工作团志愿者，这才明白了他是多么难得。他们绝大多数不是有鸦片瘾就是惹人生厌，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其中甚至有个眼神昏滞、双目泛红、扎着马尾巴的家伙，宣称他已经整整“兴奋”了一年。 第二年七月，她回到达卡搭机返家时，又和罗伯特见过一面。这里的人说的是另一种叫做欧罗夫的语言，他也已经讲得很顺溜。他住在机场附近，近得每次只要有飞机飞过，就不得不停止交谈。为了适应这种恶劣的环境，他取得一份详细记录，上面记着每一班飞进或飞出达卡的飞机时间，经过两夜的研读之后熟记在胸。每当一架飞机飞过，他便背诵一遍它的起站、航线和终点。安妮哈哈大笑，似乎有点伤了罗伯特的心。当天晚上，她乘着月色，搭机返乡。 之后整整七年里，他们彼此从未再见过一面。安妮一帆风顺地念完牛津大学，创办了一份以攻讦谩骂为主的激进派杂志，看似不经任何策划、设计的内容，却在英国取得耀眼的成绩，颇令她的朋友们反感，这是安妮最不想做的事情。于是她改行当起记者，在遥远的英国东北角为一家晚报工作。她的母亲只来探望过她一次，就被当地的景色和女儿所居住的那间沾满煤炭的简陋小屋惹得难过不已，一路哭着回到伦敦。她伤心得有理。 安妮坚守了一年工作岗位之后，终于收拾行李，飞往纽约，在自我吹捧下，竟连她自己也感错愕地把自己“吹”进了《滚石》杂志。 对于人，她擅长的是做恶狠狠、攻击性的侧写，而非阿谀谄媚。一大群人恶意批评她，说她笔下的受害者一定会要不了多久就用光，但事实却不然。他们持续送上门来，渐渐成为某种被安妮·格雷夫斯“做了”或“埋葬”了（这种讥诮话甚至在牛津时代就传开了）的受虐狂。 有一天，罗伯特打电话到办公室找她，一时间那名字对她很陌生。“曾经有个晚上在丛林里给你一张床睡的土巴！”他提示。 他们约好见面喝一杯。罗伯特的样子比安妮记忆中好看多了。他说他一直密切注意着有她署名的文章，而且似乎比她还熟悉她所写的每一篇东西。目前他正担任地方助理检察官，同时在职业许可的范围内为卡特阵营工作。 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拥有满腔压抑不住的热情。最重要的是，他能令她开怀大笑。此外，他的头发比她这五年来约会过的所有男性都更短、更直。 相对于满柜子都是黑色皮件和安全别针的安妮，罗伯特的衣柜里装的全是可以扣在衬衫上的衣领和灯芯绒裤。外出时，两人有如LL宾恩对上性感手枪。这种有违传统的搭配对他俩都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刺激。 在床上，他俩的性爱缠绵持久。事实证明，若是她实话实说的话，罗伯特颇令人意外地，并非如她暗地里担心的是个禁欲者。事实上，他远比大部分自她来到纽约之后曾经和她上床的那些麻醉在毒品堆里、让人毫无兴致的男子有创意多了。几周以后，当她提到这一点，罗伯特默默沉思了一阵。就在她回忆起从前他大声背诵每一班由达卡起飞的班机时刻表的情景时，他极为严肃地答复道：他一向相信，性，就像法律一样，惟有勤练，方能生巧。 他们在次年春天结婚，三年之后，他们的独生女儿克蕾斯来到人间。 安妮把工作带上火车，堆在面前。不是基于习惯，而是盼望借此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那是不惜重资委托一位极为难缠的大小说家所写的文章校样。克蕾斯称这位作家为“安妮的大人物级作家”。她期盼它将会成为举国瞩目的作品。安妮已经把其中的第一段看了三遍，却一个字也没有记住。 罗伯特从医院打她的移动电话号码联系：情况毫无变化，克蕾斯仍未恢复意识。 “你的意思是——昏迷不醒？”安妮以挑衅的口气逼他照实告诉自己。 “院方不是那么形容的。不过，不错，我想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还有呢？”回答他的是短暂的沉吟，“说啊，罗伯特，看老天份上！” “她的腿情况也非常糟糕，好像是……卡车从她的腿上辗过去了。”
《马语者》第一部：重创 第2章（2）
安妮倒抽一口冷气。 “他们现在正在给她做检查。听着，安妮，我最好回那边去。我会到火车站接你。” “不，别过来。留下来陪她。我自己叫车过去。” “也好！要是有新的变化，我会打电话给你。”他略一沉吟，“她会没事的。” “嗯，我知道。”她摁下话机的按钮，将它放下。 车窗外，洒遍阳光的白色田野在火车匆匆飞奔而过中变幻着色彩。安妮搜遍提袋，找出她的太阳眼镜戴上，然后把头靠到椅背上。 罗伯特的第一次电话一打来，安妮内心的愧疚感便油然而生。她应该在那儿的。这是她挂上电话后对唐·法罗说的第一句话。他曾亲切和蔼地走过来，搂着她，说着种种宽慰人的话。 “那有什么用，安妮，你不可能改变什么。” “不，我可以，我可以阻止她出去。罗伯特究竟是怎么想的，这种日子竟然也让她出去骑马。” “这是美好的一天。换成你，也不会阻止她。” 法罗说得当然没错，然而内心的愧疚依旧存在。因为她知道，无论如何，昨晚她应该陪着他们才对。在对女儿十三年生命的内疚痕迹中，这不过是漫长裂痕开端的一个小点而已。 克蕾斯出生时，安妮曾搁下六周工作，分分秒秒珍爱着这个小生命。不错，在许多不那么可爱的时刻里，呵护的工作便转移到牙买加籍保姆爱尔莎身上。直到今天，爱尔莎在他们的家庭生活里依旧占有关键的地位。 就像许多满怀抱负的同辈女性一样，安妮决心证明自己能是好母亲，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女性。但与其他媒体中的妈妈纷纷利用工作之便，倡扬这一理论不同，安妮从不以此炫耀，屡屡谢绝刊登她与克蕾斯合照的请求，没多久那些女性杂志便不再约她了。不久之前，她发现克蕾斯在翻阅一篇描写一位电视界女强人骄傲地和其新生儿合照的报导。“为什么我们从没做过这种事？”克蕾斯头也不抬地问。安妮尖酸地回答：她认为那就像刻意演出的化装照，相当不道德。克蕾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依旧瞧也没瞧她一眼。她淡淡地回应一声，快速翻到另一页：“我想只要你假装没有孩子，人们大概就会觉得你比较年轻吧！” 这番评论和那显然不带一丝怨恨的口吻，听得安妮心中蓦然一震。接下来的好几个星期里．她满脑子想的就只有她和克蕾斯之间的牵系，或者，像她现在心中恍然明白的——两人缺乏沟通。情况并不是一直如此。直到四年前首次接下编辑工作以前，安妮始终认为，没有任何母女比她和克蕾斯更亲密，并互相引以为自豪。当时，身为一个知名记者，名气比自己笔下报导的许多人物更大的安妮，时间始终属于自己。只要她高兴，她爱在家工作就在家工作，想请几天假就请几天假。出门旅行时，她可以带着安妮同行。她们曾在巴黎一家著名的高级旅馆度过将近整整一星期，等待一位贵妇名媛的首席时装设计师答应安妮正式拜见——只有她们俩。她们每天散步好几里路逛街购物、游览风光，到了晚上便像一对淘气姐妹般挤在一张帝王的镀金大床上，对着电视机狂饮大吃，享受可口的客房服务。 主管生涯则截然不同。起初，在处于将一份枯燥乏味、读者稀少的杂志转变为全城最热门的刊物那股紧张的情绪和异常的欣悦中，安妮拒绝承认家庭为它付出的代价。现在她和克蕾斯之间拥有的是她傲然称之为“高品质时间”的相处。如今回想起来，那 “高品质”对于克蕾斯而言，似乎主要的是压迫。 她们每天早晨有一个小时可以相处，这段时间她用来逼孩子练钢琴，晚上的两个小时则逼她做功课。母亲循循善诱的话语，似乎注定要逐渐演变为批评、挑剔。 到了周末，情况会好一些，而骑马也有助于两人之间还存在的脆弱桥梁不至于断裂。安妮本身虽然不再骑马，但和罗伯特不同的是，从小她对骑马和跳跃表演就有了解。她乐于督促克蕾斯和她的马匹学习各项骑术。只是，即使是在两人相处得最快乐的时刻，克蕾斯也无法和她分享与罗伯特在一起的那种自自在在的推心置腹。 克蕾斯的爸爸，在许多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上，总是以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