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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的前几天，伦敦有成千上万的人示威反战，这么多人游行在欧洲任何大城市从来没有过。在柏林和巴黎有几千人失踪，大部分是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人中的和平主义者。甚至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英国人和德国人就想结束战争，在第一片树叶凋落以前，最晚到圣诞节以前。在英国对判定谁是敌人还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军事独裁者是敌人，德国人民不是敌人。坐船到汉堡来回，8月8日旅行社的票价还是45先令，几天后报纸上还在为1915年德累斯顿之夏音乐会做广告呢。
都为自己的民族欢呼（2）
然而，几个月后，即1914年底，黑色和白色成了时尚的流行色，人民的意志占了上风，但报纸上的基调是打仗；怀疑之色——不显眼的灰色已经没有位置。令人费解的是，在英国，有的爱国者除掉了他们所养的猎獾狗，因为猎獾狗是德国品种；在德国，培养精英们的高贵女儿的教育机构，即按照英国的好传统培养“英国小姐”的机构，必须将名字改掉。
所有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都为自己的民族欢呼。正在开始的民主时代被逼得无路可走，在重要的西欧国家，尽管自由党派和社会民主党派在议会中占大多数（在德国，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席位远远多于其他政党；在英国，工党和自由党处于执政位置；在法国是社会主义党人掌握政权），然而，当战争爆发时，他们的理想破灭了。
德国人的形象——欧洲蛮子，这该由他们自己负责，许多看法每天都在证明这一点。德国的将军、实业家、政治家、出版家，他们的统治者更不用说了，他们以优越者自居，用强有力的口号“德意志高于一切，高于世上的一切”凌驾于别国之上。皇帝用来号召“德国人民”去发动战争的语言是当时典型的德意志时代精神：“战争势在必行，敌人在和平时期袭击我们，所以我发出号召！拿起武器！任何动摇、任何犹豫都是对祖国的背叛。事关我们父辈创立的帝国的存亡，事关德意志政权和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存亡。我们要抵抗，直至人和马匹只剩最后一口气。我们会经得住这场战争的考验，哪怕面对全世界的敌人。德国从来没有被战胜过，只要团结一致，和上帝一起前进。上帝曾和我们的父辈们在一起，上帝也将和我们在一起。”用行动开始，不考虑后果，这是典型的日耳曼本性。这种本性只怕上帝。根据这种本性，世界应该按德意志精神发展才健康。皇帝的口号在30年以后还可以这么写，用这种腔调，用这种语言，在另外一个帝国，有一个人签字，他现在正兴高采烈地学着这一号召：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只有像1914年的德国军队那样的军队，才能单独跟别的军队作战。”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御林军步兵团的编年史家大声说，“在军队里，每个人都通过经常骂人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严格教育和训练，而成为没有缺陷的守纪律的德国士兵。像1914年的德军那样的团结一致的、德国人民和祖国的军队，在世界上还没有过。”而这样的咆哮，确实不是独一无二的。
在德意志帝国有一首所谓的《仇恨英国歌》，它充分体现了德意志式的狂妄自大，成了街头的流行小调。此歌为某一个名叫恩斯特·利绍尔的德国人所作，作为德国声嘶力竭追求统治世界的有力证据、作为傲慢的普鲁士主义的证据。这首歌被译成英文，在许国英国报纸上刊登。一个未经训练的半吊子所写的语无伦次的东西，在正常的年代根本不值得一提。每个国家毕竟都有偏执者，何况那些年代已经是不正常的年代了。对英国的仇视竟然变成了一种民族诗，用来增强本民族的偏见，影响本国人民的情绪，毒害他们的思想。
这位笔杆子因此立了大功，甚至获得了一枚勋章。德国的小学生必须背诵他写的诗，威廉二世让人将这些诗印成传单、分发给部队：
我们只有唯一的敌人：
你们都知道，你们都知道，
他蜷缩在灰色的海峡对面，
满怀嫉妒、满怀愤恨、
充满阴险、充满狡诈，
一水之隔，水浓于血，
我们要控告。
我们发誓，共同发誓。
我们发誓，风吹不动。
我们向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发誓。
听着这句话，重复这句话，
它传遍整个欧洲：
不放弃仇恨，
我们只有一个恨，
我们一起爱，我们一起恨，
我们只有一个敌人：英国……
后来发表在《每日图报》上的反击诗体现出了激情——“打到德国人 ／ 全部打到…… ／ 割掉他们的舌头、挖出他们的眼球 ／ 打倒，全部打倒……”——在读者中赢得了热情的赞扬。这些诗和同时发表的、来自比利时和法国占领区的报道互相呼应，据说德国士兵在进军中将婴儿挑在刺刀上，割掉妇女的乳房，绞死神甫。
都为自己的民族欢呼（3）
被怀疑是间谍或埋伏在后方搞袭击的平民受到残酷的、毫不留情的枪杀，这是有据可查的。比如在迪南，德国兵枪杀了612名男子、妇女和儿童；在塔明有400个公民被机枪扫射而死，据说是因为他们袭击占领者。德军时时处处散布谣言，说什么他们的军营受到威胁，无辜的平民必须相信敌人案卷中的记录。严肃的学者们估计，在比利时被占领后，共有6500名平民遭德国蛮子的枪杀。
“反击诗”至少在平民读者中激起了对敌人的愤怒，有人抗议，要将敌人的舌头割掉、眼球挖出，但这是有失英国绅士身份的做法。来自法国的谣言说，有几个法国士兵真的将德国俘虏的眼球抠了出来，这种传说其实也太夸张了。
相反，德国的公民却在公开唱每一首仇恨歌，只要是反对英国的事情，他们都做。每一颗子弹都带着谩骂，每刺一刀都有毒，他们就是这样受教育的。这个国家里的学校其实就是兵营，在那里灌输威廉式的经典：纪律、服从、尽职、时刻准备牺牲等德意志道德。
当战争的威胁越来越严重时、当总参谋部越来越不耐烦地挥舞着叮当作响的军刀时、当理智越来越深地陷入虚假的激情时，很多国家的反战人士纷纷抗议和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即将来临的灾难；在英国的知名代表是伯特兰德·拉塞尔。然而当战争真的爆发了，这些人士就只会赞扬一个国家了，那就是自己的国家。除了卡尔·李卜克内西以外，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购了当时公布的战争公债。
最明显的民族主义信号来自德国，只要原则上对战争持另一种看法，那就被认为是想摧毁自己的民族。对德国人而言，战争是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必须完成的神圣任务，哪怕付出生命。不仅是贵族出身的将军、不仅是普鲁士的容克、不仅是平民政治家，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后面可以读到）、神职人员、宫廷的新教传道士和右翼天主教的教会先生们，都本着这种精神在吵吵嚷嚷，并因此而拿起武器。
93名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在一份战争宣言上签了名，其中有马克斯·普朗克、马克斯·赖因哈德、威廉·伦琴。宣言的名字叫《对文化界的号召》，于8月14日发表。
在所谓的才能卓越的人身上体现出一种思想紊乱、一种假聪明的狂妄，这种狂妄在他们的许诺中达到了顶峰：“请相信我们！相信作为拥有歌德、贝多芬、康德这样的文化名人和文化遗产的、高度文明的民族，我们会把这场战争打到底的。我们以我们的名义和荣誉向你们担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把这一宣言称为“德国人的最大罪行，一个比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罪行更糟糕的罪行”。
有一位著名科学家没有签名，并且他在一个提倡和平的、称为《致欧洲人宣言》的反战宣言上签了名，他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刚被柏林有名的卡尔…威廉研究所任命为教授，他当然面临着受镇压的危险——如果他的观点继续公开传播的话，然而他丝毫不予理会。“我的和平主义是我的本能感觉，是它在控制着我，它和任何一种理论无关，只是因为我对任何一种残酷和仇恨行为抱有深切的反感”。
后来他明确地表示，他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和平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有战斗意志的和平主义者：“为一个自己信仰的事业（比如和平）而死，比忍受一个自己不信仰的事业（比如战争），不是更好吗？” “民众如果不是受宣传的毒害，他们永远不会喜欢打仗的。”欧洲人民受到如此错误的教育而去美化战争，实在是一种不幸。
对英国人来讲，这次大战是在陌生场地上举行的足球比赛，比赛场地越大，则比赛中的刺激也越大。战争结束时只有战胜者和失败者，战争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按照体育标准，比赛分为高级和低级两种，但是有一定的规则，大家都必须令人满意地遵守规则。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是不自愿的参赛者，但他们偏偏碰上了这样的比赛。对他们来说，战争不是在陌生场地上进行的比赛，他们受到了袭击，因此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自己的家庭、保卫自己的祖国。
都为自己的民族欢呼（4）
德国袭击比利时后，英国议会和社会舆论起先意见非常一致，根据协约国协议所规定的义务，发生战争时，各国必须互相支持。在这以前，内阁中从未有过多数票主张战争的。但现在，和平主义者的声音小了。“我们必须战斗，荣誉要求我们战斗”。战斗是光荣的。许多人觉得，拯救和英国结盟的法国人、拯救被压迫的比利时人，是啊，把整个欧洲大陆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中拯救出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一旦德国胜利了，那么隔岸的美好土地也要受害，在德国占领者的威胁下，不列颠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