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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家喘一口气。
人们完全可以用某种借口很容易地解释圣诞和平这一奇迹，可以说成是上帝赐予的奇迹，用来诞生上帝的儿子的，但不会让所有的人都相信的。《曼彻斯特守卫者》的一个编辑将那忧伤的终曲最后归于和平的原因，仍然作了凡间的解释：“那不是上帝赐予的停战，不是通过宗教发起而成为权威的停战。相反，这一停战唤起了更多的希望，比宗教发起的和平蕴含着更多的希望。”因为这样的事情如果是由普通的人创造的——他们确实也创造了，尽管他们的处境令人绝望——那么人类就有希望。这就是希望所在，哪怕该诅咒的战争在继续，这一希望永远存在。
普通的人，十分普通的法国人，自从圣诞节以来和普通的巴伐利亚人处得这么好，新年后他们筑起了拒马① 、加固战壕，而且很乐意让对方出出主意，他们只说法语。法军的兵团日志记载着：“1月2日：他们深深地感到遗憾，从现在开始不能再跟我们说话了，他们的军官严厉禁止他们。1月3日：整个战线很安静，有时巴伐利亚士兵出现在防卫墙上，十分明显，他们的上司禁止他们和我们有任何接触。1月4日：安静的一天，只能和巴伐利亚人匆忙说几句话，免得被他们的军官听见。”
两天以后，法国第一连的下士于尔里克开小差，于是法军中也开始严格纪律。从现在开始，士兵们不许离开地下掩蔽部而跟德国人联谊。在兵团日志中简要记载着，从1915年1月14日开始，战争以激烈的交火继续进行。
战争后来持续了44个月，130万士兵丧生。雅克·塔迪在他的漫画集《阵地战》里算了一下，如果所有的法国阵亡士兵们在法国国庆日——7月14日——排成4行齐步走的话，到最后一个死者展现他那苍白之脸，至少要走6天5夜。如果换成德国人，将会有二百多万张这样苍白的面孔从坟墓里出现，但没有人再认识他们了。在东线打仗的俄国人于1916年复活节试图实行临时停战，他们约有180万士兵阵亡。奥地利有100万士兵阵亡，意大利……啊，这些数字。
第一次世界大战夺取了900万人的生命，这是一场原始灾难，但却不是自然灾害，“它是人为造成的，这一战争最后以各方的精疲力竭而告终。”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沃尔克·伯格哈恩分析说。他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造成更多人死亡、让人类屠杀达到顶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写了1914年圣诞和平的美国编年史家斯坦利·温特劳布也有这样的看法，他甚至将三十年战争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爆发。
为新闻而战（1）
来自前线的书信，写到这独一无二的圣诞停战时，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用一个模式写就的，就像出自战壕的例行公事：亲爱的父母亲 ／ 妻子 ／ 女友；我很好 ／ 非常好 ／ 不太好；敌人开枪了 ／ 不开枪了；天气很好 ／ 不好 ／ 非常可怕；你们好吗？给我寄卷烟 ／ 袜子 ／ 饼干。此外，上司写给阵亡士兵家属的信越来越多了——他们这些信也是千篇一律，只要翻译一下，可以用在每个国家——士兵们英勇战死后：尊敬的家属 ／ 太太，您的儿子 ／ 您的丈夫为祖国 ／ 为家乡 ／ 为大英帝国而阵亡，等等。
圣诞节后没几天，来了许多信，它们终于提到了一些别的内容，而且是一个奇迹，士兵终于不再写他们的人间地狱了，而是写由他们自己创造的天堂和平，他们的家属把这种和平理解为一种希望，要牢牢地把握住，希望和平这一奇迹能够尽可能持久地延续下去。这些信件转交给了报社。内容相同的细节——唱歌、交换礼物、友好联谊、停战——刊登在英国的每一种报纸上，包括各个郡的小报上。在德国很少发表，在法国根本不发表。
可是到了1915年1月初，英国《每日新闻》和这一圣诞节轰动事件联系在一起了。《每日新闻》一直是由军队控制的，以刊登关于敌方残酷行为的报道为主，现在报纸的版面已经不够用来登载这些人类美好的文件资料，甚至还不够用来登载阵亡士兵的名单。
英国报纸上口气尖锐起来，评论的火药味浓起来，观点极端起来。和解已没有余地，人们在争取先胜利再和平。H·G·威尔斯满腔激情地、有战斗力地、有预见地恳求政府，不许这些该死的普鲁士人按他们的设想去造就世界。“如果我们在战后允许德国人造军舰，哪怕就造一艘，或者如果我们不把佛里斯兰群岛和赫尔果兰岛从他们手里拿走，还有那些殖民地，那我们便是绝对的愚蠢”。当然威尔斯认为，好人最后是会胜利的。
在英国，跟在德国发表的煽动性文章相反，直到现在还有值得深思的文章和哀伤的终曲使我们对失去的东西抱有希望。大侦探舍洛克·福尔摩斯形象的塑造者阿瑟·柯南道尔在战后强调说，圣诞和平不仅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而且是人类所有残酷战争中的一个插曲。
如果说这次战争的历史已经有人写过，那么这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插曲肯定是人们能读到的故事之一。《南威尔士回声报》的一个编辑写道，这种敌我双方共同欢庆圣诞节的方式方法是一种奇迹：“他们在战壕里互相拜访，他们比赛足球，他们举行自行车赛，他们一起唱歌，他们毫不动摇地坚持非正式的停战，这一切肯定会作为这场大战中最令人意外的事件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每日镜报》的作者写出了读者的心声，读者看了有什么感想，他显然也很清楚。像这样的文章在德国不仅永远不会有人写，而且也永远不会发表，因为它干脆就是不符合那里的世界观：“一个士兵的心里很少有仇恨，他在打仗，因为这是他的职业。他的面前是什么、打仗的原因、怎么会打起来的、为了什么目的……他并不关心。他为他的国家打仗，他在跟他的国家的敌人打仗，作为敌方国家的一支军队，所有的人都是该诅咒的，都要把他们打得稀巴烂。但他知道，那些个人并没有这么坏，仇恨主要存在于家乡的后方……这个士兵想的是另外一些事情，他必须干活，他必须打赢仗。所以他没有时间去愤怒，而盲目的恨也只有在炽热的战斗中才能操纵他。在其他时间，他很清楚，这些战役都荒唐得很，他看到的这一切是多么的谬误。”
比如在圣诞节，这个普通的士兵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不能得出结论，因为他没有志同道合者，任何地方都没有，甚至在他的家人中也没有，家人们虽然在担心他的生命并希望他健康地回来。要是他回来，他得以一个胜利者回来，而不是以一个失败者。可是大部分人连尸体都回不去，他们被掩埋在佛兰德，这一点却没有人去想它，他们的母亲和妻子也没有想，她们把无限悲痛看作值得骄傲的哀伤。在德国，公众舆论全遵循报纸上发表的观点。而报纸上的观点是相当明确的，经过少量改动，20年后也可以用在纳粹的《冲锋队》中。下面一段文字于1915年1月8日发表在柏林《每日展望》上：
为新闻而战（2）
“法国人蜕变成破口大骂者，他们的正义感沾染着纯民族主义成分，通过今天发表的内容显得十分形象。其中一个观点坚持要以巴黎《晨报》的姿态而排除战壕里的友谊。众所周知，这种友谊其实已根据我们部队的观点由德方结束了……而《晨报》方式的排除怪诞得令人作呕，它只能被看作神经质的蜕变。”
巴黎的策划者，按德意志精神是柏林的“难兄难弟”，从他们的基本态度来看，他们跟那些在柏林的人一样，听到令人惊慌失措的报告，说圣诞节期间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和法国人在搞友好联谊活动，于是大肆发泄对敌人的愤恨：“法军的司令官应该让部下注意这种亲密行动的危害性。你们不应听从他们的友好习惯，要防止他们趋向亲善。你们的面前是野兽，是身上滴着妇女儿童鲜血的怪物，是放火者，是贼和虐待狂。”
编辑们也可以用谩骂来为《每日展望》服务，但是通常的仇恨歌已经无济于事了，向家属报道圣诞奇迹的那些士兵，他们的信已经被发表了，现在要作新的解释——宣传的老规矩。比如：可恶的英国人在拜访德国战壕时只有一个目的：探清敌人的阵地，人们从英国报纸上的讥讽性报道中可以看到。正因为这样——尽管实际上这样的事情非常少——所以就炮制出恰当的宣传谎言，向《每日展望》的读者提出一种相近的结论：人们感到某种形式的心痛，战士之间最后残剩的一点纯人际关系也破灭了，因为可恶的英国人仅仅是在利用这种停战，因此最高统帅部的反应是不可避免的。“强制性军事理由是提出禁令的决定性基础，很有可能会因此而丧失作战的能量，某些勇敢的士兵会非常反感，他们会将刚刚聊过天、交换过礼物或握过手的人在走出战壕时射倒。”
马尔科姆·布朗确信，没有报纸上的这些宣传以及类似的仇恨歌——包括英国人的仇恨——就不会有这种敌意。他引用一个德国少尉的话，那德国少尉先看看天空，然后对一个英国军官说：“我的天哪，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实现和平，大家都回家去呢？”
从上面观察，从一个这几天经常打电话求救、恳求仁慈和救命的瞭望台看，佛兰德地区好像已经不是这个地球上的地方，完全可以把它叫做月球表面，它满是弹坑，没有一个地方有一点人类生命的痕迹。但是对下面的人来讲，它好比是人间天堂，他们可以直着身子站在弹坑之间，就凭这一点，已经有了一种超凡的感觉。
要不是前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这种感觉是不会有的。仇恨到哪里去了呢？敌视又藏在哪里了？愤怒被埋在哪里了？一个官方记者痛苦地试图向他的英国读者作解释。阿斯米德·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