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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他想道：这话也对。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太师椅上坐下。
“那你说说是啥原因吧。”
“啥原因？头一年我咋对她来着？叫她自己捂着心口说说。在家，我就跟三孙子一样，啥不是敬着她，让着她？可她不是给我个寡妇脸，就是给人个后脊梁，像家里没我这个大活人一样。打不能打，钱也哄不转；热脸贴个冷屁股，你魏书记干不干？实话告诉你，结婚两年多，她跟我就同过两次……”
“行啦！”他打断宋天贵的诉苦，“我不听你们的私房话。你说别的！”
“说别的，”宋天贵气恼地嘟囔着，“反正，没法过，我早看出来，她心里……老想着一个人哩！”
“啊！”
他猛丁震颤了一下。抬眼偷偷看看宋天贵，而宋天贵也正狡黠地盯着他。两人的目光“砰”地撞在一起，几乎冒出了火花。他即刻把眼睛避开了。
顿时，临时法庭的森严气氛急转直下。停了片刻，他扭过僵直的脖子，对那两个民兵懊丧地挥挥手。
“去，叫外面的人都散开。这儿是谈家务事，又不是审案子，有啥好看的？”
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天贵”了。镇静下来以后，他问：
“你看咋办呢？你们还能好么？”
宋天贵咂咂嘴，意味深长地回答：
“我看？我看要不离开这个大队，她跟我好不了。”
“那么，”尽管他心里很难受，还是准备这么办，“她愿意离开这个大队么？愿意的话，我就给你们两口子的户口迁出去，找个好点的地方。”
“嘿嘿，”宋天贵冷笑着斜眼看了看他，话外有话，“枪子儿打她都离不开！”
两个人都沉默了。
“唉，那咋办呢？”“审判官”束手无策了，向“被告”讨教。
“咋办？”“被告”耐心地指导“审判官”，“你魏书记有的是办法。你只要给我在别的地方——要好的地方，找到工作，安上户口，我的归我的，她的归她的——我也不是坑人的人，决不多要；‘一夜夫妻百日恩’，好赖她还跟我过了快三年哩，我就离！反正我在外面跑惯了，窝在她手上还憋气。”
“离……这多不好。”“审判官”还想尽量调解。
“算啦，别哄娃娃啦！”“被告”根本不听，脑袋一晃，“我早看透了，她压根儿就不是想着跟我过日子，我也不是挡人道儿的人。”说完，小木匠又含蓄地瞟了他一眼。
“嗯，那么，柴山口公社咋样？那儿有木材加工厂，书记我也熟。我让杨会计给他写封信，你带去就行了。”
“唔，”“被告”居然有权参与拟定对自己的判决，考虑了好半天，终于点点头，“行！”
尽管韩玉梅的婚姻又失败了，可是人很快就恢复了青春——其实，那年她也不到二十八岁。满月过后，天渐渐热了，男男女女都换上了单衣衫。韩玉梅穿着这两年做的衣服，胸脯和臀部都像黄河里的风帆一样饱满。她的头发又乌黑而有光泽了，皮肤又白皙而细腻了，眼睛里又现出了活泼热情的神采。在“粮食工厂”和井台边，又能经常听到她那爽朗的天真的笑声。
夏天，庄户人多半是捧着碗蹲在房头吃晚饭的。他去挑水的时候，一路上总是遇到一连串亲热的问候：“吃了没？天贵。”“挑水呀？书记。”“来我们家尝点新鲜，刚摘下的豆角。”……唯独韩玉梅不答理他。她端着碗坐在自己的门前，一支筷子噙在嘴里，另一支筷子耷拉着，痴痴呆呆地凝视着他。她的眼睛里包含着一种带有强烈吸引力的拒绝，一种极其炽热的冷漠，一种怜悯的责怪，一种爱的恨。他放下扁担，拎起桶撂到井里，左右一摆，往下一松，再猛地一提，抓住桶环，顺手倒到另一个桶里。然后又重复一遍这套动作。然后两个桶都满了，然后挑着一担水回家。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仿佛不是在井口，而是紧贴着炼钢炉口一样，在高温的辐射下几乎要被熔化掉。直到拐过她的房角，他甚至还能感到这种热辐射的追击。每天，为了挑水，他要被弄得两头大汗——一天两担水，是少不了的。
离了婚的韩玉梅，使他熄灭了多年的情欲复燃起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想到河南木匠的抱怨，对照着睡在自己身边的女人，却和那个外乡人同病相怜起来。是的，跟一个老是“拉下个寡妇脸”、“给人个后脊梁”的女人在一起过日子是不快活；“热脸贴个冷屁股”，滋味确实不好受。他的女人呢，也别冤枉她，决没有“心里老想着一个”。她是天生的感情淡漠，关心男人、体贴男人的女性本能很弱，不仅不能理解自己丈夫的种种想法和某时某刻的心情，还动不动发点小脾气。有一种人——男人或女人——就是这样：在家庭生活中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缺点和错误，在法律上构不成必须离异的依据，但由于这种人——男人或女人——缺乏激情，缺乏温情，缺乏同情心，从而无形中具有了一种磁场。于是，在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中，会比她或他有了外遇更使他或她难受。因为这种折磨是长期的、无法发泄的，也就特别令人意志消沉。他的女人就是这样一种人，其实，懒、馋等等缺点，都可以用女性的柔情和温情来抵消掉。世界上有许多懒馋的妇女，也能让她丈夫觉得满意，而有许多勤劳节俭的妇女，却使丈夫陷入既说不出来，又道不明白的痛苦之中，其原因就在这里。
不错，他们生了三个娃娃，但夫妻两人在精神上却始终没有沟通。他本是个热情的、容易激动的汉子，但她却是黄河上游漂流下的大冰凌，轮船撞在上面都会熄火的。四十岁以后，他逐渐发觉自己的性格越来越暴躁、阴沉、忧郁，这和不顺心的夫妻生活有很大关系，常常缠绕在不可解脱的苦恼里。现在，有了韩玉梅，他好像在困境中看到了一线光明……
在他和贺立德挂上钩不久，有一天，他们家吃着晚饭，韩玉梅突然找到他门上来了。
“吃饭啦？书记。婶，吃的啥？”
他一看是韩玉梅，险些失手把碗掉在地上。韩玉梅看见他张皇失措的样子，心疼地抿嘴一笑，旋又瞥了他女人后背一眼，摆出一副正正经经的谈公事的面孔。
“书记，我跟你请假来了。我要进城去几天。”
“啊？”他的一口饭还塞在嘴里，仍不明白韩玉梅说的什么。
韩玉梅显然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理，真是咫尺天涯，柔肠寸断，不由得低下头去，又轻声要求了一遍。
“啊，进城干啥去？城里乱得鸡飞狗叫的。”他无心吃饭了，把碗筷放在小矮桌上。
韩玉梅在炕上坐下。他现在在县医院当医生的女儿当时还小，坐在炕前面的小板凳上吃饭。韩玉梅一面替他女儿编辫子，一面说：
“我要去上访。文化大革命，也叫我脑子开窍了。过去，我根本就不是那么回子事，全是那科长骗的！他骗了我不说，还编了一套胡话，害了跟我啥关系也没有的技术员。我这要去把事情搞清楚。”
韩玉梅虽然识字不多，但有线广播的大喇叭就安在庄子头上，正对着“粮食工厂”。“革命造反联合宣传部”、“红色电波”、“县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公社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节目，轰隆轰隆地，像飞机轮番轰炸一样，从天亮闹到天黑。
“嗐，提那些干啥！”他无着无落地搔搔剪得很短的平头，“这些年，啥运动也没运动到你头上嘛，谁也没有对你咋嘛！”
“我知道书记……跟乡亲们对我好，可你们越对我好，我心里越不踏实。”韩玉梅把他女儿的辫子编好，又细心地打了个漂亮的蝴蝶结。“越这样，我越要清清白白地站在你……跟乡亲们的面前。是啥就是啥，真金不怕火炼，再说，还得为那三个技术员说句公道话哩。”
韩玉梅虽然不会用“恢复名誉”这个词，但他完全明白了她的意思。
“那你找谁去哩？”
“广播里不是说了嘛，有群众上访接待站。我都打听好了，就在西门旁边。证明我也请杨会计开好了。”
一家人都好奇地看着她，庄户人进城，当时还看成是一件大事。他女儿羡慕地问：
“秀莲呢？秀莲也去么？”
秀莲就是那年在炕上睡着，韩玉梅给她去求香灰的婴儿，这时已经有八岁了。
“我把你妹妹放在罗渠公社她姨那儿住几天。”韩玉梅笑着回答他女儿的问话。
没有理由叫她不去。但他心里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快。
“那，啥时候走？”他怏怏地问。
“今儿夜里。”
“咋走得这么急？”他吃了一惊。
“城里给九队拉炭的车夜黑返回去。现时他们正喝酒哩，说好夜黑来带我。我早去早回。”
他肘子支在膝盖上，抱着头想了一会儿，其实他什么也没想，而是莫名其妙地、也是不可抑制地产生了惜别之情。然后抬起头，心绪烦乱地搓搓手，眼睛视而不见地望着门外蓝中透红的暮霭。
“那……就去吧。”
韩玉梅再没有说什么，下了炕，向他女人细声细气地告别了一声，很快从她身边走了出去。她卷起的那股令人心碎的气流，绕着他袅袅地旋转着，旋转着……
唉，当初为什么让她去呢？
他是共产党员，他不相信有鬼魂，但却希望有鬼魂。
驴车缓缓地向坡下走去。夜风突起，在驴车前面卷起一柱西北高原特有的小小的旋风，碎草细尘拔地而起。在偏西的月光下，旋风亭亭玉立，袅袅婀娜，但倏忽之间又不见了，消失在远处的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