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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嗐!”他眉飞色舞起来,“水文站光会看地图,我可是河边长大的。我这些日子去河滩看了无数遍:去年咱这一段冻得瓷实,冰凌一下,肯定在咱这儿堵住,非立起大冰山不行,再说,黄河水年年甩来甩去,今年河道该着往咱西边甩了。危险在咱们河西。‘大跃进’里不是说了嘛;他洋专家不如咱土专家。到时候,贺书记看吧,飞机来炸也来不及啦!”
“唔,”贺立德对他赞许地点点头,“这事,我可以考虑。”
接下来,贺立德也没有问韩玉梅,也没有再要那七八个坏人的任务,仿佛“坏”的质量能够顶“坏”的数量,就拿着独眼郝三触目惊心的“罪行”在全县宣讲。默默无闻的独眼郝三一下子出了大名。还了得!一个阶级敌人装成个老老实实的贫农,甘于寂寞地潜伏了十一年,最后在我们困难的时期暴动起来,疯狂地宰杀了集体的二十只羊……这大大地提高了群众阶级斗争的觉悟,“双打”运动终于在全县顺利地铺开了。
开“全县反坏人坏事誓师大会”的那一天,贺立德在主席台上作完报告下来,正在兴头上,随手一批,就批给他一部分防洪的专用粮。
粮食运回大队部,他叫全大队的人都到河滩的防洪坝上去。
“书记,带铁锹、背筐不带?”下面的队长问他。
“带背筐干啥?”他瞪起鹰眼。
“不是要加防洪坝么?”
“加个熊!”他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光带铁锹。主要把饭碗跟筷子带上。告诉大家:在防洪坝上加饭!一天两顿,见人就给!”
吃饭去!
吃饭去!
全大队的社员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高举着“大跃进”时配备给他们的红旗。男男女女,扶老携幼,喜气洋洋地用筷子敲打着饭盆,奏起自有“哆唻咪”以往从来没有过的那样雄壮威武的进行曲,斗志昂扬地向河滩出发了。
人到齐后,先开一顿稠粥。他三叔掌着勺子,掂量着人的大小、劳力的强弱舀饭。稠粥!这可是白生生的、亮晶晶的、粘糊糊的、香喷喷的奇珍,不是那掉在地上会碎成一摊粉末的糠饼子。他抱着两肘,虎视眈眈地蹲在防洪坝上亲自弹压。饭锅四周人虽然拥挤,却也秩序井然;舀多舀少,庄户人没一个敢言喘的。他看到大人娃娃一张张笑脸,心里想起独眼郝三,暗暗地说了声:
“值!”
社员的肚子吃胀了,一溜儿躺在防洪坝的坡上先晒一阵子太阳,再拿起铁锹在河滩的生荒地上翻地。也没有定额,翻多少算多少,可是社员的干劲却挺足。到了太阳偏西,再每人扒拉一碗稠粥,然后扛起铁锹、红旗回家。
这样,他在防洪坝东边开了一大片“黑田”。
粮食吃完了,他又跑到贺立德面前去诉苦,去报警。他发现,贺立德还是个对群众的饥苦关心的人,只要理由听起来顺耳,多少总会批一点。于是,他的胆子越来越大,编的谎话越来越圆,最终形成了他在那臭气熏人的茅坑上教给贺立德的处世哲学。
土地返潮了。中午,河滩上又冉冉地腾起氤氲的雾气。浮冰早已融化,春水一泻千里——冰凌当然没有立成冰山,畅通无阻地从他们魏家桥那段河道奔流而下。河滩上的柳树冒出绿烟,“爬地虎”的宿根也从土里顶出嫩芽。它从批来的防洪专用粮里拨出一口袋,叫会酿酒的罗寡妇酿了一桶私酒,又兑进去大量的凉白开,变成了两大桶,驮在驴背上,乘着筏子过了黄河。
“我告诉你,”他一边给驴煞肚带,一边狰狞地对罗寡妇说,“我这可是为大家伙好,你要在外头乱嚷嚷,小心我剜了你的舌头!”他知道他做的这事没法扯到政治思想工作上去,只好吓唬这个妇道人家。
“哎呀,我的好书记哩!”罗寡妇却晓事通理地一拍巴掌,“这是啥事,我能胡说哩。别看我嘴不牢靠,啥能说啥不能说,啥是好事啥是坏事,我肚肚子里有数哩。”
果然,历经以后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这爱给人拉个皮条,什么事到她耳朵里比“最新指示”传得还快的长舌妇,却对这件事守口如瓶。这也成了他一生中的无数的秘密之一。
过了河,走进沙漠,上天似乎有意惩罚他的恶行:他把水掺到酒里,自己却忘了带水,啃了两天干饼子,弄得唇裂口燥,两眼昏花。万幸,进了草原后很快找到了她原来认识的蒙古族牧民。她就请老朋友替她换豌豆。当时,只有蒙古族牧民手里有这种粮食——豌豆是喂马的好饲料。蒙古族人没有别的嗜好,就是爱喝两口。酒味虽然淡薄,但他们老于此道的舌头尝得出来这不是什么红薯、地瓜蒸的代用品,而是真正用粮食酿造的——六○年,这种幔X到哪里去找!
“浩秋(好酒)!浩秋!……”
老实的蒙古族牧民竖起拇指赞不绝口,整麻包整麻包换给他,还高高兴兴地用几匹马替他驮着豌豆,送到黄河边上。
清明刚过,“黑田”里的豌豆已经抽出四片叶子的小苗苗了。端午节还没有到,防洪坝东边的河滩上就盛开出一望无际的紫色、粉红色和白色的豌豆花……
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魏家桥大队四百多个男女社员,老老少少一千零几十口人,没有一个外流——魏德富不算,贺立德说他是“畏罪潜逃”,没有损失一匹大牲口,没有一个人得浮肿病,更没有一个人死亡。这种成绩,使省人委副主席亲自带队的检查团大为惊异。白发苍苍的副主席握着他的手,声音发颤他说:“魏天贵同志,魏天贵同志,你们大队的生产自救工作,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并叫记者给他们俩合影留念。临走又留下个戴眼镜的干部,照他编的话写了一大沓材料,为他呈请“农村模范党支部书记”的光荣称号。
不久,一面省人委送的大锦旗就高悬在王海家改的大队办公室的北墙上。
从此,他魏天贵开始成为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啊!主宰命运的星啊!你魏天贵“半个鬼”啊!……
第五章
驴车穿过了两边长着茂密的芦苇的地段,眼前豁然开朗。他仰起脸,看看越升越高的圆月,银河隐退了,星星疏落了,夜空像水洗过似的洁净无瑕。驴儿踏着慢步,蚊子钻入草丛。黄河也像入睡了,只听见他偶尔发出一两声鼾声。飘忽的夜风刮来一只飘忽的小甲虫,在他脖子上绕了一圈,又被飘忽的夜风带走,世界一下子寂静得惊人。他忽然感到一阵令人震颤的孤独和冷清。
老一辈人常说:“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这话不假。现在虽然有两男一女,真不如有个韩玉梅哩。老伴跟了他三十多年,最后也死了,就是不死,还是同陌生人一般。奇怪,有的夫妻尽管在一起生活了半辈子还不能互相了解,只有习惯,没有感情。而有的男女一见面却又像认识了半辈子一样,如胶似漆,怎么也甩不开。他寻思不透这是什么道理;他也不懂他二儿子朝他喊的“爱情”,他只觉得对韩玉梅有一种深深的、揪心扯肺的思念。即使这个女人也许在世界上消失了,但她的肉体就像糖溶化在水里一样已经溶化在他的血液中,在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使他的舌尖都能感到一丝一丝的甜蜜,觉得自己一生还是充实而有意思的。
啊,韩玉梅啊,韩玉梅!你在哪里?……
夏天,豌豆在“黑田”里成熟了,他带领比较强壮的庄户人夜以继日地割、打、收、分。像长城一样的防洪坝挡住了大片大片的豌豆花,挡住了累累的豌豆荚,挡住了好几百偷偷摸摸收割的庄户人。连明察秋毫的贺立德下他们队视察,也没发觉防洪坝东边隐藏着征购数字以外的粮食。
“牛马年,好种田。”六○年虽然是鼠年,可那一年的豌豆长得特别好:荚子饱满,颗粒滚圆。黑夜,庄户人跟老鼠一样把一包包豌豆从“黑田”里扛回家。搭上从公家食堂公开打回来的米汤,每家分的豌豆都能吃到明年春荒。集体挺过来了,庄子上又听到了戏谑的笑声,光屁股娃娃又跑到大路上撒欢蹬蹦子了。每天收工以后,家家都用罐头盒、铁锹头、瓦盆子——锅早已收去炼了钢了——煮着、炒着、熬着。虽然嚼的不过是豌豆,但在六○年,你还想吃啥?别处的庄户人,连马粪里没有消化的大麦粒儿还拣来吃哩。
这天傍晚,他照例挑着桶来井上打水,桶刚放下,一只胳膊就让人拽住了,他一回头,看到韩玉梅一张半嗔半喜的脸。一句话也没说,他低着脑袋跟她进了家。
韩玉梅用脊背咣嘡一声把门顶上,抱着肘子,蹶着嘴唇,像似憋了一肚子气,可是大眼睛又流波荡漾。
“天贵,你不是说了嘛……现实生活好了……”
他知道她要求的是什么。她过去喊他“大叔”,后来称他“书记”,现在叫他“天贵”,这不是明摆着的嘛。但是,他的脑袋却垂得更低了。
“你说,我现在表现的咋样吧?”韩玉梅鼓起腮帮子质问他。
“好哇。”他不得不说公道话。
真的,自那天晚上以后,韩玉梅果真走下青楼,从开“黑田”到收豌豆,她一个女人带着个吃奶的娃娃还每天出工,干不了重活也找轻活干。罗渠大队的罗麻子有一天晚上摸着黑又来找她,被她用铁锹拍了出去,脊背上还挨了一下,在井旁边的水坑里摔了个马趴。她家附近的人都听见罗麻子悻悻的骂声。第二天传了出去,庄子上的人更爱惜她了。本来,庄子上的人也没看不起她,现在,尤其是男人,都说“婊子从良饿死狗”,韩玉梅跟《活捉王魁》里的敫桂英一样,是个有情有义的女人,谁娶了她谁算修了八辈子福了。
“那……你为啥……”韩玉梅听了满意的回答,俊俏的脸上绽出了笑容,慢慢靠拢来,丰满的胸脯贴着他肌肉坚实的胸脯,又扬起脸,嘴伸到他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