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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诗歌就其颇有代表性的写作意识及流向而言，呈现出新一轮的狭隘化、蒙昧主义、独断论。考虑到它可能进一步恶性发展，有必要及时提出批评。
就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而言，“先锋”本来就是不“流行”的。先锋就是意识和技艺上超前的先驱的探索。然而，近些年蹊跷频生，我们也见惯不奇了，在诗歌界（大量网络诗歌和纸刊）流行的正是“日常主义先锋诗”浪潮。它们构成了新世纪初的“流行诗”。我命名的“先锋流行诗”，其基本模样是这样的；反道德，反文化，青春躁动期的怪癖和里比多的本能宣泄，公共化的闲言碎语、飞短流长，统一化的“口语”语型，俏皮话式的自恋和自虐的奇特混合，琐屑而纷乱的低匍的“记实性”。它们只有一个时间——现在，只有一种情境——乖戾，只有一种体验方式——人的自然之躯，只有一种发生学图式——即兴，只有一个主题——反XX。
我本不是“高雅而严肃”的作者和读者，有我大量的诗文为证。就诗歌阅读而言，我有着不比别人少的世俗趣味。因此，即使是对上述模样的“流行诗”，我也并不是完全持批判态度的；相反，从职业考虑我还读了不少——这是我能够发言的基础——有些诗诙谐、尖利、简捷、不装孙子，让人轻松。所以，我认为这种流行诗仍应属于“广义”的先锋诗，而不是被高雅人士斥责的“伪诗”。这篇批评文章潜在的前捉或起点是，我局部认同我所批评的对象（它有趣味有价值的方面），而对它的蒙昧之处也不想继续沉默。
就这种先锋“流行诗”的写作意识和文本观感而言，我越来越觉得，诗人们在不少大的意向上，其认识力和写作能力日渐变得狭隘，或是自我减缩、自我剥夺；它们不但给初涉诗歌的文学青年（以网虫为甚）造成了误导，而且带来了先锋诗写作中的新的阻塞。就其恶性膨胀的态势，我们选择两个问题略加辨析或讨论。
比如诗歌写作中的“非道德化”与“反道德”的差异问题，就成为流行诗的巨大盲点。“非道德化”与“反道德”是不同的。对这个前提的不明确，导致了一系列不明确。狭隘与教条自然就产生了。
对文学艺术特别是先锋诗歌而言，我一直持一种“非道德化”立场。诗是个体生命的本真展开，它的意味和兴趣是自由的、变动不居的，它应有能力包容个人化的经验，奇思异想乃至自由的性情。将世俗意义上的“道德正确”，作为衡估诗品的准绳，会扼杀掉诗歌的活力、经验承载力、求真意志、原创精神。如果只按是否合乎或是否推助了“道德”来要求诗歌，很明显，古今中外（特别是二十世纪末以降的现代诗）许多杰出的诗作就要重新评价了。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新诗中存在“惟道德”倾向。因此，“白洋淀诗群”、后期的朦胧诗和新生代诗歌，都有不同程度的“非道德化”倾向。诗人们真实地写出了对生命和生存的体验，使诗与思呈现出丰富的面目，并由此带来诗歌经验的复杂深度，话语的巨大包容力——这是人们都看到的简单的事实，但是如何厘定这个事实的准确含义？我一‘直以为无须多说，而目睹当下诗坛的情势，我日益感到有必要将此含义再澄清一下。
在我看来，“非道德化”的意思是，在诗歌写作中，诗人不拘囿于道德问题，无论它是形而下的实用道德，还是形而上的道德理念，诗人既不去考虑是否合乎它，也不去考虑是否嘲弄、反对、颠覆它。诗歌写作是生命和语言的相互打开，是更为开阔也更为有趣的事，诗人在自己真切的生命体验中自由地游走，将个人的经验和话语才智凝结为丰富奇异的文本，享受自由写作带来的身心激荡和欢愉敞亮。优秀的先锋诗人作为有魅力的“文学性个人”，他们的生命经验、书写的活力，均在话语里真正扎下了根，形成了非道德化写作的连续文脉。道德，在他们的诗中，既非依恃，也非对立面，诗人的视域远远超越了它。
由此，我们可以比照出当前日常主义“先锋流行诗”在写作意识及文本显示上的孱弱和单薄。本来可以作为珍贵的经验积累的“非道德化”倾向，到九十年代中后，似乎被一些自诩为“后现代”的口语诗人畸变发展为新一轮的教条——“反道德”。在许多刊物特别是网络上，我看到那些风云人物及大量盲目的随从者，像是一门心思要与“道德”对着干。其题材范畴、主题运思、话语方式、个人趣味等等，均刻意瞄准了戏弄和颠覆“道德”。
我理解在当下的历史语境里“道德”问题的复杂性，我们确实需要追问“什么是道德？”“谁的道德？”需要对它的细节含义，在历史中的变异，乃至道德谱系学有自觉的思考和批判。而新潮诗歌和诗论写作中的“非道德化”倾向，就与这种自觉的辨析有关。它会带来写作的真实性，人性的魅力与自由。但是，“反道德”写作却是狭隘和蒙昧的，这是一种寄生性的写作，缺乏独立自足的品质，它寄生在其“对立面”——道德身上，如果对立面不在场，作为诗歌它很可能不能自立。我个人认为，这些自诩的“后现代”，并未理解何谓反对“二元对立”思维。恰恰相反，他们按照某种贫乏的二元对立的想象力原型，在诗中大量制造并输出一种独断论信念：凡是道德的，就是我们要反对的；消解人文价值，就会自动带来不言而喻的“后现代”精神；人，除了欲望制导的幸福或压抑，不会有其他的幸福或压抑；敢于嘲弄和亵渎常人的道德感，才是先锋诗人写作“真实性”的标尺。——也许我这么总结会让某些诗人跳将起来，但读他们大量的文本使我只能得出如上结论。
而抛开这些流行诗恶俗的意趣不谈，仅从写作本身来看，它们也是谈不上真正的自由的。因为它们需要以“反向”的姿态，“看道德的眼色行事”。在此类诗人那里，诗仍然是工具，过去是宣谕“道德”的工具，现在则是宣扬“反道德”的工具。诗依然需要“主题先行”，只不过这主题由道德变为“反道德”。读这样的诗我常常会感到，某些诗人在“强己所难”，他们仿佛如神经质地折磨自己，力求折磨出“反道德”的感受来。怎么样将“恶”玩大，怎么样将“性”（和性别歧视）写得古怪，怎么在诗中发泄个人恩怨诋毁他人……等等，似乎是许多诗人主要的写作“发生学”。这是一种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它们不指向“日常”（不像诗人所言），倒指向“反常”，其经验更多是虚拟的极端鄙俗的“反道德”表演，诗人扮演的是一个戴铃铛帽的小恶人的角色，通过亵渎和自戕，达到满足自恋的目的。
因此，我要说的是，诗歌可以、也应该“非道德化”，但是犯不着死认准了“反道德”为写作的圭臬。诗歌没有禁区，故不要将道德视为新的禁区。如果一个诗人始终持“反道德”立场，那他就摆脱不了对道德的寄生或倚赖，往好里说这是画地为牢和哗众取宠，往坏里说就是愚昧和欺骗。或许会有人说，这样的“反道德”诗歌读者很多。我的回答是，这说明不了它的价值——如果一个人在光天化日下露阴，或有侵害攻击行为，其围观者也一定极多。我之所以在这里不点名、不引诗，只是考虑到应针对这一广泛的不良现象而不针对具体的诗人，它的确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我批评的目的是要提醒在诗歌写作中，不要在粉碎旧的教条主义、独断论之后，代之以新的教条主义、独断论。
与上述问题相应，在先锋“流行诗”中，对“超文化”与“反文化”的明显差异，也基本是懵懂无察，时常混为一谈的。这同样给我们的写作带来了巨大盲点和新的阻塞。
何谓“文化”？按照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泰勒为之下的著名定义是，“人类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的和所接受的任何才能和教育的复合体。”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文化”的词义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以这些广阔的定义来看，诗歌无疑是文化中的精髓部分之一。但是，回到诗歌写作特别是先锋诗写作内部的特殊性来看，它显然又不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的“文化知识”。我们可以说，有效的现代诗写作，既不指望得到主流文化的理解和撑持，也不会靠仅仅与此对抗来获具单薄的寄生性“意义”，它的话语和魅力来源要广泛得多。
其实，新生代诗歌以来的中国先锋诗，因其将“生命体验”作为写作的基本材料，所以它们不是惟文化的，而常常是“超文化”的——那些诗人不会考虑甚至有意回避诗歌文本表面上的“文化感”，“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它远远超越了既成文化的畛域。诗人自由地处理各自的生命体验，只要忠实于心灵，在技艺上成色饱满就是好诗。恰好是这些超越文化的生命之诗，给诗坛带来了某种新异而深刻的“亚文化”成果。重读新生代诗歌，我们会感到题材开阔，话语形式多样，日常生活、形而上奇思异想、大自然及人性的隐秘纹理，乃至某种向度的语言批判、文化批判，都恰当地灌注其间。
然而奇怪的是，这种开阔的“超文化”意识，在当下却被畸变为一种蒙昧主义式的“反文化”浪潮。我看到许多在网刊和纸刊上飞来跑去的“骁将”，似乎一门心思在展览自己的“浑不吝”嘴脸。他们自诩为“第三代口语诗”的徒弟，却完全误读或篡改了第三代诗的“超文化”倾向，将之减缩为“反文化”。其家常做法似乎是专找“文化”的事儿，凡是有较强文化意味的理念、遗产、文学文本、习俗——乃至那些文明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