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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36年4月，狄兰与凯特琳相遇，一见钟情。是老画家约翰（Augustus John）把自己年轻的女友介绍给这个爱尔兰诗人的。狄兰那又迷糊又热烈的性格，与凯特琳不同节奏的慵懒及暴烈的活力竟如此契合。凯特琳是邓肯式的自由舞蹈家，生长在爱尔兰，从父母婚姻破裂的豪宅逃出来后，过着自由放荡的生活。刚经历超现实主义时期的狄兰正心灰意懒，被凯特琳一把火点燃。第二次见面是在朋友家的聚会上，他俩公开调情，导致两个男人在停车场酒后斗殴，最后老画家把诗人击倒在地，带女友扬长而去。
狄兰不甘心，接连不断给凯特琳写情书：“我并非只想要你一天，一天是蚊虫生命的长度：我要的是如大象那样巨大疯狂的野兽的一生。”凯特琳终于离开了约翰，投入他怀抱中。在某种意义上，他俩都天真无邪，对世界存在的方式几乎一无所知，并且不在乎这种无知。这天性深处的共同点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同年7月12日，他俩突然结婚了。他们在市政厅办理了登记手续，身五分文，没有亲友参加。如此仓促成婚，恐怕是狄兰担心再次失去凯特琳。他们没有家，只能到亲友家轮流借宿。当新婚夫妇头一次回到天鹅海镇，母亲看不惯凯特琳那身吉普赛的服饰，不同意这桩婚事，他们只好搬到凯特琳母亲家去住。像以往那样，狄兰到处跟朋友借债。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以名望而非以尊严获得贫困；我尽可能做到的是保持贫困的尊严。”他还是多少有些进项，比如零星发表的诗作及书评的稿费。另外，美国新方向出版社的老板劳夫林买下今后五本书的 版权，这样每周都有一笔津贴。他们用这笔钱在劳佛恩（Laugharne）租下一间渔舍。那里多种语言混杂，主要是威尔士人后裔，混杂着荷兰人、英格兰人和西班牙人血液。按狄兰的说法，那是个小镇中的岛屿，有人在开始工作前就退休了，其他人似乎“像威尔士吸食鸦片的人，在天堂半睡半醒”。
对狄兰来说，劳佛恩简直就是天堂，又舒适又便宜，但唯一能把他们从贫困中解救出来的还是伦敦，而他对伦敦充满怨恨。在他看来，伦敦是个让死者不安宁的疯狂都市，“很多年我都不再想去伦敦。那儿的知识界头脑忙碌但一无所获；其魅力有一股山羊味；根本就没好坏之分。”
1938年凯特琳怀孕了。压力越来越大，最让他们担心的是账单。在给朋友的信中，狄兰写道：“贫困让我懒散而心灵手巧。我不是那种好天气的诗人，或抒情的妓女，或等待涓流的闪亮的小碗，或刮胡子时用豪言壮语破了相的男人；我喜欢有规律的餐饮，一张桌一把尺——和三支笔。”
在1939年二战前夜，狄兰出版了他的第三本诗集《爱的地图》，包括几篇超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其中十六首诗中大都是重写的旧作。在和凯特琳相好后的两年半时间，他只写了五首诗。
战争爆发，似乎是对狄兰本人及其诗歌权力的恶意攻击。幸好在体检时，医生诊断他患有急性哮喘而免去他服兵役。除了不去死，还要想法子活下来。而真正的麻烦还是债务，他必须凑够七十英镑，否则全家就要从鱼舍被赶出来。在英国著名诗人斯班德（Stephen Spender）的呼吁下，作家们终于凑够了一笔钱，渡过这一难关。
而战争带来电影特别是纪录片的繁荣，可谓绝处逢生。狄兰自幼喜欢电影，曾在校刊上发表过有关现代电影发展的文章。他在一家电影公司，找到份工作，周薪七英镑，后长到十英镑。除了写纪录片脚本外，还参加配音。战争期间，他先后写了十部纪录片。这一以视觉为主的新经验，为他的后期诗歌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使他从早期的抽象夸张的隐喻，转向一种更经济更精确更简朴的表达。
他们住在伦敦一个单间公寓，家徒四壁。在1942年的一封信中，狄兰写道：“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挺好。我要的是社会，而非我自己，有个地方坐着有张床躺下；谁想要个丈夫和他拥有的东西呢？”狄兰白天忙着拍电影，晚上泡酒吧。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自食其力。
一天晚上，狄兰因压力过大，陷于疯狂状态，把部分诗稿撕碎扔进垃圾箱。第二天凯特琳翻垃圾箱，抢救那些诗稿。她感叹道：“狄兰腐败了，完全彻底腐败了。我可救不了他，如果他不能自救的话，就让他烂掉吧。”
战争结束了，继而是全面的经济萧条，很多人失业。英国广播公司（BBC）给作家和诗人带来一线生机。1946年8月《图画邮报》的一篇文章中，把诗人混进的BBC称作“啼鸟们的窝”。由狄更森（Patric Dickinson）主持BBC的诗歌节目，他把许多诗人伙伴召了进去，包括狄兰。但由于狄兰偶尔在播音时出现醉态，未能成为正式雇员。在诗人之笔的介入下，一种由BBC传遍世界的最优秀的英文应运而生。
狄兰整天叼着烟卷，挺着啤酒肚，明显发福了。据一个朋友描述，他晚上泡在酒吧里，被一帮崇拜者团团围住，他们伸着脖子捕捉只言片语。“我说，再来一扎。”他用来自腹部的低音说，一阵骚动，一扎啤酒很快就传过来。
1946年诗集《死亡与出场》问世，引起轰动，确立了他在英国诗歌界的地位。电影脚本和广播稿的写作，显然给他的诗歌带来变化——更清晰更透明了。特别是《十月的诗》，达到了一种悠闲与感观之美的平衡。这首诗孕育于战时，前后花了三年时间才最后定稿。
由于凯特琳对钱满不在乎的态度和狄兰在管账方面的无能，债台高筑。他们借酒浇愁，吵架成了家常便饭。而英国经济进一步衰退，犯罪率越来越高，打家劫舍，穷凶极恶。生活完全看不到任何希望，狄兰开始求美国的同行，帮助他们全家移民到美国，“对一个赞助人来说易如反掌，他要么让我和家人在纽约过豪华生活，要么在德克萨斯州找个狗窝。我最想做的是朗诵，图书馆，或在哈佛讲学。”他让新方向出版社请他去美国，并试图在弗吉尼亚大学找工作。
在去大洋彼岸移民的等待中 ，狄兰度日如年。1947年初，他向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格林（Graham Greene）求援，并附上他的电影剧本。格林回信说喜欢他的电影剧本。感谢之余，他请求格林给他更多的机会还债：“我自然会写比这好一百倍的剧本，毫无问题。除了恐怖故事我还能写别的，我心甘情愿。”
狄兰在BBC一周广播一次，除了写专稿外，他也朗诵自己的诗作。这一威尔士游吟诗人的传统，对他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他写道：“朗诵自己的诗如同从口袋里放出猫。你总是会怀疑诗的音步是否过重、过生猛草率，而突然间，当环绕在诗人的舌头上时，你的疑惑就会烟消云散。”播音就像写纪录片脚本一样提纯他的诗歌写作。清晰是广大听众的需要，虽然他在广播中声称不可能过于清晰，而其过于复杂化的风格一次次让他陷入混乱中。正是私人吟咏与公共宣读之间的对比与差异，让他解开诗歌表达中的某些结。
1947年1月，他从牛津写信给父母，告诉他们在新闻简报后是他主播的“今夜谈话”。很多人都觉得这节目有点儿古怪，特别是在新闻简报后。一封听众来信这样写道：“它一半热情，另一半让我想到的是从蒙昧主义者到装腔作势的人，从超现实主义喜剧演员到疯子。”狄兰全身投人工作中，几乎整整一年没写诗，而BBC付给他的工资又少得可怜。在BBC保留至今的档案中，多是他要钱的请求，未完成某项指定工作以及和财务部门吵架的记录。
一个牛津大学的历史教授是他的崇拜者，于是狄兰一家搬进他在牛津住宅后花园的小木屋。但喧闹和没完没了的借钱，让教授很快就厌倦了。而教授夫人玛格丽特（Margaret Taylor）却成为狄兰生命后期最大的恩人，尽管她和凯特琳不和，甚至吵过架（狄兰也站在凯特琳一边跟她争吵），她还是尽其所能帮助他们一家。为了避免相邻的冲突，她用自己的私房钱，在牛津郡乡间买下—栋农舍供他们居住。
狄兰把自己父母也接过来。他父亲体弱多病；母亲摔坏了膝盖，无法再照顾老伴。狄兰尽量呆在伦敦，很少回来，以逃避家庭和父母。家庭重担落在凯特琳肩上，她变得越来越暴躁不安。而财政状况每况愈下，狄兰不仅无法支付所得税，连日常开销都人不敷出。他自哀自怜：”这儿没什么可卖的。我的灵魂卖掉了，载的才智迷失了，我的身体东倒西歪了，孩子太小，我不能卖掉凯特琳，墙上唯一的照片来自《图画邮报》，我们的狗是杂种，猫是半只耗子。在这老房子里剩下的是贫困的小小欢乐。”
玛格丽特再次伸出援助之手。她不计前嫌，卖掉这栋农舍，用这笔钱在劳夫恩买下一栋叫船坞的房子，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在漂泊多年后，狄兰一家终于在故乡安顿下来，他还在附近为年迈多病的父母租了个房子。狄兰对玛格丽特充满了感激之情，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五
死亡也不得统治万物
死亡也不得统治万物。
赤裸的死者一定会
与风中的人西天的月融为一体；
当他们的骨头被剔净而剔净的骨头又消失
他们的臂肘和脚下一定有星星；
尽管他们疯狂也一定会清醒，
尽管他们沉落入海也会再一次升起；
尽管恋人已失去爱情也不会失去；
死亡也不得统治万物。
死亡也不得统治万物。
在大海的曲折辗转下
他们长久地仰卧而不会像风一样消逝；
当肌松腱懈，在刑架上挣扎，
虽被缚于轮上，他们也不会崩溃；
他们手中的信仰被折成两段，
独角兽般的邪、恶将他们彻底刺穿；
整个身子裂成了碎片他们也不会屈服；
死亡也不得统治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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