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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查考它们的来历，就往往把它们也当做什么了不起的古迹，也笼统地加以保护，甚至替它们做了义务宣传，这就太不值得了。
泰山的舍身崖究竟算不算得是一个名胜古迹，我希望文物专家和有关同志进行认真的研究，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确认它是一个有价值的古迹，就应该提出正机面的解释；如果认为不是什么古迹，也要把理由说清楚，以免人们难辨是非。
原来所谓“舍身”是佛教的用语，意思是舍出性命，避免轮回的苦厄，祈求来生的幸福。泰山的舍身崖便是由此而来。在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此后一些信奉佛教的人，便到处传播轮回之说，并且劝人舍身。有的上许愿舍身，再用钱去赎身。如南北时代梁武帝萧衍，因为信奉佛教，曾经三次舍身于佛寺，都用钱赎回。萧衍是个皇帝，他当然不可能真的舍身。所以《梁书》《武帝本纪》载：
“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舆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因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冬十月己酉，舆驾还宫，大赦改元。”
这样的舍身对于封建帝王和贵族是很容易做到的，而被剥削阶级群众则绝对不能做。所以，除了许愿舍身而又用钱赎身的以外，还有另一种舍身，那就是真的把性命舍了出去。有的人登上高山削壁，跳崖舍身。泰山的舍身崖就属于这一类。据明代万历年间刊印的《岱史》卷四载：
“舍身崖其北联属日观峰，下余三面，崖壁陡削数百丈，中有石凸起丈许。愚民往往舍身投崖，徼轮回之福。尚书何起鸣设垣墙示禁，因勒石曰爱身崖。”
何起鸣虽然是封建官员，也看不惯那些人舍身的行为，他尽力设法禁止跳崖舍身的不幸事件发生，并且把舍身崖改名为爱身崖，这个用意是很好的。可是，在过去那样黑暗的时代，有许多人为现实生活所迫，不得不走上了舍身崖，企图摆脱一辈子的痛苦，避免所谓轮回的厄运，追求虚空的未来幸福。那些舍身投崖的人，并不因为何起鸣等人的告示而有所悔悟。所以后来的《山东通志》又写道：
“舍身崖在泰山顶，东南削壁直下，约千丈余。四方愚民惑于轮回之说，多舍身其中。官设藩篱御之，亦不能禁。”
这就证明，那些跳崖舍身的行为，并非一段围墙和一纸布告就能阻止的。这是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悲剧，恰如解放以前南京燕子矶常常发生跳崖自杀的事件一样。同时，这又是宗教迷信对于人们的最大毒害。在这一点上说，宗教比鸦片的毒害更要猛烈得多了。
过去游览泰山的人们，在他们的诗文中极少提到舍身崖，因为绝大多数人对它都不抱好感。有许多游客知道它的来历，根本不把它当做什么名胜古迹。偶然有只提到它，也是对它表示不满的情绪。如明代有一位不大知名的诗人李炯然，为舍身崖写过一首绝句，他说：
“舍身崖下深难测，每怪轻生世上人。
我亦有身偏自重，舍身除是为君亲。”
不管他说的什么君亲，这首诗毕竟表明，古代有许多人对舍身崖都是表示反对的。
那末，我们现在何必又把舍身崖看做泰山的名胜古迹而拍入镜头呢？如果已经拍入影片而不可更改的话，我以为就应该把它的来历说清楚，做一些消毒的工作。并且只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风景来看待，而不必说是什么舍身崖。然而，这对于介绍泰山的影片来说，会不会有点煞风景呢？我想也不一定吧！
由此应该得到经验，今后无论用什么形式介绍名胜古迹，首先要认真地把古迹做一番鉴别才好。
为李三才辩护
在北京的历史人物中，明代通州李三才的事迹，似乎久已被湮没了。这是研究地方史的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最近我同史学界的个别朋友，偶然谈起此人。回来翻阅一些史料，才发现旧史家对李三才的评论颇有问题，应该重新加以研究。
李三才字道甫，别号修吾，明代万历二年进士，曾任“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户部尚书”等官职。他反对当时征收矿税的办法，并且积极支持东林党人。他是《明史》上的有名人物。
清初张廷玉等撰修《明史》，其中有《李三才传》。这一篇列传的末段，有几行带总结性的文字。它写道：
“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者，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
看了这段文字，我们就不难想见，历来关于李三才的评论，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派观点。一派人说他好，一派人说他坏。这两派爱憎分明，旗鼓相对。这对于研究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者，却也是个值得重视的例子。虽然，李三才远不能与历史上最著名的大人物相比，可是象他这样的历史人物，数量更多，更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明史》说李三才“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这句话并不是好话。如果照这样说，李三才似乎是惯于耍手段，弄权术的人。可是，事实地却不是这样。据明代《神宗实录》的材料，李三才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曾一再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他大胆地揭发了太监利用征收矿税的名义，大肆勒索，为非作恶的罪行。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治水旱。这些主张都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夺俸五月”。这怎么能说是“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呢？
因为多次上疏没有结果，李三才曾经请求辞官回家，却又有许多朝士上疏加以挽留。当任职“凤阳巡抚”的期间，他也曾搜抄了太监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的几十万赃款及奇珍异宝、龙文服器等等，并将程守训“下吏伏法，远近大快”。这大概就是被认为“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的证据吧！
当然，在那个时候还出现了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东林党人”，而“三才与深相结”。因此，当时有一班顽固腐败的势力，极力攻击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同时也极力攻击李三才。后来魏忠贤听一伙人，更把李三才和东林党人同样当做不共戴天的仇敌，那是毫不足怪的。
那一班顽固腐败势力，以邵辅忠、徐兆魁等人为代表，在太监们的嗾使之下，自然要大肆攻击李三才。他们攻击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第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这也正是《明史》说他“性不能持廉”的事实根据吧。但是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请遣中官按问”，“清诸臣会勘”，“请上亲鞫”。看来他是理直气壮的，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问题的真相如何，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据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和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都说：李三才“尝语其子：身殁之日，用柳木棺一具，牛车载出，一效张汤故事。亦足悲矣。公殁后，圹无志，墓无碑，所著无自欺堂稿、双鹤轩集、诚耻录诸书，无一存者”。
从他生前死后的这些事实中，我们对于李三才的一生为人虽然不能认为全无缺点，但是，他总应该算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啊。这篇短文有可能也不打算详细评论有关李三才的全部历史事实，然而，如果因此引起一部分朋友的兴趣，或者在通县一带还能找到他的著作，那不是很有意思吗？孙承泽在他的《畿辅人物志》中还说，李三才曾在“京师卜宅城东之张家湾”。也许我们还能找到他的故宅遗址，也未可知。
林白水之死
《夜话》在报纸上连续发表，而对于报纸方面的事情却几乎一点也不曾谈起，这是什么原故？难道你对这一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吗？
熟悉的朋友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责难，不禁使我哑然失笑。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好了，现在刚巧有一封读者来信，要我谈谈林白水之死，这一下总算有机会谈到新闻方面的事情了。
这封来信对于林白水的为人和被害的原因，都提出了询问。来信人写道：
“辛亥革命以后，报馆的主笔如林白水，他被杀死是不是由于他反抗军阀、主持正义呢？我不大明白真相。为什么解放后没有人提起他呢？希望你能把他的不白之冤，公之世人，使死者在地下也能含笑长眠。我曾亲眼看见林白水死后陈尸天桥。这样的惨死在当时还不止他一人。”
据我所知林白水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著名报人之一。他本名林獬，字少泉，又名万里，号宣樊，笔名有退室学者、白话道人等，晚年又号白水，福州人。他是甲午战争中作战牺牲的扬威军舰的指挥员林少谷的侄子，早年在林琴南主办的《杭州白话报》当编辑，从此走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虽然他也曾在福州创办“蒙学堂”，做过其他活动，但是，他的一生主要是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新闻工作，也算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报刊的一个代表人物。
查阅中国报刊史料，我们就会发现在辛亥革命以前，具有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报刊，曾经一度风起云涌。其中有一个《中国白话报》，创刊于清代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即公元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销行国内外，主持人便是林白水。当时它的名字虽然叫做《中国白话报》，实际上是一份杂志，而不是一张报纸，这好比当时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也是杂志而非报纸一样。但是，他办的不只是这个杂志，还的确有其他几种报纸。如在光绪三十年，即一九○四年，他继续在上海和蔡元培等人合办了一个《警钟日报》，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后来因为刊登了德国在山东等地侵犯中国主权的消息和评论，受到德国总领事的无理干涉，要求清朝政府加以禁止。此外，他还曾参加过《苏报》的编辑工作。
在辛亥革命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