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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无论哪一个行业，都会有精通业务技术知识的圣人出现。古代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个时代呢？今天的中学毕业生，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很多，只要自己努力，毫无疑问都能做出显著的成绩。否则，即便继续升学，将来也干不成什么大事！
一块瓦片
偶然同编辑同志谈定了这个题目。这意思是说，我写的文章可能比抛砖引玉的砖头还不如，只能算是一块很平常的瓦片。
对于一块瓦片，谁会重视它呢？然而，仔细想想，问题却也不少。
我们的祖先老早就会烧瓦片。相传三国时代西蜀的大学者谯周所撰的《古史考》说：“夏世昆吾氏作屋瓦。”晋代张华的《博物志》说：“桀作瓦。”看来古代学者对于瓦片的起源，只上溯到夏代为止。可惜他们当时不懂得考古发掘，这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的祖先却很重视瓦片，把它大书特书，传之千古。后来瓦片太多了，人们慢慢地熟视无睹，也是很自然的。
为了在无数的瓦片中能够知所区别，历来造瓦的匠人，往往独出心裁，运用各种材料，制成各种花样，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走进北京的故宫，到处看见的琉璃瓦，就是屋瓦的高级品种之一。宋代王子韶的《鸡跖集》说：“琉璃瓦一名缥瓦。”这种屋瓦在宋代以前已经相当普遍了。所以唐代诗人皮日休《奉和鲁望早春雪中作吴体见寄》的诗中写道：“竹根乍烧玉节快，酒面新泼金膏寒。全吴缥瓦十万户，惟君与我如袁安。”当时盖琉璃瓦的房屋，居然动辄有十万户之多，这样豪华的建筑与皮日休、鲁望的卧雪生涯相对照，恰恰反映了唐代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而皮日休这一派诗人大胆地揭露了唐代封建制度的黑暗面，这正是他们进步性的表现。
除了琉璃瓦以外，历来的封建贵族还不断出奇制胜，采用许多贵重的材料，造出种种比琉璃瓦更加希罕的屋瓦。你说什么材料最贵重，他们就用什么材料去造瓦。尤其是金属，由恶金到美金，几乎都被历代的贵族豪门用去造瓦，简直无一例外。
铁，古代称为恶金，用它造瓦自然是不奇怪的了。《大明一统志》载：“庐山天池寺，洪武间敕建，殿皆铁瓦。”明代诗人，号称十大才子之一的李梦阳，在诗中写道：“庐山绝顶天池寺，铁瓦为堂石为柱。”这座“天池寺”虽然早已毁坏了，但是有一部分铁瓦却一直保存到现在。
再说用铜造瓦，也不奇怪。《天中记》有一节文字，描写“西域泥婆罗宫中，有七重楼，复铜瓦，楹栋皆大琲杂宝”。由此不难想见，在那样大建筑的屋顶上，尽是铜瓦，光辉灿烂，多么富丽堂皇！然而，那又是古代多少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啊！
这还不算，还有一些古代国家的贵族阶级，竟然要用银子造瓦，以装饰自己豪华的宫殿。据《新唐书》的《南蛮传》记载：“骠……自号突罗朱闍婆，……王居以金为甓，厨复银瓦。”这一段文字记载用不着解释，一看便知。当然这是历史的往事了。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地区，象这种银瓦的建筑物似乎也有的一直保存了相当长的时期。
至于五代时期蜀主王建诗中所谓“月冷江清过腊时，玉阶金瓦雪澌澌”。这里说的“金瓦”是否真的用金子造的，谁也不能断定。但是，至少可以相信，它也决非普通的屋瓦可比，也许是涂了泥金的，或者比泥金更为讲究。那么，这些不也够奢侈了吗？
与历代贵族们穷奢极侈的各种金属屋瓦相比，过去无论在什么时候，中国一般人民建筑的房屋可就简陋得很了。
在北方，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农民们的屋顶铺着石瓦。这种石头的瓦片由来已久。南北朝时期梁元帝的九贞馆碑文中就曾写道：“日晖石瓦，东跳灵寿之峰；月荫玉床，西瞻华盖之岭。”可见石头瓦片之用于建筑，已经有了长久的历史。令人奇怪的是，如今新式的建筑物，为什么对于这样坚固、耐久而又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材料，却不多采用了呢？
在南方，因为大量生长着竹子，一般人民更普遍地用竹片做屋瓦。这种竹瓦也有很久的历史。唐代大诗人元稹写过“竹瓦风频裂”的句子。王禹偁在《黄冈竹楼记》中写道：“竹之为瓦，仅十稔；若重复之，得二十稔。”明代钟惺的《江行俳体》也写道：“处处葑田催种麦，家家竹瓦代诛茅。”历来还有许多类似的诗文，都可以证明竹瓦在南方的大量出现。
还有许多穷到无立锥之地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既然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了，当然也不可能有房子，不可能有一块瓦片了。正如《新唐书》的《五行志》所载：“咸通十四年，成都童谣曰：……头无片瓦，地有残灰。”又如蔡珪在《花亭图》诗中写道：“头无片瓦足无土，不犯清波过一生。”这的确可以反映中国历史上被剥削阶级极端穷困的生活情况。”
可见就讲一块瓦片，也有种种复杂的情形，需要进行历史的分析。而且这里同样用得着阶级的分析。看是什么样的阶级，就用什么一种瓦片，界限分明，混淆不得。无论你是学历史的也好，学建筑的也好，学工业的也好，似乎都应该由小小的一块瓦片开始，对一切客观的事物，继续不断地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
讲一点教授法
在高等学校读书的同学们，暑假在一起谈心，偶尔批评到他们的老师中有的人太不讲究教授法，使得学生们不愿意听他的课。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教授法的好坏，对教学的质量关系重大。一切为人师者都不能不注意教授法的问题。
同学们批评有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课往往似懂非懂，叫人听不明白，讲得很费劲，好象老师自己也不明白似的。再加上有的老师对学生的预习和复习又抓不紧，不好好进行帮助，学生听讲时就抓不住要点，没有明确的目的，下课以后总是忙于补习听不懂的课，精神十分被动，深感苦恼。对于平时作业，老师也很少深入检查，学生只要把作业交了，老师带起就走，过几天退回，对的就对了，错的老师就改了，彼此不闻不问。日常的考查更少，一到了大考的时候，免不了要手忙脚乱。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课程，本来要重视在实验室中的实验操作，可是有的老师不能进行确切的指导，操作对不对，往往也不清楚。大考之前的复习也缺乏认真的帮助，以致学生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复习。这些都可以说明，有的老师还没有掌握一套教授法，因此，要想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就有困难。
为了改进教学，我们的各级学校领导干部，帮助教师们讲究教授法，我看是很必要的。毛泽东同志早于一九二九年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就特别提到了教授法的重要性。他当时提出了十条教授法，这就是：一、启发式（废止注入式）；二、由近及远；三、由浅入深；四、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五、说话要明白；六、说话要有趣味；七、以姿势助说话；八、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九、要提纲；十、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这十条教授法实际上不单适用于人民的革命军队，而且是可以普遍适用的，任何教学方法都离不开这十条原则。毫无疑义，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这些教授法，乃是总结了前人的丰富教学经验的结果。
在文化历史悠久的古中国，最早讲到教授法的要数《礼记》的《学记》篇。它说：“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这就是说，一年四时都要有一定的教学内容，课外必须认真自习，加以辅导。正课和辅导课要密切结合。没有一定的辅导课，正课就学不好。不努力自习，也学不好正课。正课与课外作业结合得好，学生的学习兴趣就更高，学习的成绩一定也更好。《学记》中还说了教师和学生应当注意的其他许多事项。比如说：“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又说：“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这些的确都是教学两方面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
除了《学记》以外，其他书籍记载教学方法和经验的还多得很。例如《国语》载：“朝而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修复，夜而记过。”这就把教学的程序规定得非常清楚。照我们现在的话说，这就是要求老师给学生讲授课业的时候，必须当场讲解透彻，使学生完全懂得，下课以后再让学生自修和复习，容易记错的地方特别要多记几遍。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设定的学校制度，虽然教学的目的是落后的或反动的，但是教授法仍有许多可取之处。汉代的儒学是人所共知的，可以不说；且说蒙古族统治的元代。据《元史》《选举志》载，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复设助教，同掌学事，而专守一斋；正录申明规矩，督习课业。……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正录伴读，亦以次而传习之。次日抽签，令诸生复说其功课。”这样的教授法，明清以后基本上没有改变。
而且，从前有许多知名的学者，往往私人讲学，他们的教授法更有特色，如宋代廖莹中的《江行杂录》描写了司马光的教授法，他说：“温公之仕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县，每日与本县从学者十许人讲书，用一大竹筒，筒内贮竹签，上书学生姓名，讲后一日即抽签令讲，讲不通则微数责之。”我们的教师对学生的要求似乎应该比司马光更严格一些，而决不应该比他还不如。
具体说来，各科有各科的要求，当然说不完。但是，不管什么学科，教师总应该经常考查，直到学生真正懂了为止。复习的题目尤其应该使学生觉得有兴趣，而不觉得是负担。教师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