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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于实事求是做了最确切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不但是我们大家公认为最好的学习态度,而且也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所必需的正确态度。
做学问的人,要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毫无疑问,除了实事求是以外,再也不能设想还会有别的什么态度了。这种态度,和任何穿凿附会的作风,决没有丝毫共通之处。只有用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及其他一切工作,才有成功的希望。
自学与家传
昨天,一位六十八岁的老医师来信说:
“我有一个十九岁的独生女,本在××学院读书,因听力较差(患先天性右耳导闭塞,X光线检查证明,不能动手术),读到一九六一年夏季,赶不上功课,以致退学。今夏本拟应北京师范大学文科考试,昨健康检查证明,以听力关系不及格,如是只好在家。……我的爱人又于一九六一年去世,因此父女相依为命,不愿她登记远行。小女及我都为此十分徬徨。……请问应如何改变现状,不令小女闲坐在家?”
这个问题似乎有必要在《夜话》中谈谈,以供更多的读者参考,因此,我又在这里作公开的答复。
无论是什么原因不能升学,学生本人和家长都应该抱定一个正确的态度,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法。
就这位老医师所述的情况而论,他的女儿既然因为耳朵有病不能升学,又不宜离家远行,那末,正确的办法是什么呢?我以为她应该有计划地在家自学。古来不知有多少著名的学者都是自学成功的。现在我们需要什么参考书籍,到外可以找得到,又有许多辅导学习的组织,自学的便利条件比古人优越千万倍,并且现在自学的效果也不比在学校读书的差多少。而这位老医师的女儿更有比别人特殊优越的条件,她可以跟她的父亲学医,使家传的学问进一步发扬光大起来。在这位医师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的情况下,他们正好可以把自学与家传相结合,一方面解决女儿的学业前途问题;另一方面解决父亲的家学继承问题。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南北朝时代大名鼎鼎的文人江总,就是自学成名的。据《陈书》卷二十七《江总传》称:“总七岁而孤,依于外氏,幼聪敏,有至性。……及长,笃学,有辞采。家传赐书数千卷,总昼夜寻读,未尝辍手。……年少有名”,时人“雅相推重”。同样的例子,每个朝代都有。如元代的王冕出身于牧牛童,终于自学成名;明代的朱恕是樵子出身,后来成为泰州学派的继承人。这些已为一般读者所共知,就不必说了。
仅仅以历代名医的事迹为证,我们也不难断定,自学与家传相结合是完全可行的有效办法。例如,宋代的名医庞安时,便是家传医术、自学成名的一个典型人物,而且他恰巧也是耳朵有病的人。据《宋史》卷四百六十二《方技列传》载:
“安时字安常,……儿时能读书,过目辄记。父世医也,授以脉决。……独取黄帝扁鹊之脉书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说,时出新意,辨诘不可屈,父大惊,时年犹未冠。已而病聩,乃益读灵枢、太素、甲乙诸秘书;凡经传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贯。”
当时他的医名传播全国,许多学者在笔记中常常提到庞安时的事迹。苏东坡在《东坡杂记》中特别写下了他和庞安时谈话的情形,颇为有趣。东坡写道:
“庞安常善医而聩,与人语,书在纸,始能答。东坡笑曰:吾与君皆异人也。吾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非异人而何?”
看来庞安时不只是听力不好,简直是耳聋得厉害,所以东坡与他谈话,不能不用笔谈。然而,这一点也没有妨碍他对医学愈来愈深入的研究,甚且正因为他耳朵听不见了,倒更加能够专心于研究,而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当时另一个著名学者张耒,在《明道杂志》中说:
“高医庞安时者,治疾无不愈,其处方用意,几似古人。……庞得他人药,尝之,入口即知此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他生平还有许多事迹,流传久远。我觉得他的事迹特别值得介绍,所以多费了一些笔墨。
至于元代的名医余士冕,也是因自学与家传而成名的。据《歙县志》载:“冕字子敬,父幼白,精歧黄理,辑有苍生司命。冕尤能世其家学,沉疴立起,试多奇中。”明代的名医潘仁仲,相传四世皆为“回春妙手”。我想这些就不需要详述了。《礼记》上说,“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这句话的意思固然不应该机械地加以解释,但是大体上说,学医的要几辈相传才能积累可靠的经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希望给我写信的这位老医师和他的女儿,能够在我们今天崭新的社会制度下,以自学和家传相结合的办法,做出新的成绩。
当然,这种自学与家传的途径和办法,绝不限于医学一个方面,其他方面同样可以采取这个办法,以解决与此类似的其他困难的问题。
行行出圣人
“家中父母叫我毕业以后,赶快回乡参加生产。一是跟我父亲种菜,二是跟我哥哥去学理发,三是在农场的公共食堂里当炊事员。我想了又想,我家没人读过书,只我一人现在初中刚毕业,干么又回去生产呢?再说,种菜、理发、做饭有什么学的?将来见到同学们一个个升学干大事,自己也怪难为情的。请你说说,我该怎么办?”
这是抄录一位青年读者来信中的一段。我把他提出的问题,认真地做了一番考虑。估计到这个问题也许不是极个别的,所以我决定在这里做一个公开的答复。
我并不认为父母之命是不可违抗的。但是,如果父母的意见正确,当然就应该服从。这位青年读者的父母,要求儿子在初中毕业后回乡参加生产,这无疑是正确的。现在乡村里需要劳动力,各种生产事业都等待着年青人去经营,这是客观的实际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服从客观的需要,自觉地把客观的需要变成我们主观的志愿。这样,主观的志愿和客观的需要,自然而然就统一起来了。
参加生产劳动的这个志愿如能确定,那末,具体选择种菜、理发、做饭或其他,就好说了。不管你干哪一行,只要你肯努力,一定会有显著的成就。谁要是轻视任何一种劳动,那至少证明他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庸人。对于这种庸人,你又何必说什么呢!
俗语说:“行行出状元。”你果真努力,将来也许会成了状元。不过,所谓状元本来是专指进士的第一名,它是唐代以后科举制度的特殊名称。如今人们借用状元来称呼各行各业有显著成就的人,其实并不很恰当。对于这些有显著成就的杰出人物,我以为应该称他们为“圣人”。按《书经》《洪范》篇载:“恭作肃,从作又,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宋代蔡沉注云:“睿者通乎微也,圣者无不通也。”可见彻底精通一门知识的人,都应该称为圣人。各行各业既然都有精通业务、成就显著的人物,因此说“行行出圣人”也无不可。
先以种菜为例。要种好一片菜园子,可真不容易啊!老菜农都有一整套内容丰富的技术知识。最有经验的种菜的老把势,无疑地可以称为圣人。大家知道,在我们中国古老的历史上,孔子总算是被公认为最博学的圣人了;但是,孔子对于种菜的老农民却非常尊重,他说过“吾不如老圃”这样谦逊的话,你以为是偶然的吗?绝对不是。历来因为种菜而成名的人很不少。比如,宋代有一位苏云卿,就是种菜的高手。据《宋史》《苏云卿传》载:
“苏云卿,广汉人。绍兴间来豫章东湖,结庐独居。……披荆畚砾为圃,艺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虽隆暑极寒,土焦草冻,圃不绝蔬,滋郁畅茂,四时之品无阙者,味视他圃尤胜。又不二价,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输值。”
当时张浚当宰相,派人去请他出任重要的官职,苏云卿坚决推辞不干。其实象他这样的人,各个时代都有不少。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之下,种菜是不可或缺的生产事业之一,当一个种菜的好手,比古代逃避现实的隐士更要高尚得多了。
再以理发为例。这个行业也有很长久的历史。虽然古人理发没有象现在这么多的样式和复杂的操作技术,一般人都能自理。明代屠隆的《考槃余事》中说:“小文具匣以紫檀为之,内藏小裁刀、锥子、穵耳、挑牙、消息,修指甲刀、剉指剔指刀、发剔、镊子等件,旅途利用,似不可少。”这就证明当时一般旅客要理发、修面等等,自己都能做。但是,古时候也有专门替别人理发的工匠。宋代张端义的《贵耳集》中有这样的记载:
“京下忽阙见钱,市间颇皇皇。忽一日,秦会之呼一镊工栉发,以五千当二钱犒之。谕云:此钱数日间有旨不使,早用之。镊工亲得钧旨,遂与外人言之。不三日间,京下见钱顿出。”
这个例子中说的秦会之,便是遗臭万年的卖国贼秦桧,他当时如何祸国殃民,自不必说。我们引用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宋代不但已经有了专门理发的工匠,而且有的理发匠手艺很高,所以秦桧一次就赏了他五千当二钱。至于从前理发业供奉黄帝轩辕氏为祖师,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张华《博物志》说:“轩辕作镜、镊、剃刀。”有了这一条做根据,当然也可以说理发是由远古圣人创始的了。
如果再说做饭,那末,传说中的庖牺氏就是以庖厨而得名的。司马贞在《补史记》《三皇本纪》中写道:“太皞庖羲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还有,古代另一个大圣人伊尹,也是由厨师出身,后来当了商汤的宰相,这在《史记》《商本纪》中同样记载得很清楚,恕我不再征引。
总之,无论哪一个行业,都会有精通业务技术知识的圣人出现。古代尚且如此,何况